通俗西藏史系列——通俗西藏史《吐蕃王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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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斜陽——赤祖德贊的反照
缽闡布的施政之道
我們必須很遺憾的承認，西藏的歷史文獻中，后世高僧所著的教法史料占據了其中的絕大多數。這些高僧對于所有弘揚佛教的內容都傾注了極大的熱誠，但對于和宗教無關的民生市政則惜墨如金。
這導致，赤祖德贊和兩位缽闡布在史籍里，仿佛除了弘揚佛學別的事情什么也沒干。
這種感覺肯定有失偏頗，兩位缽闡布能夠被赤德松贊遺命托孤，必然不是凡品。而且，這兩位僧相（缽闡布）在任上也確實稱得上殫精竭慮、勤勤懇懇。
我們至少能從其他幾個方面，看到他們的貢獻。
首先，在兩位缽闡布的運作下，贊普之位得以順利交接。
在吐蕃的歷史上，每當贊普交接之時，幾乎各種陰謀、叛亂都會趁機興風作浪。但在赤祖德贊接手王位期間，吐蕃政壇卻出奇的平靜，從中便可窺見缽闡布的控制能力。
其次，缽闡布也是唐蕃“長慶會盟”的主要推手。
上一節我們提到了，吐蕃國內對于唐蕃會盟有著強大的反對聲浪。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大家族邊將，幾乎矢志不移的破壞會盟的可能性。
面對以大氏族邊將為主的強大勢力，即便是掌控朝政的缽闡布也不得不暫避鋒芒。他們在等待著一個打擊主戰派的機會，公元819年的鹽州之敗，終于給了他們這個借口。
鹽州之戰的影響并不只限于戰場交鋒，吐蕃國內在此戰之后，也開始認識到，軍隊素質上的碾壓優勢再也不復存在。也難怪，吐蕃這幾十年來，雖然在戰場上頗有斬獲。但和唐朝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帝國比拼消耗，顯然是不明智的。
再說，唐朝自從采納了李泌的“北和回紇，南通南詔，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的連橫之計。
回紇（后改名回鶻）、南詔、大食都成了吐蕃的死對頭。這幾個國家，那一個不是威名赫赫的一方霸主？哥幾個一起上來揍吐蕃，吐蕃就是再硬實，也有點招架不住。
唐軍其實在戰場上早就發現，吐蕃軍中已經出現了大量的仆從部隊。這些部隊包含臣服于吐蕃的吐谷渾、白蘭羌、黨項甚至被俘的河隴唐人。仆從軍隊雖然人數眾多，但跟之前的吐蕃士卒相比戰斗力相差甚遠。
鹽州之戰中，黨項族士兵只能打順風仗的弱點便暴露無遺。但常年的戰爭消耗，早已讓吐蕃不堪重負，他們也只能越來越依靠這些仆從士兵戰斗力。最終，這些常年跟隨吐蕃出征的部隊，在吐蕃王朝崩潰后，結成了自己的種族，這便是一度稱雄河西走廊的“溫末”族裔。
缽闡布當然是明眼人，他們主持吐蕃國內經濟生活，對于民生凋敝的現狀自然有著切膚之痛。
所以，即便是在鹽州之戰期間，唐蕃兩國議和的使臣也沒有斷絕往來。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4月，吐蕃派論乞髯使唐告哀，唐廷廢朝三日以示致哀，唐朝則派使節入蕃吊唁。
入吐蕃吊唁的唐使，向吐蕃缽闡布請求釋放扶余準和李驂二位唐朝官員。扶余準和李驂被俘已達三十年，在吐蕃缽闡布的斡旋之下，吐蕃放還這兩位官員。
公元818年（唐元和十三年）9月，吐蕃使者論短立藏使唐。就在論短立藏尚在長安之時，宥州之戰便爆發。
但好像邊境戰事，并未影響朝堂上的和睦氣氛。次年，唐朝邊將吐蕃使者論短立藏放還。這位出使唐朝的吐蕃使臣，比起因戰爭被扣唐朝十數年的前輩來說，運氣顯然好了很多。其實這也和唐蕃兩國，都無心再戰有很大關系。
吐蕃打不動了，唐朝其實也不想打。雖然在戰場獲勝，但國內的那本爛賬還得咬著牙翻。
唐朝自從憲宗皇帝（李純）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繼位后，一度勵精圖治，振奮朝綱。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連續出兵削藩。先后將西川、夏綏、鎮海、魏博四鎮節度使平滅，并連續討伐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和淄青節度使李師道。
在憲宗的強大壓力下，各地藩鎮至少名義上全部臣服于唐朝。各路節度使重新向中央繳納賦稅，接受朝廷任免官吏。
但唐朝國內政局上，牛李黨爭開始發力了。最后，甚至演變成了為了反對而反對的死磕。這場持續了將近四十年的黨爭，對唐朝的政治體制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影響，以至于宦官手中的權柄愈重，終成日后震驚天下的“甘露之變”。
即便如此，憲宗朝內，藩鎮割據勢力收到了壓制，中央權力得以伸張。唐朝頗有中興之象，因憲宗年號為元和，史稱“元和中興”。
可惜憲宗晚年，任由宦官專權。最終，他也嘗到了宦官謀逆的滋味。
鹽州之戰剛剛結束，國內正在一片歡騰之時。公元820年（元和十五年）2月14日，宦官王守澄、陳弘智等為了立李恒為帝，潛入寢宮謀殺了唐憲宗（李純）。
然后，他們守住宮門不準朝臣入內，偽稱李純“誤服丹石，毒發暴崩”。同時，假傳遺詔命李恒繼位，是為唐穆宗，改年號為“長慶”。
穆宗即位后，根本無心治國理政，一門心思就想著玩兒，玩兒的混天黑的。
他還認為藩鎮已平，不用養著軍隊了，怪費錢的。干脆下了一道命令，各地軍鎮每一百名士兵，必須削兵籍八人。這種強制削兵的政策，導致大量士兵無處可去，只能聚嘯山林落草為寇。
皇帝都不想著收復失地，邊疆的軍隊自然也泄了氣了，再也沒人提議收復河隴。
兩國都無心戀戰，反倒促成了會盟的進程。憲宗朝曾反復糾纏的三州歸復問題，現在也無人理會。排除了這一最大的障礙，兩國之間的價碼迅速接近。
公元821年（唐，長慶元年），東亞最強大的兩個國家，唐朝和吐蕃的雙手終于握在了一起。這就是唐蕃歷史上最重要的盟誓——“長慶會盟”，也稱“彝泰會盟”或者“甥舅會盟”。
在吐蕃缽闡布主持下，唐蕃兩國終成會盟大業，但這顯然不是缽闡布主政時的全部業績。
我們還要注意的是唐蕃會盟之時，赤祖德贊已經設立了“彝泰”這一年號。這是吐蕃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年號，顯然赤祖德贊和僧相們是希望“彝泰”這個年號，能夠保佑吐蕃國泰民安。
不論年號這種吉祥詞語，是否能起到保佑平安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年號的設立是向唐朝學習的結果。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吐蕃和唐朝的文化交流，在持續進行著，而且愈來愈緊密。
其次，缽闡布還曾多次往返于河隴地區，穩定了吐蕃的民政管理。
現存于敦煌的文獻中，還記載著缽闡布多次到達沙州（敦煌），處理政務并指導、厘定譯經和抄經事宜。
敦煌出土的藏文《大般若經》抄經題記，就真實地記錄了貝吉云丹和娘·定埃增，親赴敦煌指導并親自參加抄經事業的史實。
現存的敦煌古藏文文獻中，涉及缽闡布貝吉云丹的校經題記就達36件之多。而且，其中還出現了赤祖德贊妃子貝吉昂楚的校經題記。這說明同去沙州的，除兩位缽闡布，還有吐蕃王妃。
在同一部經卷的題記上，同時出現吐蕃王妃和貝吉云丹的名字，這說明兩人曾共同參與一部佛經的校譯和抄經工作，這也成為以后陰謀發動的重要導火索。
缽闡布顯然是希望通過推行佛教，來彌合各族之間的裂痕，并借機拉攏河西當地的豪族。畢竟這些受過教育的豪門子弟，是吐蕃統治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
因此，吐蕃的管理機構對于當地大族的待遇還是很優厚的，處置手段也很柔和。例如敦煌大族陰氏。
陰氏在唐朝時，其家族成員就已經官至北庭副大都督。吐蕃占領敦煌后，便倒向吐蕃。吐蕃統治者知道陰家在敦煌是地頭蛇，馬上委任陰家家主為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并上報贊普親自免除了陰家的十一項稅賦。陰家從此更是田園廣進，門庭儼然。據說后期陰家擁有良田萬畝、杏桑萬株，還有四座莊園，牲畜多不勝數。
在照顧本地大族經濟利益的同時，吐蕃統治者還對處理官吏矛盾下了很多心思。例如，沙州唐軍的首領閻朝。
閻朝在沙州也是當地大族，因為反對節度使周鼎要將沙州居民全部遷走的政策，在當地大族的支持下，設計殺死了周鼎。
殺死周鼎后，閻朝并沒有投降吐蕃，而是在沙州軍民的支持下，繼續困守沙州城達十余年之久。最終在救兵無望，城內糧盡之時，才和吐蕃圍城的將領達成協議。吐蕃將領承諾不將投降的沙州居民遷至別處，閻朝才率領沙州軍民投降了吐蕃。
閻朝投降后，吐蕃統帥兌付了他的諾言。將他任命為部落使，命其繼續管理沙州唐民。但他這類官員深受唐朝影響，在施政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擺不清自己的位置。還以為自己是沙州的統治者，而其實他不過是吐蕃統治者的托管人而已。終于，閻朝的一些做法，再也不能令沙州的吐蕃大相容忍。
即便如此，吐蕃大相也沒有采取激烈的手段來處置閻朝。他偷偷的收買了閻朝的一個衛士，讓他在閻朝的靴子里不斷灑下慢性毒藥，毒藥通過皮膚吸收，閻朝的身體也就慢慢虛弱下來，最終毒發身亡。
從處理閻朝的事例可以看出，吐蕃在河西諸郡的統治還是要盡量避免和當地大家族、有威望的人發生直接沖突，利用這些漢族人來緩和唐人對吐蕃統治的抵觸情緒。
一方面，吐蕃盡量采用柔和的施政手法，另一方面，在推行吐蕃文化方面確實手段強硬。
赤祖德贊時期，吐蕃開始在河西大規模進行“蕃化”。要求漢人束發藏服，說藏語、使用藏族文字。
通過這種手段，斷去漢人和漢族文化的血脈聯系，這種文化的推行顯然是強制性的。這和后來清人入關后推行的“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的政策類似。以至于幾十年后，張議潮的歸義軍起義后，奪取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權，但和唐朝聯絡的初期，往來書信都是用藏文書寫的。
河隴地區的吐蕃官吏制度，是從赤松德贊時期開始的。到了赤祖德贊時期，已經開始出現尾大不掉的情況。邊疆節度使手握軍政大權，形成了自己的小利益集團。這也是邊將強硬主戰，不聽國內政令的原因。
鹽州之戰后，為了疏解這種地方權力過重的情況，兩位缽闡布親赴沙州，重新整頓了沙州的吏治管理，明確各個官階的管理權限和職能。在河西走廊設立了5個萬戶部和一個大論的管理體系，重新劃分了沙州唐、蕃屬民的身份區別，將漢人大族的人員納入到吐蕃的管理體系之中，命其主要負責民生方面的管理工作。借此，將吐蕃在河西走廊諸郡的軍事管理和政務協調分離，削弱了吐蕃邊疆節度使的權威。
公允的說，兩位缽闡布在其所歷經的吐蕃三朝中，基本保持了吐蕃政權的穩定。在面對國內紛雜的各種權力糾葛中，兩位僧相勉力維持著吐蕃這條大船不至傾覆，并能有余力在邊境爭端中保持強勢地位。
要知道吐蕃在邊境面對的大唐、黑衣大食、回鶻和南詔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尤其是黑衣大食和回鶻對于領土擴張都有著狂熱的愛好，這必然和吐蕃摩擦出激烈火花。
但吐蕃面對這兩個強大的對手，卻能基本保持疆域穩固，并在戰場上屢有斬獲，可見兩位僧相在國內的政務治理，給了邊境統帥足夠的支持。
但他們的施政對于國內大氏族來說卻是一種沖擊，尤其是邊疆領兵的大氏族成員。缽闡布的施政幾乎斷去他們斂財和晉升的通道，這引起了他們切齒的怨怒。
再有作為僧人，弘法崇佛幾乎是他們的必然選擇。但佛教勢力的過度膨脹也導致一些貴族的利益受損，漸漸的在吐蕃天空中彌漫四野的梵唱也不能掩蓋充盈的怨氣，陰謀的黑手開始伸向兩位忙碌的缽闡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