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石濤墓和楠木廳，在大明寺的西苑，這里已臨近大明寺的北門，這一天走的確是累了，但抬眼看到了棲靈塔。波曾說我，“你的門票買得最值，景區景點一處不落，只不怕累傷了自己”。
我總覺得，走了，離開了，便就永別了，再來也是不一樣的光陰和心境，而那里，或還有一個靈魂，在等待著我。
棲靈塔在大明寺的東部，去到那里，要返回到大雄寶殿殿前的院落。與西苑的清凈相比，這里就熱鬧許多，猶如集市。經過時這里剛開啟一場祈禱法會，因而經聲陣陣，法器鳴鳴，燎爐中的煙火更是濃郁繚繞，等待磕頭的人們，聚在門外，為恰逢的法會而歡喜。
殿前西墻下，有三處碑刻甚是醒目，近前觀看，其中一碑是《古大明寺鑒真和尚遺址碑記》，簡述了鑒真大師東渡日本的艱辛經歷，和其對日本國佛教事業的影響，以及日本民間人士，尋找大師故里的曲折歷程。
大明寺由于名字中含有前朝國號，在清乾隆時便已更名為法凈寺，到了民國年間，這里因“滄桑之變”而“寺塔具圯”。民國10年，公元1921年，在華工作的日本人高州大助，深念高僧大德，探究高僧故里，通過古訓所云的平山堂和谷林堂遺址所在，考證出“今法凈寺即古大明寺遺址”。
碑記中說，當高州大助先生得知“大明寺是（鑒真）和尚所住”時，他“喜不可言”，“乃建茲碑，以記緣由”。而碑額題刻，便是長屋王有名的那兩句偈語，“山川異域，風月一（同）天”。
當年，鑒真大師就是聽說長屋王將這句偈語繡在上千件袈裟上，施予本國大德眾僧，而深受感動，因而不遠千里，渡海而去。大師抵日本國登陸時，身披的也是這樣一件，繡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袈裟。
02
大雄寶殿東側有個跨院，院子不大，內有四棵高大挺拔的圓柏樹，其中一棵樹齡高達四百余年，而它依舊生機蓬勃，就仿佛時間在它身上停止了。
這里就叫做四松草堂，內有晴空閣。1963年，為紀念鑒真大師圓寂1200周年，國務院決定在大明寺內建“鑒真紀念堂”。當年4月，就臨時將這座晴空閣改作“鑒真紀念堂”，供奉鑒真大師木雕坐像。
如今這里成了史料陳列館，我也是從這些陳舊得有些發黃的老照片中，感受到了鑒真大師對于中日兩國的睦鄰友好關系，所起到的穿針引線的作用。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訪日，當時他老人家曾親往奈良唐招提寺，三拜鑒真大師墓，引發轟動。
1980年4月，也是在鄧公的批準下，鑒真大師坐像，被從奈良唐招提寺迎回故土揚州大明寺，這是上了《人民日報》的大事，堪稱一時盛況。
這事我記得，只那時還小，不知曉和尚是種何樣的存在，但我懂得這是位偉大的和尚。
從四松草堂的東門出去，有一個巨大的廣場，從瘦西湖一路走來，所望著的那座棲靈塔，就佇立在這里。它是我從瘦西湖一路追尋到大明寺的原因，從那個小院落出來一眼見到了它，竟忽有種眾里尋他千百度的感動，仿佛這漫長的旅程，被突然畫上了句號。
那塔最初建于隋文帝仁壽年間，隋唐時的揚州，是如今上海一樣的存在，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那些唐代大詩人們曾紛至沓來，李白、高適、劉禹錫、白居易都曾來此登高攬勝、歌詠華章。
只可惜它沒能逃過唐武宗時期的會昌滅佛。北宋時曾復建，但依舊倒塌于兩宋之交的戰火。這一座是響應1980年鑒真坐像回揚州時各界人士重建的倡議，而于1993年建立的。今塔依舊九層，高70米，雄踞蜀岡中鋒之上，已成了大明寺的地標。
在此，當年的劉禹錫和白居易曾攜手同登，劉賓客寫道，“忽然笑語半天上，無數游人舉眼看”，白樂天寫道，“共憐筋力尤堪任，上到棲靈第九層”。
我到這里時，這里的游人并不多，我因趕時間，也不能去體會劉白登高之樂，我也只能仰頭舉目，羨艷著他們在半天笑語了。
03
無論多趕時間，鑒真紀念堂都是要去的。出四松書院東門北行，就到了那座茂樹掩映下的清幽的紀念堂。
那里的大門，是一座紀念碑亭，碑是梁思成先生設計的。據說梁先生用一夜功夫設計了它。不同以往豎立的紀念碑，它是橫臥式的，正面金字陰文鐫刻，“唐鑒真大和尚紀念碑”，是郭沫若先生題寫的。背面鐫刻的碑文同樣金字，是趙樸初先生于1963年，為紀念鑒真大師圓寂1200周年而撰寫的。
院內沿墻有抄手游廊，最終相抱于院落另一側高踞臺基上的正殿。那是整座紀念堂的主體，它面闊五間，面南開三門，單檐廡殿屋頂。這座紀念堂完全仿照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樣式所建，而那座招提寺金堂也是鑒真大師和他的赴日弟子親自設計建造的，是日本保存至今，稀有的唐代建筑范本。
紀念堂屋脊兩端飾有高高翹起的鴟尾，它讓我想起了日本作家井上靖所寫的那本《天平之甍》，那名字中的甍即是高屋屋脊上的鴟尾磚飾，而那書講述的便是鑒真東渡，為弘揚佛法的一片癡情。
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前，曾在揚州的這座大明寺里講律傳戒，門徒四萬眾，已為一方宗首。為弘揚佛法，遠播東洋，他欣然接受日本僧人的邀請。他的弟子因畏懼路途遙遠艱辛而顧慮，“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大和尚深知道途艱險，但去意決絕，“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
其后的東渡歷程，卻印證了弟子之慮，可謂歷經磨難，九死一生，六次東渡，五次失敗，其中一次，大師所乘船只被臺風刮到了海南島，鑒真大師也為此雙目失明，大弟子圓寂，甚至連邀他東渡的日本僧人也中途病故。
但鑒真大師為應一諾、不改初心，終于受邀十二年后，唐天寶十二年，日天平勝寶五年，公元753年，歷經四十天海上顛簸，第六次東渡抵達日本，而那時他已六十六歲的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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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靖先生在他的那本《天平之甍》里說，“改變并不難，換個心境、轉個身段，人就軟軟地就勢生存……堅持是最困難的，因為那并不是一條路走到黑的執拗，而是無數次自我動搖、懷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
這似乎是另個版本的《西游記》和唐玄奘的執著故事了。
我們似乎很難理解有些人對于信仰的執著追求，但是我們應對他們的執著追求報以敬意和掌聲的。翻開我們的古代文明史，我們會發現，那些孤獨走完寂寞長旅的人，多是僧人，域外的鳩摩羅什和菩提達摩西來了，華夏的法顯和玄奘西去了。他們的旅程都可以稱之為壯游，他們的成果都可以形容為壯麗。
你去搜索我們古代的偉大翻譯家，也多是他們，他們帶來佛經、翻譯佛經，他們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地改變著我們的文明。大歷史學家湯因比對于華夏文明時期的劃分，不是以任何我們所熟念的朝代改變為依據，他就以佛教傳入中國為分界線的。
可見佛教對于我們文明影響之巨大，亦可見這些不懼艱險的人對于我們文明影響之巨大。
對待佛教，我們古人一直秉承著開放學習的態度，為此他們寧愿不遠萬里遠去天竺。學習，也是一種成長，也是一種積累，更是一種自信。最終玄奘西行發現，佛教已經在它的老家天竺沒落，而這時的大唐，在長期學習之后，已悄然成為佛教的“中土”。
鑒真東渡，其實就是將大唐的佛教及文化向更遠的異域遠播的一個例證，我在紀念堂中，見到那位執著者的坐像。那也是仿的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鑒真像，用楠木雕刻干漆夾纻而成。保持著大和尚坐化時的姿態，雙腳結跏趺坐，閉目冥思，神態安詳。
鑒真大師被日本人民奉為“文化恩人”，他在日本傳播佛教戒律，登陸當年即為包括圣武上皇在內400余人受戒，并最終確立日本南都六宗中的律宗，流傳至今。另外他還興建佛寺造像、廣授書畫技藝、推廣醫藥飲食，弘揚了大唐文化，為中日文化交流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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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日本裕仁天皇為了表彰鑒真大師對日中友好事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向大明寺贈送香爐一尊，至今尤安放在紀念堂鑒真坐像前。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長老森本孝順贈予大明寺長明石燈籠一座，也安放于紀念堂院落中央，并由森本長老親自點燃，至今不熄。
那年日本做了兩座同樣的石燈籠，一座安放于此，一座放于奈良唐招提寺。是時人們共同點燃兩座長明燈，似以一種隱喻，向世人昭示了另一種“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當初，鑒真大師為長屋王的這句偈語而感動，以至東渡十二載，癡心不改。如今，我在另一個時空下，站在他的面前，感受他的精神力量，那是癡的力量，也是癡的花朵。
一晃，揚州于我也已是多年往事，之所以念念不忘，或也是癡的力量。那癡也在心中靜靜地開出花朵，我也將如此感受靜靜地寫于文字之間。如此這樣的一篇篇文字，也念了多年，也寫了多年。
今天，可以為它寫下句號了，因為，拜別鑒真大師后，我就趕去了揚州的長途車站，去到哪里我忘了，也不重要了，我就坐在那趟搖搖晃晃大巴車上，離開了不想離開的揚州，消逝于那日初夏傍晚的時光里。
我向曾經的自己揮揮手，我向多年的光陰揮揮手，此程終了，彼程開啟，那我們再去他處的“山川異域”，體會別樣的“風月同天”吧。
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傍晚，寫于北京大興。
《揚州慢》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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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云行筆記，在此潛心打造屬于自己的《文化苦旅》，讓我們來一次，有文字感的旅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