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哈爾濱，-14℃了。在寢室磨蹭著該不該穿襪子去洗澡，上鋪歪個頭催著：“誒誒，你再磨嘰，澡堂要關門了。”無奈地穿上地上卷成一團的襪子，扣緊大衣，奔赴凜風。不出所料，水霧氤氳的澡堂子里，都是白花花的胸脯和大腿子。人多的時候，水灑聲伴著嘈雜的談話聲以及水汽自發形成的薄霧，成了赤身裸體間的最佳屏障，聲音和圖像都朦朦朧朧的，反而少了好些尷尬。若說客棧是古人的消息傳遞部，那澡堂一定是現代人的八卦論壇，我一直以為這是北方特有的澡堂文化，細想起來，搓澡間隙還能解悶，倒也算件樂事。
“哎，你說說，還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呵，怎么就會有那種室友？”
“對呀，現在這網友還真是厲害呀，連她的公司、身份證、家庭住址這些都給挖出來了。”
“那也是她活該，我給你說，她爸叫‘劉發春’哈哈哈哈,起這種名字能是啥正經人.”
“哈哈哈哈哈哈，真的嗎？不是網友瞎寫的吧。”
“嘖，真的真的，你自己去微博上搜嘛。”
“嘖嘖，你說人怎么就能壞成這樣呢？哎你看她那個采訪了嗎？哭得真假。”
“可不是嘛，一看就是有人指導過的，要是想承認，怎么不一開始就出來呢，非要江歌媽媽求她那么長時間。”
“對呀，她家一家都不是啥好東西，相由心生，那女的長得真丑。”
……
這倒不是我第一次聽見關于這個事件的評論了，隨便一個大V底下的熱評和這兩個女孩討論的都相差無幾，我也并不覺得驚訝，在這件事情上，線上線下網友對劉鑫的聲伐責難是大勢所趨，也是人性使然。
民眾的責難中有兩個重要的切入點，一是受害人江歌在這樁或被定義起因為情感糾紛的慘案中扮演的是一個無辜的局外人角色，也就是說她本可以幸免于難，至少，她不該成為受傷最重的那一個。其二便是劉鑫在案發后很長一段時間的不作為甚至同其家人對江母的不尊重，這是激發民怨民憤的兩劑催化劑。原因的根本在于我們對人性總有著美好的期待，我們期待江歌慘叫時，劉鑫能夠扭開門把，挺身而出，哪怕可能需要用犧牲來成全正義；我們期待案件發生后，劉鑫和江母惺惺相惜，承諾為故友照看母親的余生，哪怕她們彼此仍有嫌隙；我們期待共同指證，將兇手繩之以法，于是世界和平。然而現實中的人性除了有勇敢和寬容，還有膽怯和自私。所以我們學著魯迅先生那句話———“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我們將此話踐行得很好，
“她一定聽見了叫喊，把門反鎖了”，“她就是故意讓江歌在外面等她的”，“怎么可能打不開門，那后來警察來了門怎么又開了？”……
我無法還原當時的任何情況，也不打算推測事實到底如何。寫下這些的時候也并不是為了責難任何一方，網絡輿論在這件事上的確起到了莫大的推動作用，案件持續的高關注度會讓這件事在處理上得到更多的重視，有更多的顧慮。我想在此討論的是，在當下一個法治社會，我們還需要多少諸如此類的案件來提高和凝練我們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態度？
每每遇到當判決結果或者懲罰不足與民眾的道德觀念相去甚遠時，我們總會提前用道德來審判人性，盡管我們都清楚，人性經不起考驗，但我們卻始終期待法治時代，以法量刑，以德判人。我們在聽到一個社會新聞時總會自覺地將自己代入其中的弱者身份，于是自然恐懼任何可能導致我們受害的因素，在討論聲中，這些恐懼會發酵，口口相傳成了討伐的根本，同時我們自然期待總有高尚的人性普照，解救蒼生。可毋庸置疑，趨利避害是我們生存的天性，設想一下，如若今天道德失格的不是劉鑫而是我們當中的任意一人，沒有誰會再期待這種網絡生態的便利。也許劉鑫曾僥幸想過擺脫這個案件的標簽，沉默和逃避等到案件沉寂，便可以在別處改頭換面，歲月靜好。但信息時代的快速發展沒有成全這一僥幸，反而把這個標簽在她身上粘得更牢了，我們告別了農耕時代的熟人社會，早一步跨進網絡發達的現代社會中享受便利的同時，卻總是忽略了這一優勢背后的隱患。我堅信，劉鑫不是產生這種想法的第一人，也絕不會是最后一個，只是碰巧，她火了。
我想起來柴靜在《看見》里說，從前她在法治欄目，結尾的最后一句話總是——“讓我們期待一個更為法治的社會的到來。”這句話其實很重，或許我們沒有人能承擔一個更為法治的社會的義務，大概這也是我們總是只說期待的原因。
環顧四周，原本烏烏泱泱的澡堂子，現在透明得能看見對面姑娘臉上的斑，外面的大媽也喊了好幾嗓子“快點洗、快點洗，快沒熱水了”，搓著滿是泡沫的頭發，抬頭看了一眼花灑里映出的人影，此刻我就像黑澤明筆下的那只蛤蟆，照著那面巨大的鏡子，視及丑陋不堪的自己，嚇出了一身油。“那肯定不是我。”連忙打開水閥沖淡那個人影，可是一低頭，那個明晃晃的影子還在，瓷磚上也有。
這世界上最多的就是鏡子，最少的，也是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