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樂讀史記》系列第九篇：《史記·孝文帝本紀》讀后感。
漢唐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強盛朝代，唐有貞觀之治，漢有文景之治。漢武帝時代“犯我強漢者，雖遠必征”的帝國氣魄，大都來自于孝文、孝武兩代皇帝的積蓄。漢高祖打下了漢朝的天下，百廢俱興，直到呂氏之后，孝文帝的出現(xiàn)，才真正讓這個朝代走上盛世之路。
皇帝的謚號，是有講究的，大致能看出世人對其品德和行為的評價。“文帝”的謚號，是頂級的。后世史官的節(jié)操逐漸被鐵血征服，用此謚號給皇帝拍馬屁的不少。因此，真正名副其實的，寥寥無幾，漢孝文帝劉恒，當屬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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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
類似的話，文帝說過多次。和后世皇帝們形式化的“罪己詔”不同，文帝的自我批評，不管從情境還是語氣上看，都不像故作姿態(tài)。當然，評價一個人，關鍵不是看他說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孝文帝繼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好不容易想建一個新的露臺，工匠估價百金，皇帝覺得這抵得上十個中產(chǎn)家庭的財產(chǎn)了，舍不得花這錢。
當手下的官員有過錯時，孝文帝說：“百官之非，宜由朕躬。”當管事的秘祝官把過錯的責任推給下面的官員時，孝文帝“甚不取。其除之。”
儒家的厚葬禮儀，孝文帝是反對的。在他看來，與其追求形式主義的德行表象，不如讓百姓們少一點實際的負擔。
對皇帝寶座本身，孝文帝也沒有太大欲望。在繼位前，多番辭讓。甚至要靠占卜的方式，來給自己增添一些赴任的決心。
不僅如此，連自己家的大事——兒子能否繼承皇位，孝文帝也無欲無求，不愿早立太子，甚至想恢復禪讓制，只是被大臣勸阻，才作罷。
生于帝王家，卻能謙和、自省、節(jié)儉，對天下疾苦有憐憫之心，而且對既有的權力和地位沒有成癮的依賴——這樣幾乎對欲望免疫的皇帝，亙古罕見。
這樣的人物，如果穿越到當代中國這個以金錢和地位為衡量成功的唯一標準的時代，應該會被人們視為失敗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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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說，漢武帝下葬的茂陵第一次被盜時，成千上萬的起義軍，搬了幾十天，“陵中物仍不能減半”。這還僅僅是漢武帝實施全面擴張戰(zhàn)略，多次出征，花掉巨額軍費之后的國庫結余的一部分。要是崇禎能擁有漢武帝時代國庫的一個小角落，也就沒起義軍和后金賊們什么事兒了。
之所以漢武帝的腰包如此殷實，一大部分原因，在于他爺爺和爸爸兩代人的休養(yǎng)生息、輕徭薄賦。
“農，天下之本。”——孝文帝擬定的這個方針，在此后的兩千多年里一直被堅守。
為了鼓勵百姓投身農業(yè)事業(yè)，孝文帝除了親自耕種示范外，還大幅減免田稅。
“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其于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這是從稅賦層面的最早的“重農抑商”。至于免的是一年的田租，還是之后十幾年的田租，史學界仍有爭論。但不管如此，將農業(yè)稅徹底減免，是兩千年的封建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壯舉。即使是新中國，也直到2006年才廢除農業(yè)稅，這還是在其它各種新稅種層出不窮的基礎上才得以實現(xiàn)。
多少朝代的沉重稅賦，導致民不聊生、國力羸弱；文景時代的輕徭薄賦，卻使百姓富足，國力強盛。所謂“藏富于民”，富的不僅是民，也是國家。國進民退，無異于殺雞取卵，最終傷害的，還是國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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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儒家在潑秦朝臟水時，總會提到秦的“嚴刑惡法”。以賈誼的《過秦論》為代表：“焚文書而酷刑法……以暴虐為天下始。”同時，劉邦在進咸陽時頒布的“約法三章”所取得的效果，也是酷刑不得人心的有力證明。
諷刺的是，當漢高祖真正坐擁天下時，“約法三章”被拋棄，而秦朝的所謂“惡法”，反被大量沿用。直到孝文帝時，才被廢除。
孝文帝廢除的法令，包括“連坐之法”、“誹謗妖言”之罪、各式“肉刑”（黥：臉上刺字、劓：割鼻、刖：斷足、宮刑）等等，甚至還有自由出入關隘的法令。
罵秦法嚴苛時氣勢洶洶，而對漢初時同樣的惡法閉口不談，歷代道貌岸然的學者們，雙重標準令人不齒。
雖然孝文帝以仁德之心廢除了種種酷刑，但并未斷絕它們在歷史中的延續(xù)。比如“連坐之法”，即使在孝文帝時代，仍在實行：“新垣平事覺，夷三族。”而后歷朝歷代，夷三族、夷九族，甚至明初殺方孝孺時的“夷十族”，連坐之法從未在歷史上消失過。其它的酷刑，諸如肉刑里著名的宮刑，在漢武帝時代就重出江湖，讓太史公飽受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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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德治天下所取得的“文景之治”，一直是不善于治世的儒家僅有的幾個成功案例之一。然而，我同時也看到，在這盛世中，因為“仁德”而埋下的隱患。
孝文時代初期，分封的諸侯王們都只能待在長安，不能回封地。孝文帝懷仁德之心，為了讓各諸侯王們能更好地治理各自的臣民，令列侯回各自封地。
此后，淮南王劉長欲反，孝文帝“不忍致法于王”，僅僅廢除了他的王位，還把他的三個兒子仍舊分封為王。
到了南越王尉佗造反時，孝文帝不僅不派兵討伐，反而召其兄弟，賜予富貴。尉佗取消了帝號后，便既往不咎，似乎造反的事情從未發(fā)生過。
對諸侯“法外開恩”的態(tài)度，看似仁義道德水平很高，實際是給諸侯網(wǎng)開一面，“王子犯法，與庶民不再同罪”，是變相地對諸侯的縱容和鼓勵。再加上諸侯都已回到封地，擁有各自的財政權和軍權，可以說之后漢景帝時代的七王之亂，孝文帝難辭其咎。
“以德服人”的態(tài)度，孝文帝不僅對自己人如此，對敵人也是如此。與匈奴數(shù)次和親，匈奴數(shù)次背約入侵。儒家的這一套用來對付民族和國家的爭端，從來就沒有成功的可能性。
孝文帝最大的問題，是“有法不依”，開“人治”之始。不僅對諸侯王如此，對大臣也是如此。張武受賄，孝文帝不按律法處理，反而給予賞賜，希望他能感到羞愧，并痛改前非。
某年大旱，有蝗災。“民得賣爵”。到了天災的年份，就“法外開恩”，讓民間可以買賣爵位，視律法如兒戲。
這類以“仁德”之名破壞法律嚴肅性的做法，在儒家看來無傷大雅，實際對國家的運行傷害至深。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不遺余力地打壓法家，順帶將法律抹黑為“嚴刑惡法”，讓帝王凌駕于法律之上，讓“人治”超越“法治”，延續(xù)兩千多年。人人都把希望寄托于“出一個好皇帝”上，這種殷切的希望延續(xù)到今天，充滿了歷史的厚重感。
雖然太史公寫到：“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但在我看來，“以德化民”和“海內殷富”之間，并沒有牢固的邏輯關系，“不與民爭利”，可能才是國富的原因。
盛世總是短暫的。孝文帝為百姓們創(chuàng)造的平靜、富足的美好時代，即將迎來諸侯之亂的戰(zhàn)火，和漢武帝榮光時代過后漫長的低潮。
《樂讀史記》系列：
《史記》隨筆（三）...強大帝國的背后，竟是漫長的屌絲逆襲之旅
文 | 樂之讀 | 簡書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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