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 15.4 | 《天演論》與誤譯的影響
中國人對進化論的理解源自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這部書的內容是素有“達爾文的斗犬”之稱的生物學家赫胥黎在牛津大學做的一場演講，原名直譯應當是《進化論與倫理學》。
嚴復在翻譯過程中并不尊重原文，舍棄了赫胥黎對倫理學的關懷，強調競爭，極大迎合了當時中國讀者的口味，使“落后就要挨打”的觀念成為中國人基于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形成的常識。
嚴復把“進化論”翻譯成“天演論”，其實抓住了問題的重點。“進化”這個詞會給人一種錯覺，認為事物的變化總是“前進”的，或者說，總是從簡單變成復雜。但問題是，復雜的不見得就是最適合環境的，不見得就會成為“物競天擇”法則下的當然贏家。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極端形式，就是嚴復譯文中的“任天為治”，貌似與中國道家哲學相通。但是，老莊的“任天為治”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任天為治”截然不同。
生物學意義上的進化論和所謂“社會進化”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除非把社會看成一個活物，而嚴復最佩服的斯賓塞恰恰就是這樣理解社會的。嚴復在《天演論》里常常為斯賓塞代言，而赫胥黎的原文恰恰表達了對斯賓塞社會學理論的不滿。
接下來是今天的正文。
（1）《天演論》并不是一部單純的譯作
昨天留下的問題是：克魯泡特金的方法是“回歸原典”，先把達爾文的意見搞清楚，把各種附加在達爾文進化論概念上的曲解滌除干凈。這貌似一件頗堪驚詫的工作，因為“生存競爭”、“適者生存”這樣的概念是如此通俗易懂，難道還能發生多大的曲解不成？不過，這個問題尤其值得我們中國人關注，因為中國人對進化論的誤解也許能在全世界排名第一。這些誤解是如何發生的，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中國人接觸進化論，要歸功于翻譯大師嚴復。但嚴復譯介過來的，并不是達爾文的原著，而是赫胥黎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天演論》這個題目如果直譯過來，應當譯作《進化論與倫理學》。顧名思義，我們應當不難想到把進化論和倫理學并列來談，該是一件何等刺激的事。諸如老弱病殘該不該被淘汰，所謂“劣等民族”該不該被消滅，進化論給出的答案往往會讓倫理學難堪。
《進化論與倫理學》并不是赫胥黎真正意義上的“著作”，而是他在牛津大學做過的一場演講的內容，主辦方是羅馬尼斯基金會。羅馬尼斯基金會有這樣一個規定：演講的人應當避開宗教和政治問題。即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也絕不算是什么苛刻的要求，稍有社交知識的人都會把這些話題當做言論禁區。但是，如此簡單的要求，真把赫胥黎難住了，因為進化論天然就和宗教、政治綁在一起。簡單講，如果進化論成立，就算一個字都不談宗教，上帝造人自然失去了立足點，就算一個字不談政治，君權神授自然沒了依據。赫胥黎思來想去，最后把心一橫，做了一場無拘無束的演講。
這是1893年的事情，演講稿于翌年整理結集，和其他幾篇論文合并發表。而嚴復決定譯介，是在1894或1895年。在那個年代能有這樣的反應速度，實在讓人吃驚。從這個角度上看，嚴復就是一百多年前的萬維鋼老師。
（2）甲午戰爭之后的民族情緒
對于中國人來說，1894年是怎樣一個年份呢？那是中國的甲午年，是甲午戰爭爆發的年份。所以要理解這一時期的中國思想界，排名第一的關鍵詞就是“民族情緒”。
《天演論》在1896年翻譯完成，1898年正式出版。翻譯界最著名的“信、達、雅”三原則就是嚴復在這本書的“譯例言”里提出來的。這三個原則，全由中國傳統經典而來。《周易》所謂“修辭立城”，就是“信”；《論語》所謂“辭達而已”，就是“達”；《論語》又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就是“雅”。嚴復原文說：“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
我之所以引述這段原文，因為這就是嚴復譯文的典型風格。所以嚴復的“雅”，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的典雅精致，而是專門用漢朝以前的文言來翻譯當代西方學術前沿。他為什么不用白話文呢，一來是因為白話文運動還沒有興起，二來是因為嚴復可以算作桐城派古文家的一員，最推崇先秦諸子的文章風格，三來是因為嚴復的讀者定位很明確：譯書不是給普羅大眾看的，而是專門給高級知識分子看的，而高級知識分子最熟悉、最鐘愛的語言就是雅致的文言。梁啟超在年輕時代很推崇嚴復翻譯的亞當·斯密的《原富》（今天譯作《國富論》），但連他都很惱火嚴復的文言，說嚴復刻意模仿先秦文體，如果不是熟讀古書的人，根本就看不懂。
所以“信、達、雅”的“雅”在翻譯界一直飽受爭議，從來都不是一個公認的標準。梁啟超批評說：發達國家的文體，常常隨著它們的文明進程一起演進，何況學術性的文章必須用流暢的文字才能表達清楚，否則怎么能讓學生看懂呢，怎么向全國人民傳播文明思想呢？嚴復的回答是：我譯的這些書就不是給學生看的，而是給那些熟讀中國古籍的人看的。
結果出乎嚴復的意料：《天演論》一出，立刻成為暢銷書，流行全國。因為當時的民族情緒，實在太需要這樣的內容了。
正是《天演論》使中國人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明白“保種圖存”的唯一策略就是富國強兵。于是隨著《天演論》的風行，“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這些概念成為全社會的口頭禪。胡適追憶當年盛況，說過這樣一番話：“《天演論》出版之后，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些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戰屢敗之后，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勝劣敗’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燃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陳炯明不是號‘競存’嗎？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叫做孫競存，一個叫做楊天擇。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種風氣下的紀念品。”
胡適提到的“燃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我們可以在鄒容的《革命軍》里看到樣板：“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善良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
鄒容講的“革命”和“順乎天而應乎人”，原本都是古語，出自《周易》，原話是“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再追溯一步的話，“革”原本是皮革加工的術語，指的是把動物的皮去掉毛發，后來引申為“改變”。“革命”的“命”原意是“天命”，所以“革命”的涵義就是“改變天命”。商湯王滅掉夏朝，建立商朝；周武王滅掉商朝，建立周朝，都意味著天命發生了改變，從庇佑舊王朝變成庇佑新王朝了，這就是所謂“湯武革命”。這樣的破舊立新既順應天命，又順應人心，所以叫做“順乎天而應乎人”。
《周易》的六十四卦系統里，第四十九卦是革卦，第五十卦是鼎卦，這就有了“革故鼎新”這個成語。《天演論》的問世使舊語言有了新意義。“革命”不僅僅意味著改朝換代，還意味著“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意味著帝國對穩定的追求注定失敗。環境變了，曾經的“適者”已經“不適”了，當然要做出相應的改變才對。
（3）翻譯、轉述與發揮
《天演論》一開篇描寫自然草木，嚴復的譯筆曾經使少年魯迅一見傾心：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jiàn）外諸境，歷歷如在幾（jī）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抔（póu）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蝝（yuán）之齧（niè）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yù）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強者后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偏有留遺。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茍人事不施于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
這樣的自然界何其嚴酷，草木不但要與天斗，還要與鳥獸蟲蟻斗，“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區區幾畝地之內，局面是“戰事熾然”，而戰斗的結果總是“強者后亡，弱者先絕”。這些語句，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該是何等觸目驚心。但是，如果人們讀的是1971年的白話譯本，并不容易被激發起同樣的情緒。下面我來摘引白話譯本的同一段落：
「可以有把握地想象，二千年前，在凱撒到達不列顛南部之前，從我正在寫作的這間屋子的窗口，可以看到整個原野是處在一種所謂“自然狀態”之中。也許除了就像現在還在這里或那里破壞著連綿的丘陵輪廓的為數不多的一些壘起的墳堆以外，人的雙手還沒有在它上面打上烙印。籠罩著廣闊高地和狹谷斜坡的薄薄的植被，還沒有受到人的勞動的影響。本地的牧草和雜草，分散在一小塊一小塊土地上的金雀花，為了占據貧乏的表面土壤而互相競爭著；它們同夏季的干旱斗爭，同冬季的嚴霜斗爭，同一年四季時而從大西洋時而從北海不斷吹來的狂風斗爭；它們竭盡全力來填補各種地面上和地下的動物破壞者在它們行列中間所造成的空隙。年復一年，它們總維持著一種平均的類群數量，也就是本地植物在不斷的生存斗爭中維持著一種流動的平衡。無可懷疑，在凱撒到來之前的幾千年中，這個地區就已存在著一種基本上類似的自然狀態；除非人類進行干預，否則就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來否定它能夠在同樣長久的未來歲月中繼續存在下去。（《進化論與倫理學》翻譯組譯，科學出版社，1971年）」
拿這段譯文和嚴復的譯文對比，如果我們采用最寬容的標準，倒也不會苛責嚴復什么。但是，嚴復譯文里的“自存種族”和“強者后亡，弱者先絕”這些最駭人的字眼，完全是嚴復的個人發揮。讓我們再看另外一段，先看貼合原文的白話譯本：
「因此，我們現在開始考察的植物界自然狀態，決非具有永久不變的屬性。更確切地說，它的真正本質就是不穩定性。它可能已經持續了二萬年或者三萬年，它可以再持續二萬年或三萬年不起顯著變化，但是它的以往肯定是一個很不同的狀態。能夠持續下來的并不是生命形式的這種或那種結合，而是產生宇宙本身的過程，而各種生命形式的結合，不過是這個過程的一些暫時表現而已。在生物界，這種宇宙過程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生存斗爭，每一物種和其他所有物種的相互競爭，其結果就是選擇。這就是說，那些生存下來的生命類型，總的說來，都是最適應于在某一個時期所存在的環境條件的。因此，在這方面，也僅僅在這方面，它們是最適者。」
我們再來比照一下嚴復的譯文：
「故知不變一言，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轉在變動不居之中。是當前之所見，經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亦可也。特據前事推將來，為變方長，未知所極而已。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為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類為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于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謀相劑者焉。夫而后獨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觀之，若是物特為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謂天擇。天擇者，擇于自然，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斯賓塞爾曰：“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爭存矣，而天又從其爭之后而擇之，一爭一擇，而變化之事出矣。」
我們看嚴復用到的語言，仿佛給洋人穿上了漢服：“天運”是《莊子》的話，“悠久成物”是《周易》的話，“體、用”之辯是中國思想史上的經典命題，“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這是《老子》的典型表達方式。赫胥黎如果看得懂這樣的中文，一定會很困惑地說：“這好像有點似是而非啊。”
沒錯，傅斯年對嚴復的譯文有過一個很中肯的評價，說嚴復翻譯的書籍“以《天演論》和《法意》最糟……這都是因為他不曾對于原作者負責任，他只對自己負責任。”
在這段闡述“天演”的內容里，嚴復所做的與其說是翻譯，不如說是轉述，所以非但很難和原文對應得上，甚至也不是很忠于赫胥黎的原意。赫胥黎敘述進化的時間尺度，是“二萬年或者三萬年”，嚴復加上一個“經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二三十年就要見出進化的成果，這至少不是哺乳動物能夠勝任的。但是，如果沒有這種急功近利的改寫，《天演論》也就不可能成為暢銷書了，畢竟有哪個關心國運的讀者耗得起兩三萬年呢？
最要緊的是，借斯賓塞（嚴復譯作“斯賓塞爾”）的話來解釋進化論，這是最能惹惱赫胥黎的事情。赫胥黎和斯賓塞雖然私交不錯，但學術觀點很有差異。赫胥黎談進化，只認為這是自然規律，而人類社會的道德倫理要反其道而行，這就是“進化論與倫理學”一名的由來；斯賓塞談進化，卻屬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讓生物學作為社會學的基礎。嚴復最服膺斯賓塞的學說，所以在《天演論》里灌注了許多斯賓塞所喜而赫胥黎所憂的內容。
比如“適者生存”這個核心觀點，赫胥黎談到的“最適者”未必就是最強大、最先進的，這是進化論最常被誤解的一節。赫胥黎有解釋說：
「現在一般應用于宇宙過程的“進化”一詞，有它獨特的歷史，并被用來表示不同的意義。就其通俗的意義來說，它表示前進的發展，即從一種比較單一的情況逐漸演化到一種比較復雜的情況，但其含義已被擴大到包括倒退蛻變的現象，即從一種比較復雜的情況進展到一種比較單一的情況的現象。」
在這個意義上，“進化論”應當翻譯成“演化論”，或者像嚴復那樣翻譯成“天演論”才好。“進化”這個詞會給人一種錯覺，認為事物的變化總是“前進”的，或者說，總是從簡單變成復雜。這是拉馬克的進化論所主張的，但問題是，復雜的不見得就是最適合環境的，不見得就會成為“物競天擇”法則下的當然贏家。野蠻勝過文明，這是歷史上太常見的事情。強大的恐龍被淘汰，弱小的哺乳動物取而代之，這更是古生物學上很顯著的例子。“進化無定向”，這個原則是最常被人忽略的，也是為嚴復和《天演論》的讀者們所忽略的。
嚴復屢屢拋開原文，借用斯賓塞的觀念來解釋進化論，而赫胥黎的演講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反對斯賓塞而發的。嚴復并非不曉得這點，事實上，他在《天演論》的自序里明確講道：“赫胥黎氏此書之旨，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這話的意思是說，赫胥黎反對的只是斯賓塞學術的“末流”。赫胥黎本人肯定會說：“我對斯賓塞的一些觀點確實無法贊同！”
在嚴復而言，這是一個關乎“認知一致性”的問題。他最佩服的西方學者就是斯賓塞，他又覺得赫胥黎的羅馬尼斯演講很值得譯介到中國，于是對赫胥黎和斯賓塞之間的尖銳矛盾就只有盡量淡化了。
但是，嚴復的“淡化處理”怎么看都像是拉偏架。他不但為自己的譯文加進了很多按語，直接為斯賓塞辯護，還對譯文本身做了斯賓塞化的加工。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中國人對進化論的理解其實不是達爾文和赫胥黎式的，而是拉馬克式的早期進化論和斯賓塞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一位名滿天下的社會學家，斯賓塞就是持永恒進化觀的，相信人類社會永遠前進著，前進的步伐不可逆轉，直到晚年才對這個看法有所調整。
（4）“任天為治”
人類如果“任天為治”，到底是好是壞呢？如果更進一步，把“保種圖存”和“任天為治”結合起來，似乎古代的斯巴達人才是人類社會的唯一楷模：他們會把孱弱的嬰兒殺掉，只保留強壯的嬰兒撫養，用既殘酷又不道德的手段來訓練。老弱病殘有沒有活下去的理由，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放任他們活著，只會浪費社會資源，拖全社會的后腿。
這樣的觀點，其實正是為赫胥黎所譴責的。
赫胥黎的孫子里邊出過一個著名的文學家阿道司·赫胥黎，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小說《美麗新世界》，和奧威爾的《1984》、扎米亞京的《我們》并稱“反烏托邦三部曲”。《美麗新世界》描繪了一個生物工程空前發達的未來世界，人是從生物工程的流水線上批量生產出來的，這就保證了每個人都是“優質品”。這樣一個世界，正是作家的祖父托馬斯·赫胥黎所擔憂的。
如果托馬斯·赫胥黎對倫理學的觀點僅限于此的話，那么他不過是在以一個道德家的姿態發言，無論再怎樣感人肺腑，終歸都缺乏科學意義上的說服力。所以赫胥黎極力要說明的是：天道和人道并不是一回事，社會的進化和人的進化也不是一回事。赫胥黎這樣講：
「文明的前進變化，通常稱為“社會進化”，實際上是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過程，即不同于在自然狀態中引起物種進化的過程，也不同于在人為狀態中產生變種進化的過程。
英國的文明，從都鐸王朝統治時期以來，無疑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我不知道有任何一點證據足以支持如下的結論：伴隨著這種進化過程，作為這個王朝臣民的人們體質上或精神上的特征發生了變化。我不曾發現有任何根據去揣度今天的一般英國人同莎士比亞所知道的和描寫的英國人有什么可以覺察到的區別。我們從他那伊麗莎白時代的魔術鏡中，就可以看到我們自己清晰的肖像。」
今日思考
今天我們讀這段文字，很難想象這出自一名生物學家的專業演講，因為生物學意義上的進化論和所謂“社會進化”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社會”不是一個生命體，或者說不是一個活物，赫胥黎何必要講這些廢話呢？
是的，如果要套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理解釋國際關系，就必須認可一個前提，即社會，或者國家、民族、社群，是某種活物，有自己的生老病死。這種觀念，正是斯賓塞的招牌理論，而赫胥黎在字里行間里一直都在反駁斯賓塞這位缺席的論敵。
而要想解答社會、國家、民族、社群是不是某種活物，就必須先來解答一個更具前提性的問題：社會、國家、民族、社群，這些東西是不是實體？
這就是今天留給你的思考題。請一定不要小看它，因為它是西方哲學的一個經典難題，絕對不容小看；東方哲學也曾經挑戰過這個難題，而且戰果輝煌。
今日得到
好了，就到這里吧。讓我們回顧一下今天內容里的知識要點：
中國人對進化論的理解源自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這部書的內容是素有“達爾文的斗犬”之稱的生物學家赫胥黎在牛津大學做的一場演講，原名直譯應當是《進化論與倫理學》。
嚴復在翻譯過程中并不尊重原文，舍棄了赫胥黎對倫理學的關懷，強調競爭，極大迎合了當時中國讀者的口味，使“落后就要挨打”的觀念成為中國人基于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形成的常識。
嚴復把“進化論”翻譯成“天演論”，其實抓住了問題的重點。“進化”這個詞會給人一種錯覺，認為事物的變化總是“前進”的，或者說，總是從簡單變成復雜。但問題是，復雜的不見得就是最適合環境的，不見得就會成為“物競天擇”法則下的當然贏家。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極端形式，就是嚴復譯文中的“任天為治”，貌似與中國道家哲學相通。但是，老莊的“任天為治”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任天為治”截然不同。
生物學意義上的進化論和所謂“社會進化”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除非把社會看成一個活物，而嚴復最佩服的斯賓塞恰恰就是這樣理解社會的。嚴復在《天演論》里常常為斯賓塞代言，而赫胥黎的原文恰恰表達了對斯賓塞社會學理論的不滿。
就到這里吧，我們明天見！
萬維鋼 日課225丨用身體影響大腦的一些離奇體驗
今天咱們繼續說《盜火》這本書。
經過前面幾講，我們現在可能最想知道的是，有沒有簡單快速的辦法能在不服藥的情況下進入心流狀態。很遺憾，書里確實沒有什么簡單方法，也沒講什么具體方法。這本書說的是“出神技術”的研究狀況，但并不是一本使用說明書。目前可能還沒有一個公認特別有效的方法，如果將來有的話，可能也需要在教練指導下學習。
不過我的確在這本書里看到一個簡單的小方法，雖然不能達到心流，但可能比較實用。
今天咱們就說說這個方法，但我們的主題還是觀念上的更新。這個觀念是身體可以影響大腦。
1.妮可·基德曼的眼眉
好萊塢演員妮可·基德曼可真是美女啊。她是1967年出生的，已經50歲了，但是你看她，還是那么美。
像這樣的演員，是怎么永葆青春的呢？他們肯定跟你說健身、節食、保持充足的睡眠和好心情……以及 —— 基德曼告訴我們 —— 肉毒桿菌注射。
2011年，基德曼參加奧斯卡頒獎典禮走紅地毯的時候，有人注意到，她的眼眉好像不能動。她的整個面部表情非常僵硬，人們猜測她使用了某種藥物。
2013年，基德曼在電視節目上承認，她的確曾經用過注射肉毒桿菌（Botox）的方法去除皺紋。 這個藥的副作用是肌肉會僵硬，這就是為什么基德曼的眼眉動不了。基德曼的選擇簡直是自殺，演員可不能沒有表情啊。
還不只是表情的事兒。進一步研究發現，打了這個針之后，不但人的表情僵硬了，連人的思想都出問題。表情僵硬的人，似乎沒有能力體察別人的情緒了，好像失去了共情作用。咱們專欄多次提到共情，前面《權力帶來的腦損傷》那一期就說過共情的重要性。
你想想這件事，非常有意思。打肉毒桿菌針，影響的是面部的皮膚肌肉 —— 這怎么能影響大腦呢？這就是近年以來，科學家的一個觀念更新。
以前，人們的觀念是大腦影響身體，是因為你感到高興，你才會笑。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身體的動作也會影響大腦的感知。比如有個著名的實驗說讓人做出微笑的表情，這個人本身也會獲得愉悅感 —— 當然這個微笑研究咱們在《不可重復的心理學套路》這期專欄里說過，似乎是不可重復的……
但不論如何，現在很多研究者認為，身體動作可以影響大腦感知，這個理論叫做“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
相關的研究很多，這本書里說了一個有意思的實驗。比如說實驗人員把一位陌生人介紹給你認識。如果在介紹的過程中，讓你拿著一杯冰水，那這杯水給你的冷冷的感覺，會讓你的心里也是冷冷的 —— 你會對這個陌生人產生一種防范心理，你會懷疑他。
而實驗中如果讓你手里拿一杯熱咖啡，你感到熱的溫度，會讓你的心也熱起來，你會更容易信任這個陌生人。
本來，冷和熱只是你身體感知的溫度，可是這個溫度對你大腦產生了影響，變成了你在情緒上的冷熱！這就是身體影響大腦。
既然身體可以左右認知，那我們是不是做些什么身體動作，對認知進行改善呢？這就是我要說的一個特別簡單的技術。
2.一個實用姿勢
最近電影院里正在演《神奇女俠》（Wonder Woman），我剛剛去看了，挺不錯。早在這個電影上映之前的時候，它的漫畫版流行的時候，就有人用漫畫講過一個非常實用的技能。
神奇女俠有個招牌姿勢，叫“神奇女俠的能量姿勢（Wonder Woman Power Pose）”。這個姿勢非常簡單，就是你雙腿分開站在地上，然后把兩個手叉腰放到胯骨上，兩個胳膊肘向外拐，這是一個看起來非常自信的姿態。
哈佛大學商學院的社會心理學家艾米·庫迪（Amy Cuddy），2012年給了個 TED 演講，說只要你保持兩分鐘這個姿勢，就能獲得真正的自信。你的睪酮水平將會提高20%，這意味著你會更有自信，更愿意冒險。與此同時，你的代表壓力的荷爾蒙水平將會降低15%。
庫迪在演講中還列舉了一些其他的“高能量姿勢” ——
那如果你要去做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比如說參加面試，想要給自己多一點自信，做做這些動作豈不是很方便的方法嗎？
《盜火》的作者說，過去印度人練瑜伽，中國少林寺和尚人練武術，比如什么二指禪、硬氣功的功夫，根本目的都不是為了武術，不是為了打仗，恰恰也是為了用身體影響思想。他們是在練自己的心。
下面咱們再說一個聽起來更怪異的試驗。
3.神經神學
十三世紀的時候，猶太民族出了一個神秘的人物，叫亞伯拉罕·阿布拉菲亞（Abraham Abulafia）。阿布拉菲亞發明了一套方法。
這個方法讓你做出一些動作，配合呼吸、祈禱和一些儀式。其中有一些頭部的動作，配合你念一個神的名字。當你念第一個字母的時候，你的頭要往天上看。當你念第二個字母的時候，你的脖子要先往后動一下，再往前動一下，做出一個類似于啄木鳥的動作……
按照他的流程做完這一系列動作，如果你的動作規范或者運氣好，你將會看到自己的幽靈。
你會發現身邊多了一個“你”！這個幽靈跟你長得一模一樣。然后你可以問他一些問題，他可以給你人生的指引。
現在有人照著阿布拉菲亞的流程做，還真的見到了自己的幽靈。那這個方法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有個博士生叫 Arzy，不相信真有什么幽靈。他覺得這可能是大腦里面的某種活動的結果。Arzy 用核磁共振掃描了一個有這種幽靈體驗的人的大腦，然后他發現這個人大腦中“顳部頂骨連接部位（temporal-parietal junction）”的功能受到了影響。
既然都是大腦的過程，那就好辦了。Arzy 做了一個虛擬現實游戲！你只要玩這個游戲的時候按照要求做出一些動作，游戲里面模擬一個你的幽靈，那你就會真的分不清哪個是真正的自己。
這個要點就是，也許各種宗教體驗都能用大腦活動解釋。還有一種宗教體驗也被解釋了。這種體驗是說人的功夫達到一定程度，會感到自己跟整個宇宙的萬事萬物融為一體。科學家掃描大腦發現，這個融為一體的體驗對應的是大腦中“右頂葉（right parietal lobe）”的功能被關閉了。這個區域負責給我們“空間感”，它的功能之一就是確定身體和外界的邊界 —— 現在這個功能關閉，人當然就覺得自己跟世界融為一體。
當然，宗教人士可能會表示這些實驗并不能說明神秘現象都不存在 —— 你也可以說大腦功能的變化只是功夫的結果。但不管怎么說，現代腦科學的確給我們破解宗教體驗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工具。
對很多高級宗教人士來說，宗教是一種修行，他想要的不是名望，而是體驗。傳統上的宗教會給提供一套“一攬子生活解決方案” —— 吃什么東西、穿什么衣服、要不要結婚、要有什么樣的信仰、要參加什么樣的儀式、要做什么樣的動作。那么我們大概可以設想，所有這些活動之中，大概只有一小部分是真能讓我們獲得體驗的“有效成分”，其余的可能只不過是歷史文化的積累，是裝飾而已。現在有了腦科學這個手段，也許就能把這些有效成分給提煉出來，幫我們找到最高效的訓練方法。
我看這個思路非常可行。《盜火》更大的思路，就是像這樣的觀念的改變。我們以前都是把大腦當做身體的“操作系統”，現在我們的觀念要變化一下，要把大腦當成一個“用戶界面”。你可以對大腦進行各種操作來影響自己！
有了腦神經科學的幫助，一系列的操作技術正在被發掘出來。
| 我的評論
今天的內容，我必須給一個補充說明。《盜火》是一本鼓吹時代新趨勢的書，作者寫的時候難免會過分樂觀，只強調正的一方面，忽略反的一方面。
比如“神奇女俠的能量姿勢”，的確是哈佛商學院教授的說法。但是請注意，我們在《哈佛商學院是個特殊生意》這期專欄里講過，哈佛商學院跟哈佛大學幾乎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商學院教授，不是科學家。
有些專業科學家，就對庫迪教授這個說法提出了強烈質疑。詳細情況在2016年9月28日的《每日電訊報》就有一篇分析， Why the 'power pose' may be nothing more than bogus body language （為什么說“能量姿勢”可能是沒什么用的肢體語言），作者是Harry Yorke。
我們《精英日課》專欄經常說一些特別前沿的研究，這些研究還沒有來得及進入大學教科書，有些甚至還沒有在科學家中達成共識。但是我認為你有權知道，而且我認為你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像這樣的內容，我認為最好的態度就是把它當成寓言故事。也許有用，也許沒用；也許對某些人有用，對某些人沒用；也許在某些場合有用，在某些場合沒用 —— 但知道就比不知道好。就比如說這個“能量姿勢”，咱們嘗試一下，萬一好使，不也是一個收獲嗎？
| 由此得到
近年來的一系列研究似乎表明，身體姿態可以影響大腦真實情緒。由此出發，有一些使用身體的技術值得借鑒。研究者在出神技術上的探索已經達到了用腦神經科學解釋宗教體驗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