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時代道德篇（二百一十七）：登山耐險路，踏雪耐危橋。
在北洋史上，作為混沌亂世中“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登峰造極者，與二流的草頭王不同，一流的大軍閥斷然不是一群簡單的草莽武夫。然而，僅從他們對于安身立命的本錢，即麾下萬千甲士的認識，還停留在士兵而不是“戰士”的層面，就足以說明，這些無主義的虎狼之師，必然會被后來者淘汰。但是大軍閥的思想覺悟也不簡單，堪稱是“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在波瀾云詭的時代大潮中，展現出來更像是一種“強人意識”，其中最重要的表現莫過于家國觀念，這也是北洋軍閥“一蟹不如一蟹”之外的準則與禁錮，在改朝換代的大潮中，大多數軍閥的家國觀念是不明晰的，即是古今雜糅的。
例如東南半壁的實權派、長江三督盟主馮國璋，因為曾經也是清朝的“禁衛軍統領”，于是做出“元年三月十日，令城南居民撤去國旗，蓋恐兩宮觸目生感”之舉。馮國璋后來可是做了北洋代理大總統的人物，然而在他的心目中，北洋象征的旗幟，竟不如遜清的感情重要。此外，一直為清朝蓄辮明志的軍閥大有人在，除了“辮帥”張勛，還有甘肅都督趙惟熙等人。當然，這種迷茫與混沌，即便如北洋軍閥的大家長袁項城亦然，如談判二十五次，前后歷時三個月，二十一條密約的最終敲定，并非梁啟超所說說“袁氏純以個人利害為本位，而不知家國社會為何物”，實際上袁并非無民族家國觀念，只不過帝王觀念更強一些罷了。
其后，北洋一脈的軍閥，家國觀念基本上都承襲這位“老頭子”的衣缽，只不過他們實力不及袁，并能做到以袁為鑒。例如民國八年，在簽署“對德和約”問題上，吳佩孚曾發過轟動一時的“刪電”，他說，“驚悉青島問題有主持簽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難承認”，又表示“軍人衛國，責無旁貸，共作后盾，愿效前驅。”奉系軍閥掌門人張作霖的崛起，雖依靠日本，但對于日軍蠶食東北的用心，也時刻加以防備。民國五年，執掌北洋中樞的皖系軍閥批準日本提出的在鄭家屯等五處設立領事分館的請求，張作霖以“輾轉相循，必致法權均落外人之手”為由堅決反對。
最終，北洋軍閥身上諸如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當然也不能據此就把軍閥說成是愛國者，但從他們的言辭中，還是能夠看出他們的家國觀念，雖然帶著時代特有的局限，雜糅古今，迷茫混沌，但是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家國之情。這也是因為北洋軍閥的強人本質決定的，這種“強人意識”來源于他們既是“清朝舊臣，也是北洋勛貴”，他們的身上雖然沾染著清朝舊官僚的諸多習氣，卻也沒有淡忘作為一名武夫，執干戈以衛社稷的使命與初衷，結局自然是戴著這種枷鎖，在那片深不可測的欲望泥淖中蹣跚而行。
參考文獻：《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菜根譚》、《論民國前期的軍閥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