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時代道德篇（四十一）：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萬古之凄涼。
民國五年，“老頭子”袁項城霧里看花，迷醉于可望不可及的烏托邦，凝視著深淵縱身一躍，同時碎成渣的還有“人設”。一失足成千古恨，卻忘了英雄與梟雄的區別，在于“公與私”的一念之間。袁項城不會知道，自己曾經引以為恃的“北洋團體”，怎么就變成了“北洋軍閥”，變成了直系軍閥、皖系軍閥、以及沾親帶故的奉系軍閥，變成了一群窮兵黷武的戰爭狂人，甚至同室操戈，袍澤成路人。清末民初的大潮中，北洋元老王士珍與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團體之句”，就連王占元這種大老粗，亦會在公庭廣眾中，稱“我們北洋派”。
但是，確實很難理解這個脫胎于北洋新軍的團體，曾經風頭完勝南洋新軍，斗敗針鋒相對的岑春煊和瞿子玖聯盟，力壓端郡王載漪張羅的“端王集團”，成為改朝換代之后執牛耳者的廟堂集團，會走向分裂。對于北洋分裂之原因，吳虬曾言：“北洋與南方原不相容，從遠大處設想，但北洋軍人，群龍無首，恐不免魚爛瓦解。”對于北洋軍閥這群武夫來說，多系卵翼于袁項城，才智駑下者居多，對上只知服從，不敢有所主張，才有“蓋北人對長官之忠，非發生于公的意識，全基于私的情感，服從之外，更有報恩的觀念”。
其后，隨著“老頭子”身敗名裂，這些只知“恩上”的武夫，無論是否“亂命”，亦須服從的禁錮也被打破。袁項城在世時多有“知遇之恩”，意謂不如此則為“忘恩”，是為“受同人道德責備”。這是北洋軍閥特性中的共同心理，由此也可見“北洋新軍”為袁家軍的“私”的性質，遠達不到“結黨營私”的層次。所以北洋軍閥這樣一個群體的凝聚力，需要一位強人來保證，在北洋軍閥“服從、報恩、不黨”的基本觀念中，群龍無首勢必會陷入心懷各異的分裂。就像王占元這樣一點就著的火藥桶，袁項城作為北洋軍閥的“大家長”時，“視之如草芥，復電大罵不留余地”，同時不忘再通電各省手握實權的督軍，“知照戒彼輩勿妄言”，亦無人敢造次。
最終，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群龍無首，雖然“國中好評”的段祺瑞繼任成為新的掌門人，卻不能服眾。心腹徐樹錚以“名士和策士”兩種頭腦，為段策劃卻頑強自負，難免木秀于林而風摧之。同時又交惡內務總長孫洪伊，迫其出京“謀制徐倒段之策”。孫洪伊當然不是軟柿子，先是以鄉誼關系，遍訪聯絡直隸大小軍閥，間接示意于馮國璋，這也與在“倒袁”中出力頗多，卻坐了冷板凳的馮國璋一拍即合，遂促成其扯旗放炮，開始與段祺瑞分庭抗禮。直系軍閥其實早已有雛形，此時段祺瑞也不得不拉班底應戰，見招拆招的宦海游戲，開始在北洋廟堂上演。
參考資料：《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菜根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