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時代道德篇（二百一十九）：羈鎖于物欲，覺吾生之可哀；夷猶與性真，覺吾生之可樂。
在北洋史上，北洋軍閥能夠成為清朝傾覆后的執韁人，不僅在于槍桿子的硬氣，更在于和南方相比，這是一群實用主義者，扯旗放炮那一套在“北洋團體”行不通。這群脫胎于晚清宦海的時代強人，熟諗在這片深不可測的欲望大澤中的生存秘籍，畢竟一切烏托邦式的自吹自擂，到頭來都是曇花一現。盡管他們麾下的虎狼之師，比不上有主義的軍隊，但是也在耳濡目染中，更講究一種接地氣的實用主義。然而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那片混沌中，軍閥的實用意識，更多的是從個人或團體的利益，而非家國和民族的利益為出發點的，他們重視的是對社會財富的占有，而非創造與分配。
首先，軍閥混戰的根源其實也就是這種實用主義，畫餅充饑在儼然諸侯的軍閥中沒有市場。從這一時期軍閥們爭奪的主要地區，也可以看出“實用”的重要性。北洋軍閥總會竭力爭取中樞所在地北京，南方軍閥則竭力鞏固和發展其在珠江三角洲的影響力。同時，在南北之戰中，北洋軍閥總會想盡辦法控制具有“九州通衢”之稱的武漢，以及相對富庶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為此北洋軍閥也會出現暫時的一致對外，這種聯合也是以實用利益為基礎的。如段祺瑞曾成功地聯合了直系軍閥和奉系軍閥，共同武力征討南方，其基礎是許以曹錕、張作霖以現實的和征南后的實際利益。
但是，當戰爭進行中，利益分配不均時，“保定王”曹錕和“東北王”張作霖便很快串通一氣來拆臺皖系軍閥，后來直奉戰爭爆發的原因亦然。北洋軍閥的這種實用主義，還在于地方督軍堂而皇之地通過非戰爭手段，與北洋中樞爭奪財源。民國四年之后，老頭子死后的各地軍閥再無忌憚，便開始大規模地截留本該解往中樞的土地稅、鹽稅、厘金、交通稅等大宗款項，即便有“芝老”之威名的段祺瑞坐鎮，這些草頭王也仍然不買賬，而是認錢不認人。同時，各地軍閥還在各自轄境范圍內，開辟新的財源，如征收鴉片、賭博稅賦等。所以鴉片得以流毒北洋，更在于“民國九年后，鴉片成為許多軍閥日益重要的收入來源”，也就是鴉片已經成為與軍閥餉銀掛鉤的硬通貨。
最終，如滇黔軍閥對于中樞的禁煙令置若罔聞，畢竟如何去虛就實，這些人過于門兒清。鑒于這種情況，北洋中樞也采取一些對策，如加強對“關余”的控制，大量舉借外債。不過這種爭奪，還導致了中樞與地方之間的聯系日漸削弱，然而軍閥身上也體現出了不慕虛名、專取實利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認知，如段祺瑞為張勛自導自演的鬧劇收場，從眾認為其完全有能力問鼎北洋總統一職，但段卻讓徐世昌做了總統，自己“屈居”閣臣之首。民國七年，湖南戰役進行中，段祺瑞改授曹錕為“兩湖巡閱使”，后來更是給出“四省經略使”這種華而不實的大手筆，但曹錕因其不過是皖系軍閥畫大餅的手段，而且遠離自己的直隸地盤而拒而不受，所以就連這位“布販子”出身的曹三傻子，對于這種去虛就實的意識也是門兒清。
參考文獻：《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菜根譚》、《論民國前期的軍閥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