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以見賢思齊 鏡史而聞道濟美
——《黎里鎮志?老街》鄉賢文化面面觀之四
文/朱振林
四、注重農桑 富足衣食
“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鄉賢文化陶冶鄉風民俗的落點在于崇尚禮儀、謙裕人性，可文化功能的實現途徑偏重于外在教化，“禮義生于富足，……富民者，以農桑為本”，東漢思想家王符的論斷道出淳樸民風的內生動力所在：物質基礎是構建道德禮儀文化體系的根本保障。里中鄉賢對之頗具認同感，并廣泛持久地付諸于文化實踐活動。
穿越古鎮的主河道之得名黎川，充分說明“農桑為本”文化觀念的深入人心。唐元和四年，湖州刺史范傳正奉旨疏浚官河，遣村官黎逢吉至梨花里整理河道，功成，“百姓感其恩德，為紀念之，遂改梨花里名黎里”，三里市河名曰“黎川”。視賢臣杰士為再生父母，民心至仁；感興修水利之不世功德，睿識卓絕。三里黎川以及密如蛛網的水系構成了發達的農業灌溉體系，提供了豐富的漁業資源，保證了舟楫商旅的便捷交通，從而促使黎里在自唐至宋不太長的歷史歲月中迅速富蕃，加之“建炎初趙構南渡，北方隨附官民涌入江南，黎里人口劇增，東西兩個村落終銜接成‘市’。自明清起，黎里屬糧食交易市埠，商旅匯聚，舟楫塞港，‘鎮之東柵，每日黎明，鄉人咸集，百貨貿易，而米及油餅尤多（徐達源《黎里志》）’。清嘉慶年間，黎里老街格局已成，黎川岸畔，街舍森蔚，廳廊櫛比，商鋪林立，行人摩肩，熙來攘往”。志書實錄的繁庶歷史畫面，堪與清明上河圖媲美，它再現了故土先民篳路藍縷、致力農耕所創的功績，展示了古鎮“重農桑以足衣食”的鄉賢文化致用之實踐成果。
里人們于維護壯大農耕文化成果的努力，堅持不懈，世代賡續，對此，三里黎川的駁岸、河埠、纜船石最具說服力：河道兩邊壘筑的石堤謂之駁岸，它是人力與天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農業灌渠、水鄉航道的堅強屏護者。黎川“駁岸始筑于元代”，其初，只是數段土堤，“為防土堤坍塌，里人（開始）壘筑石堤，是為駁岸的雛形。到明代，駁岸開始連綴成為系統，岸基下還打上木樁，以防石頭下陷或位移”，“明代中晚期起，里人改用花崗石（代替青石）修筑駁岸”，增加其堅固度。黎里“古市河長1900多米，市河兩邊老街保存完好的駁岸有3800米左右”。“河埠，俗稱‘河橋’，沿市河兩岸修筑，每隔三五丈就有一座”，相當駁岸上的“堡壘”，利于“護堤固岸”，多位于民居店家的“屋舍門前”，“供（百姓）浣洗之需”，更是泊舟之所，便于舟客上下和貨物裝卸，是農耕社會中古鎮商品交易的必要平臺。河埠就外部形態分，有淌水式、雙落水、單落水及懸挑式等多種，市河兩岸“共有河埠266座，其中淌水河埠10座，雙落水河埠174座，單落水河埠82座”。“纜船石，船只停靠系纜繩的支點，黎里（市河）的纜船石可以分為‘立柱式和洞穴式’兩大類”，“立柱式纜船石大多建造在瀕水岸頭”，“一般不加藻飾，少數雕有簡單花紋”，“洞穴式纜船石一般鑲嵌在駁岸側面”，“少有雕飾，大多形似象鼻，所以又稱‘象鼻眼’”。黎川“河埠和石駁岸上共計鑲嵌254顆洞穴式纜船石，三分之一以上雕有紋飾”，諸如“雙勝（兩個定勝圖案）”、“如意（吉祥之物）”、“筆錠（圖案為一支毛筆加一個金錠相合，象征‘必定如意’”、“九如（九個如意應合《詩經》祝福語）”、“雙桃（象征長壽）”、“雙桔（期盼吉祥）”、“石榴（追求人丁興旺子孫滿堂）”以及“‘象鼻’、‘八仙’、‘五色旗’、‘瓶（平）笙（升）三戟（級）’等等”，俱各“精致細巧，栩栩如生”。總共40余種纜船石紋飾圖案，莫不鐫刻下鄉賢文化的清晰印痕，其中寄托著鄉農船夫祈愿的當屬“犀角”圖案，“相傳犀角可以分水，將之雕刻成纜船石，往來的船只就能免受水浪的沖擊，船上的人就能平安無虞”；與農耕文化聯系最為密切的是“測量水位，預報水災”的纜船石，“黎里老街中心北岸，有一顆（纜船石）雕刻葫蘆吐蝙蝠圖案，高1.3尺（一般為1～1.2尺高）”，“安置得特別高”，如若河水沒了“葫蘆”，就說明澇情出現，如若“蝙蝠”都快被淹沒，農田就要遭災了，“水位升降，牽連農事豐歉，維系百姓的喜怒哀樂，所以百姓稱之為‘憂歡石’”。駁岸、河埠、纜船石，共同構成鄉賢文化的實證體系，陳列于三里黎川之濱，儼然一座規模宏大的開放型農耕文化博覽館。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