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犯罪動作片《周處除三害》上映以來，不僅持續引發熱議，還帶火了同款盒飯、手表、服飾等，可謂名利雙收。其成功主要得益于敢于深刻揭開了臺灣的殘酷社會現實，令文明社會觀眾產生豐富的思考與多元解讀。以冷靜視角觀看劇情及劇中人物的命運結局，則看到施、受害者都成了臺當局昏聵無能的犧牲品和權力游戲的祭品。臺當局無疑是深重罪孽的幕后元兇。
一是貧窮愚昧“殺人”。黑幫青年陳桂林出場時，寬大老沉的西服與其稚氣的臉龐形成強烈反差，愈發顯得他愚昧無知。隨著警察陳灰一路追緝打斗，兇狠血腥的畫面成功將觀眾的腎上腺推高后，轉入一時的平靜敘述，道出陳桂林為供養奶奶之財而殺人的動機，交代了背后的窮根。貧窮和愚昧是一對孿生姐妹，又是惡的催化劑、助推器，使年少的陳桂林殺人不眨眼有了合理性。也深刻指出，臺當局視貧窮與愚昧是底層百姓的原罪，推卸了責任。但奮斗無門、致富無路、出頭無望的陳桂林們，卻有一對大拳頭，他們在無門無路無望的情況下，本能地選擇用大拳頭改變命運，因此敢于爭強斗狠，鋌而走險，也為后面的劇情埋了伏筆。
二是黑惡勢力“殺人”。存在即合理。公權未達之處，便是黑惡勢力猖獗之地。臺灣黑惡勢力于光天化日，敢在警察眼皮底下借黑老大喪禮開“聚義會”，一方面顯示其勢力強大，肆無忌憚，橫行無阻。另一方面影射臺當局管理無能，公共行政管理權力通行不暢，無法到達基層，致基層普通百姓身處水深火熱中。究其原因，系當局官員高高在上，昏庸無能，罔顧民間疾苦，將公共權利作為服務自己政黨的工具。底層百姓別無選擇，只得依靠黑惡勢力了。這就同解放前無田無地的貧農，不得不向地主租田種地果腹那般。于是，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便越來越深厚，社會也越來越畸形。黑惡勢力為爭搶地盤，擴充勢力，肆行殺人放火之惡。
三是除惡未盡“殺人”。身負命案的陳桂林在黑道神醫張貴卿的蒙誘下，誤以為自己即將要病死，茫然中求助并聽從了關公的卦示，選擇投案自首。隨后，鏡頭轉向警署。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排成長龍等候的投案自首者，其間男女老少皆有，不僅表明臺犯罪率高，也說明很多人的犯罪實屬無奈。“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非情勢所迫，誰還愿意頂著蒼蒼白發去作惡？其次，陳桂林自報家門，警員一臉“懵逼”，一方面顯示了臺警員的不作為懶政和見惡不怪的麻木不仁。另一方面揭示了臺警基礎工作極其薄弱，陳桂林屬罪大惡極之在逃人員，他應令警員時時放心不下，他的容貌、名字等須深深刻在警員腦子里。再次，比陳桂林還更窮兇極惡的香港仔、林祿和仍逍遙法外，其通緝令已被新的通緝令覆蓋，逐漸被警方淡出視線，甚至無人問津。綜此，在臺灣做到除惡務盡是不可能的。這些既為香港仔、林祿和等繼續謀財害命埋下伏筆，也為陳桂林設置了“要出名，要出大名”的可能條件。隨之，鏡頭自然的聚向香港仔、林祿和等殺人害人，以及陳桂林殺香港仔、林祿和的場景，展現了臺灣社會無序混亂面目。
四是異端邪教“殺人”。臺當局以“宗教自由”為標榜，以“宗教之島”為榮耀。在臺隨意建一座堂，擺一尊菩薩，就是宗教，神祇變道具，群眾變信眾，罪犯變尊者，騙子變大師。亂象叢生、無序野蠻生長、疏于管理的背后，都是為了選票。有些宗教組織已經公開政治化，在選舉的時候，不僅將堂點作選點，還派出神職人員為某一個黨派某一個人拉票站臺。參選人不問蒼生問鬼神，在關鍵節點大張旗鼓到寺堂觀院燒香“拜票”。上行下效。百姓不靠政府靠黑幫，不問法律問菩薩。這些為邪教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影片中以致林祿和之流，改槍彈為精神控制繼續殺人。現實臺灣則成為多種異端邪教的“大本營”，不僅禍害島內民眾，還危及周邊地區。臺當局為茍延殘喘，對外投美媚美靠美抗統，對內愚民欺民壓民搶權，致使民眾仍將茶葉蛋、榨菜視為奢侈品，在認知程度不高的情況下，群眾極易鉆進異端邪教的圈套，落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當陳桂林要留出一條生路時，仍有許多受蒙蔽的群眾選擇前往“天國”，足見中毒之深，危害之大，屏幕上血淋淋的場景更是觸目驚心。劇情也由此推向了最高潮。
影片以較為高超的藝術形式，除了勇敢撕開臺現實社會的累累傷痕和揭露控訴了臺當局種種罪狀，更為臺民眾表達了企盼社會法治和兩岸早日統一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