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系列隨筆 】

從力主變法到勁挺保皇的康有為

? ? 作者：茅永輝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作為清政府政治中心的北京城，發(fā)生了一個史稱“公車上書”的轟動事件。

先說何為“公車上書”。在中國漢代，凡地方上推薦人才，依例由公家備車送往京城，后來，凡是舉人入京會試，也就被指代稱之為“公車”。所以，北京這次的舉人上書皇帝，就叫“公車上書”。

話說1895年3月，中日甲午戰(zhàn)爭正在激烈進行，清軍在前線節(jié)節(jié)敗退，腐朽的清政府簽訂了《馬關條約》。消息傳到北京，群情激憤，輿論嘩然。正在北京參加舉人會考的康有為，便聯(lián)絡鼓動大量舉人，向光緒皇帝上呈了一個萬言書。這次上書，雖然沒能阻止《馬關條約》的簽訂，光緒皇帝甚至都沒有看到，但萬言書卻輾轉(zhuǎn)傳抄，很快傳到全國各地。于是，發(fā)起、領導這次“公車上書”的康有為，便成了全國人民注目的人物。

康有為，原名祖詒，字廣夏，號長素，又名更生，廣東省南海縣人。人稱“南海先生”。1858年（清咸豐八年），出生于一個官宦家庭里。他從少年起，長期跟隨經(jīng)學家朱次琦（九江先生）學習。1879年，康有為離開朱次琦，開始接觸西方文化。由于閱讀了大量改良主義先驅(qū)者為傳播新興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譯著，并游歷了香港，大開眼界。他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社會的辦法，“始知西方治國有法度”，使他對傳統(tǒng)儒學逐漸產(chǎn)生了懷疑。1882年（光緒八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回歸時經(jīng)過上海，進一步感受到資本主義的新事物，更加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優(yōu)于中國的封建制度。認為，中國要富強，就得向西方學習，從而產(chǎn)生了變法維新的思想。

康有為主張，在政治上依靠皇帝，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國家富強起來。他認為革命是可怕的，最好的辦法是取得皇帝的支持，在保留封建主義制度這一基本前提下，學習西方，實行君主立憲，發(fā)展資本主義。應當說，康有為在這一階段，已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選拔舉人的“順天府鄉(xiāng)試”。他借機寫了一篇五千字的上皇帝書，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呈請皇帝“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運用統(tǒng)治權力進行改革。因為言詞激烈，這封轟動北京官場的上皇帝書，不但沒有送到皇帝手里，而且觸怒了頑固守舊的主考官，康有為原已被內(nèi)定為錄取第三名，結(jié)果他的名字也被一筆勾掉。

1891年（光緒十七年），康有為應陳千秋、梁啟超（均從康有為，“長興里十大弟子”之一）之請，在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開始講學。主講“中國數(shù)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公法比例推斷之”，“大發(fā)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顯然，這是在為變法運動創(chuàng)造理論，擴大影響。這期間，康有為在梁啟超參與下，編著了《新學偽經(jīng)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著作。這兩本書，否定了封建學者復古倒退的傳統(tǒng)思想，大力宣傳改良圖存，提高民主思想、平等觀念和變法維新，在當時的思想界引起強烈反響，從此以后，梁啟超積極參加了康有為領導的變法運動，成為康的得力助手，時人合稱“康梁”。

1894年，康有為著手編著《人類公理》一書。他把公羊“三世”之說和《禮運》的“大同”思想揉合在一起，賦予諸多資產(chǎn)階級的內(nèi)容，成書后又定名《大同書》，隨即發(fā)表。在這本書里，他無情揭露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和黑暗，精心設計了一個未來的“大同世界”。不過，康有為設想的大同世界，是無需經(jīng)過艱苦斗爭和流血革命，而是期待人們的覺悟提升。這被后來認為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改良主義幻想。

同年8月，爆發(fā)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問題是，血腥的戰(zhàn)爭，中國的又一次慘敗，并未使康有為的改良主義思想有所觸動。康有為他之后的人生軌跡，也可為此佐證。

我們還是回到“公車上書"。甲午戰(zhàn)爭后至1895年3月，腐敗無能的清政府派李鴻章到日本乞和，準備接受日本提出的割地、賠款等一系列條件，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開，齊集在北京參加選拔進士會試的各省舉人，感到十分氣憤，特別是臺灣籍的舉人，更是悲痛萬分，怒不可遏。康有為被舉人們這種高漲的愛國熱情所感動，覺得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為變法運動制造聲勢。他立刻安排梁啟超等在廣東籍舉人中聯(lián)絡發(fā)動，聯(lián)名上書，反對簽約。接著，10多個省的舉人也相繼行動起來。一時間，都察院門前，人群聚集，激昂議論，要求清政府拒簽《馬關條約》。康有為看準時機，決定進一步聯(lián)合18個省的舉人上書請愿。他兩夜一天沒有休息，一氣寫成了長達一萬四千多字的《上皇帝書》。在這篇奏疏里，他尖銳指出簽訂《馬關條約》可能產(chǎn)生的嚴重后果，即多個帝國主義國家早有預謀的瓜分中國的勾當。所以，康有為提出了“拒約、遷都、變法”的主張，希望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的這些主張，實質(zhì)上是一種資產(chǎn)階級性質(zhì)的改良主義綱領，它雖然部分地反應了我國剛剛形成的資產(chǎn)階級和開明地主的進步要求，但并未從根本上觸動和推翻舊制度。《上皇帝書》由梁啟超等人迅速抄寫了幾份，送各處傳閱，引來1300多舉人在上面簽名。無奈，《上皇帝書》呈上后，都察院推說皇帝已經(jīng)在條約上蓋了印，再無挽回可能，拒絕了舉人們的要求。

“公車上書”的第二天，會試發(fā)榜，康有為中了進士。又過了一天，他被任命為工部工事（未赴任）。之后，他又多次上書，敦促皇帝下令維新變法。1897年11月，康有為第5次向皇帝上書，此書雖然仍未上達，但卻為京中許多官吏互相傳抄，天津、上海的報紙還先后將其披露，一時廣為流傳。1898年1月，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康在答對皇帝提問時，指出“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則亡”，并當面駁斥了守舊派的所謂“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論調(diào)。光緒帝對康有為的上書，深表贊同，把它放在自己的案頭，不時翻閱。為了爭取上層輿論的支持，積聚更多的維新力量，康有為還組織學會，創(chuàng)辦報刊，聯(lián)絡奔走，不遺余力。他自己出錢，創(chuàng)辦《中外紀聞》，分送朝官王公大夫；創(chuàng)立“強學會”，“粵學會”，到名城大邑活動鼓勁。從此以后，全國各地的學會、學堂競相成立。設館辦報，蔚為風氣。這場以挽救民族危亡和發(fā)展資本主義為宗旨的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維新運動，從呼喊救亡的“公車上書”拉開序幕，已經(jīng)在全國范圍一步步開展起來。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臨朝聽政”，光緒皇帝被軟禁，史稱的“戊戌變法”終告失敗，戊戌六君子被殺，康有為避禍日本。

康有為的后半生，則由十數(shù)年主張變法維新的進步人士，快速蛻變?yōu)橐粋€保皇黨。他力主君主立憲，抵制和反對孫中山領導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至人生的最后10年，干脆遁身茅山，超脫世外。遭遇世紀大動蕩，時代大變革，難免會讓許多人迷茫，甚至徹底迷失了方向。康有為也不能例外。

對于如何評價康有為，事實上已經(jīng)無法采用一句話、一邊倒的方式來進行。而康有為曾經(jīng)大聲疾呼向先進的西方學習，實行變法維新，發(fā)展資本主義的建議和主張，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根本要求，則應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