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1-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
周烈王元年（前375年），韓國滅掉鄭國，遷都，把鄭國的國都新鄭作為自己的國都。
《資治通鑒》開篇以來，我們見識了各種混戰和篡位，而滅國，尤其是滅掉一個老牌強國，還是第一次。
韓國滅鄭，絕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了幾代人的殫精竭慮，每一代人都為下一代人用心鋪路，熬死了好幾代人才終于功德圓滿。在今天這個短平快，百年老店稀缺的時代，很難感受到古人那種緩慢積淀的力量。
早在三家封晉之初，韓氏家族就醞釀著吞并鄭國。大致分為三步：
1-分地：瓜分智族家族的土地時，段規建議韓康子一定要爭取分到成皋（即虎牢關）。
“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眾而破三軍者，不意也。”
2-遷都：韓武子把首都從平陽遷到宜陽，距離鄭國近了好多，軍事意圖明顯。
3-滅國：一直到韓哀侯，才終于吞并了鄭國，把鄭國都城新鄭作為自己的新都。
這是韓國家族史上的高光時刻。而作為三晉中的老大哥魏國，雖然不愿意看到韓國崛起，當既然以成事實，只能默認。
成熟的政治，往往冷酷而現實，沒有半點溫度。
20220725
Day 2-戰國時代的人為什么喜歡捏造歷史
因為戰國時代的歷史首先要為現實服務。如果服務水準不達標，就得修正。現實的需求越強，捏造歷史的動力也越大。
戰國時代的主旋律，一是沖突，二是融合。
就沖突而言，證明我爸爸比你爸爸厲害；或者你爸爸虧待過我爸爸；就融合而言，證明我爸爸和你爸爸曾經是一家。
戰國歷史就自然變成了不自覺的心理策略，無論沖突還是融合，都導致歷史被打扮得越來越古老。同樣模式在很多領域都會出現。比如宗教界的儒釋道三家，一面要搶奪信仰地盤，一面要把對方收歸己有。再比如堯舜禹三位圣王的關系也是被后人附會出來的。
戰國人對遠古歷史的打造，很有系統工程的感覺：先有一整套抽象的理論框架，再用所謂歷史事實去填充。
20220726
Day 3-為什么誰家遭遇政變，別家都想去打秋風
周烈王三年（前373年），“燕敗齊師于林狐。”“魯伐齊，入陽關。”“魏伐齊，至博陵。”
可以歸結為一句話：燕國、魯國、魏國聯手欺負齊國。為什么會這樣？因為齊國的一場政變，公元前375年，田午篡位，成為齊桓公（注意：這不是300年前春秋五霸的那個“齊桓公”，兩個齊桓公都值得記住）。
凡是用血腥手段政變上臺的統治者，總要用非常手段來穩定內政；那些外國君主也樂于渾水摸魚，打著維護國際和平的旗號攻城略地，撿撿便宜。
燕、魯、魏伐齊，齊桓公竟然應付了下來，雖然地盤上吃了虧。這也是國際關系中的常態：對于剛剛篡位的國君來說，保住政權是最重要的事。喪權辱國、割地賠款都無所謂。就像一個強盜搶了一筆巨款，散出去一些又何妨。
戰國列強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無論誰家遭遇政變，別家都想去打打秋風。
齊桓公也給中國留下了一項文化遺產：稷下學宮，屬于當時國家級和世界級的學術中心，也是之后百家爭鳴的源頭。
20220727
Day 4 為什么立儲這么難
周列王六年（前370年），魏武侯去世，生前沒有立太子，兩個兒子爭奪繼承權，魏國大亂。
司馬遷在《史記》中有一個金句評論：“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意思是說，國君去世時，如果還沒有合法繼承人，就會面臨亡國的風險。
繼承人問題在古代屬于“國本”問題，而且司馬光所處的宋朝，這個問題也同樣存在。宋太祖趙匡胤開創宋朝，兄終弟及，宋太宗趙光義當上皇帝后，對立儲之事疑慮重重：一旦名分定了，大臣就會打小算盤，盤算現任皇帝和下一任皇帝誰更有投資價值；如果有權臣、武將和太子結交，誰知道哪天不會謀朝篡位呢？
宋太宗好不容易立了宋真宗，宋真宗之后是宋仁宗。宋仁宗有過三個兒子，都先后夭折，只能從叔伯兄弟那里過繼。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宋仁宗每當病重，就同意過繼，每次病一好，馬上反悔。宋英宗趙宗實可謂飽嘗備胎的心酸。
所以，皇帝遲遲不立儲，是司馬光時代一個特別嚴峻的問題，司馬光把因魏武侯沒立儲帶來的幾乎亡國的變故大書一筆，也有讓史實發揮“資治”意義的目的。
20220728
Day 5 為什么說魏惠王贏得非常僥幸
周烈王七年（前369年），魏武侯死后，魏罃和公中緩同室操戈，掀起內戰。
凡是諸侯內亂，通常會有一個經典模式——內外勾結，必請外援。請外援的都很舍得開價，贏了就能繼承巨額家產，輸了只能海外流亡；對外援來說，鄰國的內亂相當于風險投資的機會，一旦投資對了，就能一本萬利。押寶在實力較弱的一方，聯盟牢靠，收益更大。
按自然順位，魏罃更有資格，且在內戰中占了上風。從這個思路來看，公中緩最可能去請外援，也最有風險投資的價值。
于是，韓國趙國聯手進攻魏國，在濁澤會戰，包圍了魏國國都。魏罃陷入重圍，公中緩距離大位只有一步之遙。
戲劇性的“爭雁”故事發生了。兩兄弟為了爭論天上飛的大雁應該煮著吃還是烤著吃，豈料大雁已經飛走了。韓趙聯軍就好比那兩兄弟，勝利在望時，忙著分贓，且意見不一致，聯軍就這樣鬧掰了，而且撤軍了。
變局來得太突然，魏罃趁機反撲，殺了公中緩，成為實至名歸的魏國國君，也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魏惠王，他把國都遷到大梁，所以也被稱為梁惠王。《孟子》開篇就是”孟子見梁惠王“，引出影響深遠的義利之辯。
魏惠王的上位，雖然有章可循，但也是非常僥幸。如果韓趙聯軍在分贓方案上達到妥協，要么魏國歸了公中緩，割地賠款；要么魏國一分為二，從此再無能力與諸侯爭雄。
20220729
Day 6 司馬光為什么回避文學事件
今天我們讀《詩經》，是當成文學作品來欣賞的，而先秦貴族運用這些詩歌，是把它們當成優雅、含蓄的社交語言。如果不懂得活學活用，就很難融入上流社會社交圈。
魏擊成功贏回太子之位并成功繼位（即魏武侯）的經過，就是一個活學活用《晨風》《黍離》的典范。但值得關注的是，《資治通鑒》完全篩除了這些史料。
司馬光的精煉，來自明確的取舍標準。在“舍”的方面，文學首當其沖。
唐詩宋詞的繁榮很大程度上來自朝廷用詩詞取士的制度，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反對詩賦取士的陣營，他們的意見是：選拔人才，思想品德考察第一位，其次是對儒家經義的掌握，再其次是實際政務能力，最末才是文學技巧。
司馬光對文學表達了足夠的輕蔑，明明可以寫得有文采，卻偏要寫得樸實無華。
《資治通鑒》第一卷《周紀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烈王七年（前369年），三十五年，發生了太多興亡成敗，天翻地覆。古人過的顯然并不都是慢生活。
20220801
Day 7 西周/東周是時間概念還是政權概念
周顯王在位48年（公元前368年-公元前321年），世界繼續風起云涌，天翻地覆。最醒目的幾件大事：秦國商鞅變法；中原諸侯紛紛稱王；兵法名家孫臏出場，上演“孫龐（龐涓）斗智”。
初中歷史課背過的朝代口訣：“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春秋和戰國，一統秦兩漢。”古人把夏、商、周三個朝代合稱為三代。周朝分前后兩段，西周是周朝的上半場，東周是周朝的下半場。
周顯王二年（前367年）開始，周天子的直轄區發生了一場分裂，也就是西周和東周。
所以說，西周和東周不僅是時間概念，有可以是政權概念。
20220802
Day 8 以人頭來算軍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周顯王五年（前364年），秦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
值得懷疑的是，秦國這一次的戰國，大得有點驚人，會不會被夸大了？
歷來最受人推崇的作戰方法，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至少也要爭取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然而要讓軍隊有旺盛的士氣，就得給足將士們立功的機會，最直接清晰的方式，就是拿人頭計件提成。這樣一來，戰爭中就很容易殺人過量。
事實證明，只有標準明確的提成制度，才是最能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管理制度。
春秋后期，算首級計軍功的做法就已經正常化了。到了戰國時代，更是越打越頻繁。要讓軍隊保持斗志，推行計件提成制度，技術上簡單易行，難的是跨過心理上的障礙：不再把人當作人——敵人只是獵物。
其實豈止是戰國亂世，競爭永遠如此殘酷，高尚終歸只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20220803
Day 9 戰國是怎么提高人口規模的
戰國時期，諸侯混戰，到底有多少人口經得起大規模的戰斗減員？
每一個老百姓，在自己眼里是人，在諸侯眼里是人力資源。人力資源的“力”分為兩類：生產力和戰斗力。諸侯們盼望人丁興旺，為的就是打仗，這就意味著，人口增速必須足夠大。
秦獻公改革中的廢除殉葬制度，就有節約人力資源的意義——與其殺掉殉葬，不如上戰場。
提高人口增速，主要有兩個辦法：一是實行惠民政策，吸引外國移民；二是鼓勵生育。其他生產、分配、軍事、徭役等政策都以人口為基礎。
到戰國末年，大型戰役不知打了多少，到處是孟子所謂的“殺人盈野”，私人以幾萬、十幾萬、幾十萬計。戰國時代的驚人死亡率，竟然還是輸給了出生率，輸給了各國鼓勵生育的政策。
20220804
Day 10 “逾年改元”的意義
周顯王八年（前361年），秦孝公繼位一年后，改元年并推行新政。
古代的繼位，有所謂“逾年改元”的傳統，新舊國君交替，理論上國家和新君都還停留在痛失老國君的悲傷氣氛里，所以年號還要沿用老國君的年號，政策也不會輕易改變，等把這一年熬完了，才開始改元，算作新國君的元年。新國君想要搞新政，最好從自己的元年開始。
在秦孝公的執政生涯里，重用商鞅，推行變法，把秦國推向了一往無前的富國強兵之路。
清朝學者易佩紳有一個觀點，說圣賢豪杰的發憤，是自我激勵，而奸雄的發憤，勢必荼毒天下。圣賢之學和英雄謀略不能兩全。
司馬光說起這一段，描述為“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弱化了《史記》中秦孝公“招戰士，明功賞”的擴軍強兵舉措，為秦孝公披上了儒家的外衣，這其中當然也包含了司馬光自己的政治主張。
20220805
Day 11 刑名之學是怎么變成管理學的
周顯王八年（前361年），秦孝公改元后宣布推行新政，廣招賢才，富國強兵。衛國的公孫鞅前來秦國，成為商地的封君，所以叫商君。商鞅意即“商地的鞅”。
商鞅的特長是“刑名之學”，其核心方法論就是“循名責實”：根據事物的“名”考察事物的“實”。并且憑著這種純屬概念思辨的學問，走下象牙塔，變成很實用的管理學。
循名責實，就是根據“名”來要求實，本質就是建立考核制度，把“對人不對事”變成“對事不對人”，這在當時可是完全反傳統而為，是標新立異的邪惡新事物。
秦孝公以及繼位的秦惠王都是法家信徒，與商鞅沒有理念分歧，這從商鞅被車裂后魏惠王沒有廢除商法就可以看出。商鞅之殤，是權力爭斗的悲哀，也是法家人物的悲哀。
20220807
11天讀完第4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