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6日，毛澤東回到長沙。他一面照料重病的母親，一面廣泛聯絡各界人士。5月上旬，北京學生爆發五四愛國運動的消息傳到長沙，毛澤東立即行動起來，組織新民學會在湘會員，聯絡長沙各校學生骨干和新聞界、教育界的代表，在湖南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40年后，周世釗回憶這段往事時，這樣評價說： 五四運動在長沙，從一開始就是和毛澤東的革命活動分不開的，沒有毛澤東在長沙的革命活動，五四運動在長沙也就無聲無色了。
周世釗繼續回憶說： 當毛澤東陪送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到上海時，大家認定他也會到法國去。但是法國郵船將要從上海放洋的前幾天，毛澤東告訴大家：他決定不去法國。這使大家驚奇了。七八個月來，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耗費在留法勤工儉學的宣傳、組織和準備的工作上。今萬事俱備，就要啟程，卻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很難令人理解的。“這是為什么呢？”大家這樣問他。他說：“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關于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 這時，報紙上天天傳來巴黎和會中我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北京、上海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正醞釀爭回青島、反對北洋軍閥政府賣國外交政策的運動。毛澤東送別了去法的朋友們，就回到長沙，以更多的時間研究時事，并向長沙的教育界、新聞界和青年學生進行各種聯絡活動，推動湖南學生愛國運動。
一天，毛澤東來修業小學找我，他對我說：“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正在因外交失敗消息而悲痛和憤怒，正在醞釀開展愛國運動，湖南也應該搞起來。我想在這方面做些工作。”當我知道他還沒有確定居住的地方時，就勸他住到修業小學來，這地方適宜，便于與外面聯系，且可以在學校里教幾點鐘課。他同意了。過了幾天，他將他的簡單行李搬到修業學校，在高小部每周教6小時的歷史課，其余時間，完全可以自由運用。
從新民學會成立后，陸續吸收了一些進步的大中學生和中小學教員做會員。長沙幾個主要學校的教師和學生中差不多都有新民學會的會員。毛澤東這時分別走訪了他們，講述幾個月來他個人在北京、上海的經歷，并向他們介紹他所接觸的一些值得敬佩的人物。談到國內外形勢時，他認為由于外交問題的影響，全國的人心都很不安，青年學生更將有具體的表示。我們新民學會會員決不可站在旁邊看熱鬧，要立即行動起來。他又約集所有在長沙的會員到楚怡小學何叔衡那里開了半天的會。他在會上對歐戰后的世界局勢，南北軍閥混戰的情況，張敬堯在湖南所造的罪惡，以及在新思潮的激蕩下全國人民的覺悟逐漸提高的事實，都做了詳細的分析和說明。他還對如何組織青年學生的力量，如何與張敬堯進行斗爭，也提出了他的意見。參加會議的人都覺得有很大的啟發，因而增強了在長沙開展愛國運動的信心。
北京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長沙后，毛澤東除緊密和新民學會會員及各學校學生骨干分子聯系外，又廣泛和新聞界、教育界人士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和湖南人民支援北京學生、反對賣國外交的具體意見。這些人正以受張敬堯的嚴密控制，愛國運動搞不起來，心情十分苦悶。聽了毛澤東的話，大家覺得頭腦開朗多了，都表示愿意按照他所指出的奮斗目標去努力。
1919年5月中旬，鄧中夏受北京學生聯合會委派來到長沙。他找到毛澤東、何叔衡，向他們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的情況，還商量重組湖南學生聯合會。經過毛澤東等人的熱心籌劃，5月28日，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由彭璜任會長。會址設在長沙落星田商業專門學校。又據蕭三回憶，在此期間，毛澤東還寫了一份字數不多、熱情奮發的傳單，號召大家行動起來。傳單用幾個學校學生會的名義發出。他只記得傳單的頭一句是：“同胞們，起來!” 蔣竹如在湖南學生聯合會里擔任干事部部長。他回憶說： 我當時是湖南第一師范的學生，并已參加了毛澤東發起組織的新民學會。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師十三班的自習室里復習功課，忽然毛澤東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訴我：北京學生派來了兩個代表—鄧仲澥和×××（現已記不起姓名），要求湖南學生起來罷課，和北京學生采取一致行動。兩代表暫住在楚怡小學何叔衡那里。我們現在要商量一下怎樣響應北京的學生運動。于是，他邀我和陳書農、張國基等幾個人，到一師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談了一陣。決定通過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每個學校推舉一個或兩三個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學開會。第二天，我們便分途進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上午，我和陳書農很早就到了楚怡小學。隨后，各校推舉的學生代表也陸續來了，其中有湖南商專的易禮容、彭璜，湖南工專的柳敏，湖南法專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學的唐耀章，雅禮學校的李振南，周南女校的魏璧、勞啟榮，楚怡工業學校的朱后鄭，長沙師范的繆瑞祥、高標，妙高峰中學的何培元等，共計20多人。毛澤東介紹雙方面的代表見面后，就請北京來的兩位代表報告五四運動發生的經過情況。接著，兩代表相繼發言，匯報北京學生和市民群眾游行示威的經過和繼續罷課的目的。希望湖南學生實行總罷課，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斗爭，要求懲辦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賣國賊，拒簽巴黎和會通過的對德和約。大家聚精會神地聽到兩代表介紹天安門前5000群眾集會的熱烈情況，都很激動興奮；聽到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痛毆章宗祥，莫不擊掌稱快，連說“燒得好！”“打得好!”兩代表報告完畢，毛澤東便提出罷課的問題，征求大家的意見。結果一致主張罷課，和北京學生采取一致行動。隨即做出決議：一、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作為發動罷課和統一各校學生行動的領導機構；二、到會代表散會回校后，抓緊傳達北京兩代表的報告內容和會議的決議事項；三、全省學聯成立后，立即實行罷課。會上還醞釀討論了全省學聯的章程，主要內容是：設正副會長各一人；分評議、干事兩部，各設部長一人，評議員和干事各若干人，評議員由各校派出的代表一人充當，干事部分設總務、交際、社會服務、編輯四股，各設股長一人。兩天以后，各校學生代表都正式推舉出來，章程也草擬好并油印出來。
5月28日上午，各校代表齊集省教育會，舉行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首先逐條討論通過了章程，然后進行選舉。選舉結果：法專代表夏正猷、商專代表彭璜分別當選為正副會長，商專代表易禮容當選為評議部長（干事部長姓名記不起了）。同時通過了罷課宣言。 學生聯合會的會址設在落星田湖南商專，它的辦事人員大多是新民學會的會員。毛澤東有時也住在商專里面，就近指導學聯的各項活動。可以說，他是這個富有戰斗性的新的學生組織的實際領導者。 學聯成立后，曾將章程、宣言和成立大會的新聞稿，分送長沙《大公報》和其他報紙，請予刊載。結果除《大公報》把章程作為“來件”登出外，其余都被檢查員扣留了，沒有登出來。 學聯成立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發動各校實行罷課，和北京學生采取一致行動。當時長沙各校學生的思想并不一致，大多數學生極力主張罷課；一部分學生模棱兩可，采取徘徊觀望的態度；少數學生反對罷課。學聯開了好幾次會動員醞釀，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直到6月2日召開全市學生大會，才通過決議，定于6月3日舉行總罷課，并發布宣言。宣言略稱：“……夫學生之求學，以衛國也。國如不存，學于何有？我湖南學生出于良心之感發，鑒于時勢之要求，決議自6月3日起，全體罷課，力行救國之職責，誓為外交之后盾。” 6月3日，大多數學校罷課了，只有明德、法專和幾個女學校沒有罷課。法專代表黎宗烈、邱惟勤對罷課堅持甚力，帶領部分同學手持木棒站崗，不許上課，終于達到了罷課的目的。經過毛澤東的耐心說服，明德也隨即罷課了。法專代表夏正猷身為學聯會長，而自己的學校不能帶頭實行學聯的決議，引起了各校學生的不滿，遭到攻擊。他不久便辭職了，學聯改選彭璜為會長，湘雅代表應元岳為副會長，長郡代表彭光球為評議部部長。在這次改選中，我被選為干事部部長。這時，五四運動的風暴席卷全國。各省重要城市工商學界，紛紛舉行罷工、罷市、罷課，到處游行示威，掀起了反帝愛國斗爭的高潮。
1919年6月中下旬，長沙各校相繼放假。毛澤東和湖南學生聯合會負責人住在商業專門學校，共同商議，指導學生運動。7月9日，在毛澤東的推動下，湖南學生聯合會發起成立湖南各界聯合會。
在指導學生運動中，毛澤東決心將早已萌發的創辦刊物的計劃付諸實行。
周世釗回憶說： 從湖南的學生愛國運動進入高潮后，毛澤東常和學聯的主要負責人研究提高群眾覺悟、鞏固革命熱情的辦法。認為除了加強群眾的基層組織外，必須以正確的革命思想武裝群眾的頭腦，才能推動愛國運動的繼續前進。因此，有發行一種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的必要。 他的意見，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贊同，決定由湖南學生聯合會出版一種評論性質的定期刊物，并推他負主編責任。在他緊張籌備10多天之后，一個形式內容略如當時風行全國的《每周評論》的《湘江評論》第一期于7月14日出版了。
毛澤東在他寫的《創刊宣言》中說明了《湘江評論》發行的宗旨。他說：現在世界革命的潮流，是任何力量所不能阻擋的。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是全體人民聯合的力量，人民應當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徹底解放向強權統治作斗爭。《湘江評論》的職責，就在于研究、傳播和推行當前世界革命的新高潮。
創刊號的內容有西方大事述評、東方大事述評、世界雜評、湘江雜評、新文藝等等。差不多全部文章都是毛澤東寫的。每篇文章都發揮著反封建、反軍閥統治的思想，都洋溢著不妥協的反抗精神，讀起來使人感到痛快和有力量。由于這些文章不但揭露了反動統治階級的罪惡，而且為人民指出了斗爭的方向和途徑，讀過這些文章之后，大家覺得累積在心頭的焦慮和苦悶得到解除，眼前出現了光明和希望。有人說：“《湘江評論》就是湘江的怒吼。”有人說：“《湘江評論》就是湖南人民的聲音。”有人說：“《湘江評論》才算得真正代表人民說話的刊物。” 第一期的《湘江評論》印2000份，一天就賣光，加印2000份，不到3天也賣光。從第二期起印5000份，還不能滿足外地讀者的需要。當時一個地方的報刊發行到這種數量，是很難的。長沙、湖南全省和武漢、廣州、成都等地的青年學生、進步教師，多成了《湘江評論》的好朋友。每期出版，爭相閱讀。北京的《每周評論》曾在第36期上做了介紹，說：“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2、3、4期連續登載的《民眾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 毛澤東在《民眾大聯合》這篇文章里，指出：“陸榮廷的子彈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而我們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來發抖，就要舍命飛跑。這是歐洲各國被壓迫的人民的斗爭方式；采取這種革命辦法的首領，是德國的馬克思。我們應該起而仿效，我們應該進行我們的大聯合。”接著他又指出，“民眾大聯合最根本的是農民和工人的組織。農民們應該結成一個聯合的組織，以謀我們種田人的種種利益。我們種田人的利益必須由我們自己去求。工人們同樣要結成一個聯合的組織，以謀我們工人的種種利益。其他如學生、婦女、教員……都應該根據切身的利益和要求，組織起來，進行各種改革和斗爭。民眾大聯合必須這樣建立在全國工人、農民為主體，各階層人民都分別組織起來的基礎上，才能有力量，才能勝利地進行革命斗爭。”他最后還指出，“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全世界為之震動，因而推動了歐亞兩洲人民革命運動，因而發生了中國偉大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規模空前深廣。在極短的時間內，旌旗南向，過黃河而到長江，黃浦漢皋、洞庭閩水，更起高潮。天地為之昭蘇，奸邪為之辟易。由此全國人民覺醒起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起而斗爭，誰起而斗爭？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湘江評論》只編寫了5期，每期絕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幾天，預約的稿子常不能收齊，只好自己動筆趕寫。他日間事情既多，來找他談問題的人也是此來彼去，寫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氣的熏蒸，不顧蚊子的叮擾，揮汗疾書，夜半還不得休息。他在修業小學住的一間小樓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層板壁。我深夜睡醒時，從壁縫中看見他的房里燈光熒熒，知道他還在那兒趕寫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寫好了，他又要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校對，有時還自己到街上去叫賣。這時，他的生活仍很艱苦，修業小學給他的工資每月只有幾元，吃飯以外就無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舊蚊帳、舊套被、舊竹席和幾本兼作枕頭用的書。身上的灰布長衣和白布褲，穿得很破舊。朋友想借錢給他添置點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謝卻。勸他晚上早點休息，他又總以約稿未齊、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寫幾篇、少睡幾點鐘沒有關系來回答。
當時熱烈歡迎《湘江評論》的人雖多，但恨《湘江評論》罵《湘江評論》的人也不少。他們認為《湘江評論》提倡男女平權、勞工神圣、反對舊禮教、批評孔夫子，是邪說異端、大逆不道。長沙有一家報紙罵《湘江評論》是怪人怪論。
以張敬堯為首的軍閥統治集團，則以《湘江評論》正面與他們為敵，公開地批評他們，反對他們，千方百計加以摧毀。他們造出了欺騙群眾的謠言說：“過激派到了湖南，不得了!”派軍警到承印《湘江評論》的湘鄂印刷公司檢查、搗亂。等到第五期還在印刷時，就橫暴地封閉了湖南學生聯合會和《湘江評論》。 《湘江評論》雖然只出版了四期，刊行時間也只1個多月，但它的影響卻很深遠：不但啟發了人民的革命思想，鼓舞了青年的革命斗志，也為各學校、團體辦刊物開辟了道路，樹立了榜樣，使它們如雨后春筍一樣地產生出來。在《湘江評論》和各種各樣刊物宣傳鼓舞下，湖南人民的覺悟提高了，青年斗爭的方向逐漸明確了，因此更進一步開展了愛國運動，為此后的驅張運動、工人運動打好了思想基礎。
蔣竹如也回憶說： 學聯在開展上述種種活動之外，還掀起了反對舊禮教提倡新文化運動。1919年6月10日，學聯發行的《救國周刊》在長沙出刊了。除登載有關反日愛國活動的新聞報道外，并著文抨擊舊禮教，宣揚新文化。為了鞏固群眾的革命熱情，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推動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進一步發展，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學聯通過決議，創辦《湘江評論》，推毛澤東負責主編。《湘江評論》創刊號于7月14日出版，好些文章都是毛澤東一手寫成的。他那時在修業小學教三班歷史課，常在深夜為刊物寫稿，每期稿件都由我去接取付印。第1、2期各印2000份，3期3000份，4期5000份。除留少部分贈閱、交換和保存外，大部分由學聯組成的賣報小組拿到街頭叫賣。每份售價雙銅元1枚。
《湘江評論》是當時長沙出版的各種刊物中思想性最高、戰斗力最強的一種，在全國范圍內博得好評。北京《每周評論》著文介紹，說：“《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一方面。第2、3、4期的《民眾大聯合》，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這篇長篇論文，就是毛澤東撰寫的。由于《湘江評論》宣傳了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統治的思想，使得張敬堯大為震驚，坐立不安，于是，又拿出他那套查禁封鎖的老辦法來了。8月中旬，第5期剛剛印好，還未來得及發行，張敬堯派來了軍警，闖進商專，封閉了學聯和《湘江評論》。我們事先得到了風聲，把學聯的文件、印章和未賣完的各期《湘江評論》，一籃一簍地轉移到河西的湖南大學籌備處去了。學聯雖被封閉了，但我們并未被軍閥張敬堯的淫威所嚇倒。從此以后，毛澤東和學聯其他負責人搬到湖大籌備處，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對張敬堯的黑暗統治，進行揭露和抨擊。 唐耀章回憶說： 7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負責主編、以學聯名義發行的《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了。這是湖南思想界升起的一面貫徹著“五四”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鮮艷紅旗，開辟了湖南新文化運動的新紀元。《湘江評論》完全用白話，從內容到形式都顯示出嶄新的戰斗姿態。廣大群眾熱烈歡呼《湘江評論》的創刊，各校青年爭先購讀，奔走相告。記得我當時從落星田學聯領取50份《湘江評論》到街頭叫賣，剛走到東長街就搶購一空。在《湘江評論》創刊前后，傳播新思潮的小型白話刊物紛紛出現，《明德旬刊》也緊接著出版，由我與何碩曼主編。我在旬刊第一期寫了一篇《歡呼<湘江評論>出刊》的文章，開頭有這樣一段：“《湘江評論》出刊了，太陽升起來了，照亮了我們的眼睛；警鐘響起來了，震動了我們的耳鼓；啟聾發聵，指示了我們前進的方向。我們要向強權作斗爭，我們要摔掉吃人的禮教的枷鎖。奴隸般的教育，我們不要了。湖南的青年們站起來了，在《湘江評論》的啟發下，做推動新文化、新思潮的先鋒，一齊奔向反帝反封建的前線。”這番話應說是當時廣大青年共同的心聲。其他各校先后出版的刊物有10余種，以湘雅醫專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鐘》為最突出，蔚成新風。《湘江評論》的發行部設在商專的三樓，由李鳳池負責。各地讀者爭相訂閱，每期銷數在5000份以上。出到第5期，觸怒了張敬堯，認為是宣傳“過激主義”，大逆不道，并趁機大打出手，派武裝軍警到商專查封，同時封閉了湖南學聯。各校學生會發行的周刊曾成立一個獨立的聯合會。各派代表1名參加，我是《明德旬刊》的代表；在毛澤東領導下，每周開會一次，安排內容，力求步調一致，以增加宣傳的力量。不久，這些生氣勃勃的周刊也陸續被張敬堯所扼殺。這樣，這個兇惡的軍閥統治者也就引火自焚了。
易禮容也是新民學會的早期會員。他回憶毛澤東創辦《湘江評論》的情景時說： 1919年4月毛澤東從北京回到長沙，當時商業專門學校學生彭璜任湖南學生聯合會會長，由他出面商請毛澤東主編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定名《湘江評論》。學聯會設在長沙落星田商專校內，學校頭門墻壁上高高掛起木刻湖南學生聯合會會牌。毛澤東住宿在商專教員宿舍內。記得一天早上我去他的住室看望他，朝陽正照在他的夏布蚊帳上，他還未睡醒（當然是夜間工作誤了睡眠），我揭開他的帳子看，不料驚動了幾十只臭蟲，它們在他用作枕頭的暗黃色線裝書上亂竄，每一只都顯得肚皮飽滿。想來，不止一夜、十夜臭蟲飽嘗了主編《湘江評論》的人的血!《湘江評論》只出版了5期就被張敬堯勒令印刷廠停止印刷而停刊了，它就陪伴著會牌被打碎的湖南學生聯合會，不能公開活動了! 《湘江評論》是一張小型的四開四版的報紙，報頭旁邊寫著“發行所湖南學生聯合會”，是該會的周報。設有“東方大事述評”“西方大事述評”“世界雜評”“湘江大事述評”“湘江雜評”“放言”“新文藝”等欄目。《湘江評論》前后共出5號，第2號附有“臨時增刊”。毛澤東在前4號和臨時增刊上共發表文章41篇。
《湘江評論》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第1號上發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明確申明這一主旨。 《湘江評論》創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于今都要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這種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 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自文藝復興，思想解放，“人類應如何生活？”成了一個絕大的問題。從這個問題，加以研究，就得了“應該那樣生活”“不應該這樣生活”的結論。一些學者倡之，大多民眾和之，就成功或將要成功許多方面的改革。
見于宗教方面，為“宗教改革”，結果得了信教自由。見于文學方面，由貴族的文學，古典的文學，死形的文學，變為平民的文學，現代的文學，有生命的文學。見于政治方面，由獨裁政治，變為代議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選舉，變為沒限制的選舉。見于社會方面，由少數階級專制的黑暗社會，變為全體人民自由發展的光明社會。見于教育方面，為平民教育主義。見于經濟方面，為勞獲平均主義。見于思想方面，為實驗主義。見于國際方面，為國際同盟。
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兌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庶民主義）。宗教的強權，文學的強權，政治的強權，社會的強權，教育的強權，經濟的強權，思想的強權，國際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則有二說，一急烈的，一溫和的。兩樣方法，我們應有一番選擇。（一）我們承認強權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類。濫用強權，是他們不自覺的誤謬與不幸，是舊社會舊思想傳染他們遺害他們。（二）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無效力。歐洲的“同盟”“協約”戰爭，我國的“南”“北”戰爭，都是這一類。 所以我們的見解，在學術方面，主張徹底研究。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的束縛，要尋著什么是真理。在對人的方面，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至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國際的強權，迫上了我們的眉睫，就是日本。罷課，罷市，罷工，排貨，種種運動，就是直接間接對付強權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東半球東方的一條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長。住在這江上和他鄰近的民族，渾渾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們沒有有組織的社會，人人自營散處。只知有最狹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時，共同生活，久遠觀念，多半未曾夢見。他們的政治，沒有和意和徹底的解決，只知道私爭。他們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辨（辦）了些教育，卻無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盤踞，把學校當監獄，待學生如囚徒。他們的產業沒有開發。他們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國各地方學好了學問和藝術。但沒有給他們用武的余地，閉鎖一個洞庭湖，將他們輕輕擋住。他們的部落思想又很厲害，實行湖南飯湖南人吃的主義，教育實業界不能多多容納異材。他們的腦子貧弱而又腐敗，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沒人提倡。他們正在求學的青年，很多，很有為，沒人用有效的方法，將種種有益的新知識新藝術啟導他們。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地球上。 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于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這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
1919年8月18日，《湘江評論》被張敬堯查封，《湘江評論》第5號全部被當局沒收。然而，政治高壓并不能阻擋進步思潮的傳播。在毛澤東的主持和影響下，湘雅醫學專科學校的《新湖南》、女子中學的《女界鐘》等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為了統一各校周刊的宣傳，毛澤東還提議成立學生周報聯合會，由他和《岳麓周刊》主編曹典琦、《甲工周刊》主編符狄梁、《明德周刊》主編唐耀章、《新湖南》主編龍伯堅組成。 《新湖南》，原是長沙湘雅醫學專科學校學生自治會會刊。《湘江評論》查封不久，毛澤東應龍伯堅的邀請，出任《新湖南》總編輯。 1919年9月5日，毛澤東寫信給黎錦熙，信中說： 邵西先生： 來示敬悉，承獎甚愧。《湘江評論》出至第5號被禁停刊。第5號已寄來尊處，諒經接到。此間有一種《新湖南》，第7號以后歸弟編輯，現正在改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時當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鐸》六號所登大著《國語學之研究》，讀之益我不少，與同號《俄羅斯文學思潮之一瞥》同可謂近數年來不多見的大文章。國語這個問題，弟亦頗想研究。我是學教育的一個人，談到教育，可便說非將國語教科書編成，沒有辦法。要想研究，難的又是材料搜集。關于“國語”的材料，先生遇著，千萬惠給一點。長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個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這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幾份。 澤東
? 一九一九年九月五日從修業學校寄
周世釗回憶說： 和全國各地一樣，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湖南省內以推動愛國和新文化運動為目的的小型刊物風起云涌地在各級學校刊行。中學的有《明德周刊》《岳云周刊》《女界鐘》等，大學的有高工的《岳麓周刊》、湘雅醫學院的《新湖南》等，不下數十上百種。大學的刊物以《新湖南》的刊行有著特別的意義。
湘雅醫學院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辦的學校。它一貫向中國學生進行親美、崇美的奴化教育，使其為它的殖民主義服務的。多數學生受這種教育的熏染既久，除開讀點死書，為個人的名利打算外，從來不大關心國家大事，對政治斗爭、社會改革更不感興趣。但是，五四運動這股洶涌澎湃的浪潮，很快就沖進了湖南，沖進了湘雅。這個平靜得像古井似的殖民主義教育場所，也泛起了壯闊的波瀾，一些參加了當時愛國運動的學生，居然也辦起反對舊禮教、提倡新文化的刊物來了。
1919年1月15日，他們的《新湖南》創刊號出版。他們在發刊詞里提出的六項宗旨是：一、反對舊禮教、提倡新道德；二、改造家族制；三、提倡男女平權；四、提倡勞工、反對分利坐食；五、提倡平民教育、反對階級制度；六、灌輸衛生常識。創刊號的幾篇文章，主要談了婦女解放、勞工神圣、廢除遺產制度、促進平民教育幾個問題。這是他們改革社會的主張，也是他們“新湖南以新中國”的理想。 從來不關心國家社會問題的學生，能夠像這樣提出改革社會的要求和建設新湖南的理想，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了。 但是他們雖然提出了改革社會的口號，卻又在征稿啟事中要求來稿的言論不涉及政治。他們想脫離政治來改造社會，顯然是一種糊涂思想！ 不久，學院放了暑假，沒有幾個人能繼續替《新湖南》寫稿。
這時，《湘江評論》已被禁止發行，湘雅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征得毛澤東同意，從第7期起由他主持編輯。他決心把這個刊物辦好，在第7期上寫了一篇刷新宣言，說：“本報第7期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評社會，二、改造思想，三、介紹學術，四、討論問題。第七期以后的本報，同人盡其力之所能，本著這四個宗旨去做：‘成敗利鈍’，自然非我們所顧。因為我們的信條是：什么都可以犧牲，惟宗旨絕對不能犧牲！” 他為了使《新湖南》周刊能夠繼承《湘江評論》的精神，每期都寫一篇較長的政治論文。同時，對張敬堯的橫暴統治做正面的抨擊；對當時國際、國內和本省一些重大問題，寫出些分析批判的評論和雜感，使讀者得到極大的啟發和教育。 第7期的重要文章有：《社會主義是什么？無政府主義是什么？》《評新中國雜志》《哭每周評論》《工讀問題》等。內容和形式都與第六期以前迥然不同。大家覺得《湘江評論》復活了！
張敬堯對于反對他的報刊是不允許存在的，所以毛澤東主編的《新湖南》才出了5期，就被迫停刊。雖然只是短短的5期，但已替《新湖南》周刊增添了永不磨滅的光彩，給當時的湖南大學生指出了奮斗的途徑。 《女界鐘》也是五四時期湖南的一家進步刊物。主編周敦祥回憶說： 那是60年前的鐘聲，是五四運動在湖南省的轟鳴，它的創刊是根據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由我和勞君展、魏璧三會友辦起來的。它作為《湘江評論》的補充，發出了湖南女界自己爭平等、求解放的怒吼。 …… 一天我們議論著這件事，有人說：“《湘江評論》停刊了，我們不能換個名字出版嗎？” “對，我們就出個女子的刊物吧!” 這個意見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贊同。起個什么刊名呢？我們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一個同志提議，叫《女界鐘》吧!鐘聲是喚起人們的聲音，女界鐘又是喚醒婦女的聲音，這是多么合適的名字啊!事后大家推選我當總編輯，可是我還是個學生!學歷淺，沒有經驗，心里總感到害怕，總怕辦不好。
有一天我放了學回家，正在為辦《女界鐘》發愁，不想毛澤東聽說我辦刊物還有些膽怯，特意前來鼓勵我。他說：“你怕什么，好好搞吧，我們支持你呢！”《女界鐘》有了這個有力的支持，我的膽子壯起來了，大約在10月中下旬終于出版了，這是湖南省婦女界的第一聲吶喊，它在長沙城里長鳴！ 從此《女界鐘》就擔負起向婦女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任務，喚起更多的婦女沖破孔孟之道、“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藩籬，走上為自由解放而斗爭的道路，毛澤東不僅勉勵我樹立信心，而且還給這個周刊寫文章，支持把它辦好。記得他給《女界鐘》寫的第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論述婦女要實現經濟獨立，這篇文章是為趙五貞自殺事件而出特刊寫的。
趙五貞是一位年輕姑娘，在五四運動倡導的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她不滿于封建包辦婚姻，在被迫出嫁時，坐在花轎里自殺了。當時我們從調查中知道，她在出嫁前曾經對她嫂子說過，“女子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做女子真是背時呵!”過門那天，她請求花轎要從住在遠一點的南門外的姐姐家門口過。終于，她懷著對婚姻自由的憧憬，在花轎里用剃刀自刎而死。這是對封建包辦婚姻的反抗，用鮮血控訴了孔孟之道的罪惡。
這件悲憤的事情發生以后，毛澤東建議《女界鐘》出一特刊附于《女界鐘》第4期，陳啟民幫我編輯，陶毅、周世釗等寫了文章，主張改革父母包辦的封建婚姻制度，代之以婚姻自主、自由戀愛。湖南《大公報》也展開了討論，在先后發表的20多篇文章中，有的不僅提出了要改革婚姻制度，而且涉及改革社會制度這一根本問題，因此在長沙市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女界鐘》在湖南敲響了搗毀“孔家店”，砸碎“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枷鎖的鐘聲。它提倡科學和民主，反對男尊女卑，要求男女平權，教育平等，婚姻自主，社交公開，主張婦女經濟獨立，同時，反對蓄婢纏足，向社會上展開宣傳教育。記得我們還對一些財主家的婢女做過宣傳，結果有一個婢女逃出了火坑，同她心愛的人結婚去了。 婦女解放斗爭的鐘聲，使敵人膽戰心驚，《女界鐘》大概出了4至5期，就被軍閥下令封閉了。但是斗爭的鐘聲卻是他們封鎖不住的，婦女們越來越多地走上了求解放的道路。有的女同學因為參加爭取婦女解放活動而被學校當局“默退”后毫不畏懼地沖出男女分校的規范，到男校去讀書；一些女同學還參加了新民學會…… 1919年八九月間，毛澤東曾設想成立一個問題研究會，以研究現代人生諸問題。這個設想因種種原因，未能實現。他曾將自己的想法寫成《問題研究會章程》，并寄給鄧中夏征求意見。同年10月23日，鄧中夏在《北京大學日刊》第467號上發表啟事，全文刊登了這個章程。這份珍貴的歷史文獻也因此而得以保存下來。 鄧康啟事 我的朋友毛君澤東，從長沙寄來《問題研究會章程》一余張。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說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現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還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關心現代問題解決的諸君的雅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