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鹿鹿
許多年前一路同行友人六七來會魯迅先生的故里。
這是一條獨具江南風情的歷史街區，呼吸中有著歲月釀就陳年老酒的香氣，腳步到了這自然地輕而緩，遇見那賣紹興臭豆腐和龍須糖的鋪子在河岸一旁的樹蔭下擺著，自要上前品嘗一番再好走路，窄窄的青石板路兩邊，一溜粉墻黛瓦，竹絲臺門，魯迅祖居，魯迅故居，百草園，三味書屋，壽家臺門，土谷祠，魯迅筆下風情園，咸亨酒店穿插其間，綠油油的河道波光蕩漾，貫通著整片街區烏篷船在河上晃晃悠悠。
魯迅先生在我們印象中，通常是這樣的：須發直立、橫眉怒目，呆板、嚴肅、無趣。實際上，真實的魯迅有趣得很。
夏衍說：“魯迅幽默得要命。”
在孩提時代的周海嬰眼里，父親是慈祥的、和藹的，是有血有肉的，是愛開玩笑、非常幽默的。表面上，這副面容是老來得子的魯迅，呵護唯一兒子的真情流露，而實際上，魯迅對身邊人也是如此，正如周海嬰所稱，“我問過我母親、叔叔，甚至于和我父親見過面的一些朋友，他們都沒有看見過我父親生氣的樣子，更不要說什么拍案、橫眉冷對。”
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書中也寫道：“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是從心里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么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得連煙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來。魯迅先生走路很輕捷，尤其使人記得清楚的，是他剛抓起帽子來往頭上一扣，同時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顧一切地走去。”
讀完《回憶魯迅先生》那是深夜了，原以為之后本該睡去，不料我輾轉反側夜不能寐心情久違地愈加悲傷沉重。于是，我斗膽想要試試寫一寫魯迅先生這位中國現在文學的奠基人，魯迅曾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從來沒有哪位作家像魯迅先生這樣，如此嵌入歷史，又如此備受爭議。
在魯迅先生去世前約一個半月,他曾給母親寫了一封信,比較扼要地談了一下自己的病史。魯迅先生在信中說:“男所生的病,報上雖說是神經衰弱,其實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經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灣趕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釗鬧后的一回,躺倒過的,就都是這病,但那時年富力強,不久醫好了。……初到上海后,也發過一回, 今年是第四回,大約因為年紀大了之故罷,一直醫了三個月,還沒有能夠停藥,因此也未能離開醫生……”
第四回即是1936年3月里魯迅先生病了這次，他靠在二樓的躺椅上，心臟跳動得比平日厲害，臉色略微灰了一點。蕭紅向往常一樣來家中做客，一走進客廳許先生（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就告訴說：“周先生病了，氣喘……喘得厲害，在樓上靠在躺椅上。”那時，魯迅先生呼喘的聲音，不用走到他的旁邊，一進了臥室就聽得到的。鼻子和胡須在煽著，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閉著，差不多永久不離開手的紙煙，也放棄了。
“魯迅先生必得休息的，”他的私人醫生須藤這樣說。可是魯迅先生從此不但沒有休息，并且腦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樣，印珂勒惠支的畫，翻譯《死魂靈》下部，這些就都一起開始了，還計算著出30年集（即魯迅全集）。
魯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時間沒有幾年了，死了是不要緊的，只要留給人類更多，魯迅先生就是這樣。不久書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都擺起來了，果戈里的《死魂靈》，又開始翻譯了。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校樣，1935年冬，1936年的春天，魯迅先生不斷地校著，幾十萬字的校樣，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樣來總是十頁八頁的，并不是統統一道地送來，所以魯迅先生不斷地被這校樣催索著，魯迅先生竟說：“看吧，一邊陪著你們談話，一邊看校樣，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聽……”有時客人來了，一邊說著笑話，魯迅先生一邊放下了筆。有的時候也說：“剩幾個字了……請坐一坐……”
魯迅先生生平有句名言:"時間就是生命，無端地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于謀財害命的。
就拿吃飯為例，他是喜歡吃魚的，可為了少在剔吐魚骨上花時間，就少吃魚。
魯迅先生的休息，不聽留聲機，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覺，魯迅先生自己說：“坐在椅子上翻一翻書就是休息了。”魯迅先生從下午二三點鐘起就陪客人，陪到五點鐘，陪到六點鐘，客人若在家吃飯，吃完飯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剛剛吃完茶走了，或者還沒走又來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點鐘，十點鐘，常常陪到十二點鐘。從下午三點鐘起，陪到夜里十二點，這么長的時間，魯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斷地吸著煙。客人一走，已經是下半夜了，本來已經是睡覺的時候了，可是魯迅先生正要開始工作。
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闔一闔眼睛，燃起一支煙來，躺在床邊上，這一支煙還沒有吸完，許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邊睡著了，全樓都寂靜下去，窗外也一點聲音沒有了，魯迅先生站起來，坐到書桌邊，在那綠色的臺燈下開始寫文章了。
許先生說過一件趣事，從前有一天夜里，一個小偷溜進了家中。做賊心虛，他想等魯迅入睡之后再行竊，哪知魯迅寫啊、寫啊，手中的筆一直不停地揮動。過了好久，魯迅累了，伸伸腰，點支煙，抽上幾口后，又開始埋頭寫。就這樣，燈光總是亮著，小偷一直下不得手。眼看時間過去很久了，魯迅還是不熄燈入睡，小偷熬不過魯迅，只好乘魯迅專心寫作之機，悄悄地將廚房里的一件小東西拿走了事。
許先生說雞鳴的時候，魯迅先生還是坐著，街上的汽車嘟嘟地叫起來了，魯迅先生還是坐著。有時許先生醒了，看著玻璃窗白薩薩的了，燈光也不顯得怎么亮了，魯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樣高大。魯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舊坐在那里。人家都起來了，魯迅先生才睡下。
年幼的周海嬰從三樓下來了，背著書包，保姆送他到學校去，經過魯迅先生的門前，保姆總是吩咐他說：“輕一點走，輕一點走。”魯迅先生剛一睡下，太陽就高起來了，太陽照著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著魯迅先生花園的夾竹桃，明亮亮的。
魯迅先生正如自己所說，他的一生是“小跑步”度過的。他以他勤奮刻苦的勞動，贏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現在魯迅先生睡在二樓的床上已經一個多月了，氣喘雖然停止。但每天發熱，尤其是在下午熱度總在38度39度之間，有時也到39度多，那時魯迅先生的臉是微紅的，目力是疲弱的，不吃東西，不大多睡，沒有一些呻吟，似乎全身都沒有什么痛楚的地方。躺在床上的時候張開眼睛看著，有的時候似睡非睡地安靜地躺著，茶吃得很少。
樓下又來客人，來的人總要問：“周先生好一點嗎？”許先生照常說：“還是那樣子。”但今天說了眼淚又流了滿臉。一邊拿起杯子來給客人倒茶，一邊用左手拿著手帕按著鼻子。
客人問：“周先生又不大好嗎？”許先生說：“沒有的，是我心窄。”
許先生從魯迅先生病起，更過度地忙了。按著時間給魯迅先生吃藥，按著時間給魯迅先生試溫度表，試過了之后還要把一張醫生發給的表格填好。
魯迅先生吃飯，是在樓上單開一桌，那僅僅是一個方木桌，許先生每餐親手端到樓上去，每樣都用小吃碟盛著，許先生用筷子來回地翻著樓下的飯桌上菜碗里的東西，菜揀嫩的，不要莖，只要葉，魚肉之類，揀燒得軟的，沒有骨頭沒有刺的。
把飯送上去，有時許先生陪在旁邊，有時走下樓來又做些別的事，半個鐘頭之后，到樓上去取這盤子。這盤子裝得滿滿的，有時竟照原樣一動也沒有動又端下來了，這時候許先生的眉頭微微地皺了一點。旁邊若有什么朋友，就說：“周先生的熱度高，什么也吃不落，連茶也不愿意吃，人很苦，人很吃力。”
魯迅先生開始獨桌吃飯以后，客人多半不上樓來了，經許先生婉言把魯迅先生健康的經過報告了之后就走了。
看魯迅先生好些，再一一地報告過。有時也問到有什么刊物來嗎？魯迅先生病了一個多月了。證明了魯迅先生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須藤老醫生每天來了，為魯迅先生把肋膜積水用打針的方法抽凈，共抽過兩三次。
福民醫院美國醫生的檢查，說魯迅先生肺病已經20年了。這次發了怕是很嚴重。
醫生規定個日子，請魯迅先生到福民醫院去詳細檢查，要照X光的。但魯迅先生當時就下樓是下不得的，又過了許多天，魯迅先生到福民醫院去檢查病去了。照X光后給魯迅先生照了一個全部的肺部的照片。這照片取來的那天許先生在樓下給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塊，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著左肺的邊邊黑了一大圈。
茅盾、增田涉等幾位朋友看望他時，魯迅先生是笑著將自己的X光片指給他們看，一面還不免將美國醫生贊譽的話得意地重復一番。“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并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
這之后，魯迅先生的熱度仍高，若再這樣熱度不退，就很難抵抗了。那查病的美國醫生，只查病，而不給藥吃，他相信藥是沒有用的。須藤老醫生，每天都來，他給魯迅先生吃了些退熱藥，還吃停止肺病菌活動的藥。他說若肺不再壞下去，就停止在這里，熱自然就退了，人是不危險的。
年幼的周海嬰每晚臨睡時必向爸爸媽媽說：“明朝會！”有一天他站在上三樓去的樓梯口上喊著：“爸爸，明朝會！”魯迅先生那時正病得沉重，喉嚨里邊似乎有痰，那回答的聲音很小，周海嬰沒有聽到，于是他又喊：“爸爸，明朝會！”他等一等，聽不到回答的聲音，他就大聲地連串地喊起來：“爸爸，明朝會，爸爸，明朝會，……爸爸，明朝會……”他的保姆在前邊往樓上拖他，說是爸爸睡下了，不要喊了。可是他怎么能夠聽呢，仍舊喊。這時魯迅先生說“明朝會”，還沒有說出來喉嚨里邊就像有東西在那里堵塞著，聲音無論如何放不大。到后來，魯迅先生掙扎著把頭抬起來才很大聲地說出：“明朝會，明朝會。”說完了就咳嗽起來。
7月以后魯迅先生一天天地好起來了，人雖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就連魯迅先生也以為自己是真的好了。
又過了三個月。
1936年10月17日，魯迅先生病又發了，又是氣喘。17日，一夜未眠。18日，終日喘著。這兩日還替別人翻譯的一本蘇聯小說集寫了篇序言.還在堅持寫日記，19日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極點了。天將發白時，魯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樣工作完了，他該休息了。
后來，在讀到魯迅先生在病逝前所寫的最后一篇雜文《死》，被許多人驚嘆為先知的絕唱，如仔細品味就可以發現，魯迅先生文中寫道：“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里的一個。”讀到這處我的心被尖銳鋒利的東西戳了一下。
文章中充滿了慣常的冷嘲熱諷，那種幽默與樂觀洋溢依然可見 。這種“樂觀”并非超然于死的“達觀”，魯迅先生病中更急切地工作原因是：“從去年起，每當病后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后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譯或印行什么書籍。想定之后，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卻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正如魯迅的自我調侃：”還未曾煉到‘心如古井’”的地步。
“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后，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并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
對于被確診魯迅先生內心真切地傾訴道：“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著，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出于這樣心理和對自己命數的不知情的背景下寫了一份遺囑：
（1）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趕快收殮，埋掉，拉倒。
（3）不要作任何關于紀念的事情。
（4）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蟲。
（5）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6）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7）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魯迅先生去世時周海嬰年僅七歲，以后他回憶那日說“父親屋子里都是人，靜靜地站在父親床的周圍，我母親也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蕭軍沖進屋子撲到床前，這個東北大漢號啕大哭，他的那種感情使得我也淚水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