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說是要作為作為考古科普叢書中的一篇收錄，然而兩年過去了，這本書并沒有什么消息，so，發出來大家看吧。
比之于作為尊貴的身份和地位象征的商周時代，和走入尋常百姓家成為日用品的秦漢時期，銅器至隋唐及其后，無論是種類、數量，還是形式、紋樣都遠不如前代豐富多彩。這一變化的產生，既有因鐵礦的存量遠高于銅礦，歷經近千年發展，鐵器生產技術業已經成熟的大背景，又與瓷器燒造工藝的發展和竹木髹漆技藝更趨盛行有關。鐵、瓷和竹木因資源易獲得逐步取代銅成為生活用品的主流材質，加之唐及以后的大一統時代里，國力強盛，社會穩定，生活富庶，隨著金屬冶煉和鍛造技術不斷發展，金銀作為財力和地位的象征受到上流社會和富裕階層的追捧，于是銅器便受到了冷落。同時，還因為人口倍增，經濟迅速發展，社會流通領域錢幣鑄造之需，國家對于銅材需求量的增加，致使銅制品的生產受到影響，這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抑制了社會對銅器制造的熱情。
唐以后，盡管銅鏡的大量存世依然不失為一道特別的風景線，但不可否認，同時期少量鐵鏡的發現似乎暗示著銅器的尷尬處境——銅材似乎已經難以滿足某一方面的社會生活之需了。不過，我們也無需為銅器工藝的命運太過擔憂，漢唐以降漸趨盛行的宗教世界，又為眼見即將關閉的鑄銅技藝之門，悄然地打開了一扇生存小窗，使之有了一條得以前行的曲徑。驀然回首，在日常用品中難覓身影的銅器，已然匿跡于世俗之外的名寺古剎，化作肅穆佛堂里的莊嚴法像和神秘法器了。
自東漢白馬馱經入中華大地以來，佛教幾經演變，于唐代已呈大盛之勢，上至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下到平民百姓，對于佛教的崇拜和迷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自漢而興，源于本土的宗教——道教，雖被李唐王朝奉為眾教之首，但也難以望其項背。1987年法門寺塔基地宮的開啟[1]，則為我們揭開了當時社會佛教信仰盛況的一角，同時也提供了認識宗教世界銅器身影的契機。
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稀世珍寶，一時震驚各界，除大量工藝精良，制作臻美的金銀器外，也有極少部分銅制器物現世。這一部分銅器存量有限，精美也遠遜金銀器，但可知大多為供養器，再結合其它的相關發現，可將之區分為宗教造像、奉教法器和日用器皿幾類。
一、宗教造像
宗教造像中最為重要的一類為佛教造像。造像的材質實際較多，可見的有金、銀、銅、鐵及石質和木質。適宜保存，并可移動的當然是體量相對較小的銅質和其它金屬造像，大型造像則以石材為勝。就法門寺而言，出土的早期佛教造像多為石刻造像和絲帛畫，銅質造像雖有不少但年代都較晚，僅限于原藏于明代法門寺塔佛龕中數十座從明代到民國時期的銅質佛造像，一般高約40～50厘米，佛像容貌更趨于世俗化，將人的形象與佛的形象融合起來，或坐或立，臉型豐潤，造型完滿精細。
陜西南鄭龍崗寺東漢墓[2]出土過銅菩薩造像，帶座通高不過5厘米多，但因形制特征與隋唐時期菩薩造像相似而致制作時間存疑。傳唐代在雍州灃水(今西安西)流域出土過一軀夔金銅佛像,座跌上刻有銘記:“ 建元二十年( 384年)四月八日,于長安中寺”，為前秦苻堅時遺物，應是年代明確的最早造像。,其它發現則以唐代為多，往往數十、或數百件的出土，上世紀70、80年代，臨潼先后兩批銅和鎏金造像數分別為200多件和300多件[3]。有些造像有銘刻，知多為唐代，但也含有少量北朝的造像風格。銘刻還表明多為供養物，有供奉人名。據陜西著錄的佛教造像的形制特征看，主要可以分為佛像、菩薩和天王三種。這些早期造像大多規格較小，均在幾厘米到二十厘米不等。
這類造像的數量雖多，但體量微小，而且從制造的工藝技術方面觀察也乏善可陳。這很可能是崇教信徒個人或家庭出資供養，鑄作地以民間作坊為主，以致質量上不盡人意，缺少大件，精品稀少。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可能是因歷史上出現過限制銅造像制作的有關。后周世宗時期因為人們對佛教的崇拜而熔鑄錢幣鑄造佛像影響了貨幣流通，引發了大規模的滅佛活動，佛教的傳播遭到了重大打擊的同時，大量佛教造像亦被熔毀重新鑄造制成錢幣。所以，民間私鑄造像成為常例。陜西及國內其它地區多次發現的唐代銅像窖藏，是否為唐武宗的滅佛事件有關，也引起了相關報道者的關注。
另一方面石窟藝術早已影響到陜西，佛教題材的石窟造像大量涌現，依山而建的巨型佛像和千佛洞等氣勢恢宏的佛教造像群，無論是從數量、品位，還是影響力來說來說，都遠超金屬鑄造佛像；與此同時，銅對于平民百姓而言，仍然屬于貴重金屬，即便出土少量小規格民間所制銅質佛教造像，也因其為工藝粗糙，藝術價值大打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隴縣早年出土各兩尊唐代的天王鎏金銅像，為一對生動的武士形象，均面向一側，身披甲胄，一手高舉，一手叉腰，一腿略抬，一腿直立，足踩兩鬼怪，形態威嚴，雄健孔武，外有鎏金，高達70厘米，為早期銅造像中的罕見精品?；瞵F出了唐代武將的武勇威猛，與之相似者，多見于規格較高的唐墓中三彩或彩繪陶天王、力士俑，但高度及此者亦不多見。
還有一些更為大型的造像，則是較晚的作品。咸陽博物館有一尊較為巨大的銅佛造像——明代福昌寺大佛。佛像作跏趺坐狀，中空，外壁厚0.7厘米，通高220厘米。高肉髻，額有白毫相，雙目微閉，雙手至膝，掌心向上，作禪定印。身著袈裟，雙肩披巾，披巾及袈裟領襟邊雕有蓮花紋飾。胸前有凸起的“卍”字。腰系裙，裙帶中飾有一結。左右肩窩分別刻正書“日”“月”2字。這似乎已成為陜西銅像鑄作后期的一大手筆，彌足珍貴。
佛教之外，寶雞等博物館亦藏有濟公像、關公像和一組銅質樂俑等其它宗教或世俗題材的造像。宋代的濟公像，通高18厘米，圓臉大頭，一副嬉相，一手上舉，左手下垂執帚，衣著隨風而飄，肚皮外露，右小腿向后彎曲，左腿直立，赤足站于佛形四足座上。濟公像神態生動，服飾及動作惟妙惟肖，充滿動態美，一如濟公在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形象，既有善良慈悲人性，又有神通廣大佛性。明代關公像為傳統的關公像形式，通高16.5厘米，頭帶冠，細眉圓臉，長須垂胸，左手搭左膝，右手搭右膝，身著戰袍而坐。更有特色的是銅質樂俑，一組十個，分別作雙手彈琵琶狀、雙手拱盤獻桃狀、吹簫狀、彈琴狀、擊鼓狀、雙手持盤獻佛手、擊鈸狀、敲鑼狀、吹笛狀、吹笙狀，平均高度20厘米，表情各異，生動活潑。這些銅像的存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晚期造像工藝確也有多樣性的一面，只是存留下來的確實不多。
[1]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院等：《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法門寺博物館：《法門寺珍寶》三秦出版社，2014年。
[2]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漢水考古隊：《陜西南鄭龍崗寺漢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7年6期。
[3]臨潼縣博物館：《陜西臨潼郉家村發現唐代鎏金銅造像窖藏》，《文物》1985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