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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王陽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廣西戡亂
萬人齊捧王陽明
王陽明早就說過:圣學無妨舉業(yè)。
這句話起源于王陽明的弟子和自己老爹的談話。
這位弟子的老爹曾問去拜訪王陽明多日的兒子:“去學習心學,可曾溫習理學?你可是要科舉的啊。”這個兒子神秘地說:“雖然沒有溫習朱子學,但時刻都不曾荒廢。”老爹說:“我知道王陽明心學可以觸類旁通,可它和朱子學到底還是有差別的。”這個兒子嚴肅地告訴老爹:“用我的良知去讀朱熹,就如同打蛇打到了七寸上,每擊每中。”老爹認為這是兒子走火入魔,請教王陽明。
王陽明欣喜地說:“這是對的啊。良知無所不能,學習良知學,正如治家,產(chǎn)業(yè)、第宅、服食、器物就是良知,欲請客,這就是要參加科舉考試,而你就有了請客的資本。當送客后,這些產(chǎn)業(yè)、第宅等物還在,還能自己享受,這就是終生之用。可今天的讀書人,就如平時不積累家財(他的心學),到了請客(科舉考試)時,到處借物件,雖然僥幸混過關,可客人走后,這些物件還要還給別人,家里仍然空空如也。學我的心學不但不妨礙舉業(yè),而且還是舉業(yè)成績的源泉,科舉考試的人怎么能不學我的良知學呢?”
這段話至少告訴我們,王陽明心學是入世創(chuàng)建功業(yè)的學問,想要入世找到一個大平臺,就必須進行科舉考試,因為天下最大的平臺是國家設置的平臺。沒有這個平臺,能力再強大也無用武之地。
走在成圣的路上
“四句教”全文如下:“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他的兩位弟子各持己見,王陽明詳細地向他們做了解析。
很多王陽明心學研究者都認為“四句教”是王陽明心學繼“致良知”后的又一次升華,不過我們不必看王陽明的解析,只在這二十八個字上望文生義,就可以發(fā)現(xiàn),它可能僅僅是王陽明致良知的一個程式,也就是面對一件事時如何“致良知”。用一種不客氣的話來說,“四句教”被后來王陽明心學的服膺者們極不明智地夸大了。
我們以一個例子來說明下。假設我們坐在天空下,只是沒有目的地望著天空,這個時候,我們的心就是“無善無惡”的。但當天空一顆隕石正墜向一個熟睡的人時,我們的心馬上就會動起來,這是“意之動”。我們的心動起來會產(chǎn)生兩種“意”,一種是善意,一種是惡意,所以這時就有了“善惡”,善意是,及時提醒那個即將被砸的人,惡意是,看熱鬧。這兩種“意”,是善是惡,我們是如何區(qū)分的呢?我們憑什么說看熱鬧那個意就是惡的,提醒那個意就是善的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良知,良知能知善知惡。那么,我們下面要做的事就是“為善去惡”,如果只是知道善意和惡意,卻不去行動,那也不是致良知。所以,我們必須提醒那個睡覺的倒霉鬼,有石頭要砸你,趕緊起來。這就是“格物”,也就是王陽明說的“煉心”,它煉的就是我們那顆慈悲的心。我們要經(jīng)常實踐自己的善意來煉心,把自己的心煉成仁者的心。長此以往,我們就會成為偉大的人,因為孟子說了,仁者無敵。
“四句教”解析在王陽明心學史上被稱為“天泉證道”。王陽明一生中共證了三次道:一次是貴州龍場證出了格物致知的靈動之道——心即理;第二次是在江西南昌證出了“致良知”;第三次就是這次在浙江余姚證出了“四句教”。實際上,三次證道都是在加強它心學的“良知”宗旨,異曲同工,根本談不上是飛躍或者是變道,尤其是“四句教”只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可有可無的補充。
在他游覽當時以道士聞名的浙江常山時,對道家的強身健體思想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質疑。他在《長生》中寫道:“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系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游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圣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我們一定要特別關注這首詩,因為他是王陽明在人間的最后時刻對道家養(yǎng)生術的體驗式總結,同時他還暗示了我們很多事情。
他說,“九轉還丹”根本不在道士的手中,而是在我們的心中,它就是“良知”:“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圣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他在吉安大會諸友和弟子,指導他們說,煉心一定要刻苦努力持之以恒,堯舜是生而知之的圣人,還不忘困知勉行的功夫,你們比堯舜差得很遠,必須要頑強地學習做圣人。
而對于吉安的普通百姓們,他則留下這樣一段話:致良知的功夫就是簡易真切,越真切就越簡易,越簡易就越真切。
這段話無非是告訴那些人:你們在生活中只要簡易地按良知去真切地為人處世,那就是圣人氣象。真心實意地對待自己的父母,安分守己地工作,這是多么簡易的事,你把這些簡易的事真切地做明白了,每天都會感到心是充實的。我的心學也不過是讓你們內心充實,沒有煩惱。
這次講學大概是王陽明的最后一次講學,也許是他的良知在警告他,時日無多,也許是老天的安排,這次講學,可看作是他對其心學最透徹、最直接的一次論述。他拋棄了那些思辨的理論,單刀直入告訴世人,要學會王陽明心學非常簡單:只要按良知的指引去真切地為人處世,并持之以恒,圣賢的境界就在眼前。
平定思田
無論是在江西還是廣西,王陽明的戰(zhàn)場不在外而在心上。他最擅長的實用心理戰(zhàn)既簡單也不簡單。說他的心理戰(zhàn)簡單,不過是用真情實意感動對手,或是用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招數(shù)讓對手暈頭轉向,然后發(fā)出致命一擊。說他的心理戰(zhàn)不簡單,是因為他的心理戰(zhàn)表面上看沒有規(guī)律可循。什么時候該用招撫,什么時候該采取軍事行動,看似隨心所欲,其實背后都有一個復雜的分析過程。
王陽明心學能在最短的時間里迅速傳播開,緣于心學的簡易明快,更緣于王陽明在教學方法上的理念:因材施教,不以主觀凌駕別人,順著對方的思想。用心學術語來講就是“不執(zhí)”。
追憶祖先
有史料指出,王陽明被下錦衣衛(wèi)大獄時,劉瑾曾向王華暗示過,如果王華能站到他這一邊,他可以考慮對王陽明從寬發(fā)落。劉瑾和王華相識,王華中狀元后到翰林院工作,后來偶爾被調到東宮給太子朱厚照講課,劉瑾在那時和王華結下了友誼。好學的劉瑾曾多次向王華請教哲學和歷史知識,王華傾囊相授。劉瑾曾說,王華是擁有橫溢的才華和無懈可擊的道德的好人。然而,當劉瑾暗示王華可以用他的立場來交換兒子的前途時,王華斷然拒絕。他說:“如果我真的這樣做了,即便史書原諒我,我兒子無論如何都不會原諒我。這就是為人的基本準則,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準則,它沒有是非對錯的區(qū)別,只有適合不適合的分別。”
1528年農歷十月,王陽明站在廣東增城王綱的廟前,短暫地回顧了他的祖先們,他發(fā)現(xiàn),他和他的祖先沒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他的父親王華,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那就是:堅持良知,雷打不動,風雨不改。
賞還是罰,這是個問題
如果說人間真有一條亙古不變的人生準則,那肯定就是良知。理論上,人應該把自己的良知當成唯一的人生準則,可現(xiàn)實是,很多人向來都不聽從良知的命令,逆天理而行。
一個權謀家最憎恨的就是:你根本沒有資格蔑視我的權威卻蔑視了,那你就是我最大的敵人。
如果用王陽明的良知學來解讀桂萼,桂萼的良知已被權力和威嚴這些外在的物質所遮蔽。他明知道那樣做對王陽明不公正,卻非要去做,這就是知行不能合一,也就是不能致良知。桂萼的人生準則和活在人世的許多人的人生準則一樣——唯利是圖。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在王陽明人生最后也是最寶貴的時光里,他仍不忘諄諄告誡弟子們要好好“致良知”。他強撐著病體給他的弟子聶文蔚寫信,申明“事上磨煉”的真諦。
他說:“人做學問,一生也只是為了一件事。自小到老,從早到晚,不管有事無事,也只是做這一件事,這件事就是致良知。所謂‘事上練’也不過就是‘致良知’,但這里有個訣竅,要勿忘勿助,不要忘記你時刻要致良知,但也不要拔苗助長。致良知是個循序漸進的生命過程,要一步一步來。偉大的都城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們必須要遵循下面的原則:事情來的時候,盡我的良知應付。沒有事情來的時候,也不要去找事,只要在心上時刻想著致良知就對了。”
這就是古典儒家所謂的“必有事焉”,在你心上,一定會不停地有事,而這個事就是光明你的良知。事上磨煉,并不一定非要沒事找事,當你靜坐并光明你的良知時,這也是事上磨煉。
說完這句話,王陽明就閉上了眼睛,呼吸悠長。人們小心翼翼地劃槳,槳拍到水上無聲無息。船好像自己在前進,拖著旖旎的水光靜靜地駛向天堂。
直到此時,王陽明才第一次有時間追憶他的人生。他的這一生應該是無怨無悔的,年輕時他曾縱容自己的性格去做那些被別人所譏笑的事,他在精神上的艷遇讓他早年的內心世界放蕩不羈。一個人如果在年輕時代不釋放自己最本真的性格,他這一生將是不完美的。因為人到中年,就必須負起社會所賦予他的責任。這個時候,就需要內斂,有時候應該委曲求全,有時候應該忍辱負重。無論是年輕時的浮夸還是中年以后的老成,王陽明都做得很好,因為他在憑良知做事。
他創(chuàng)造了很多人都不可能創(chuàng)造的人生成績,散發(fā)了很多人都不可能散發(fā)的光輝,他的人生價值得到了最極限的體現(xiàn)。完美的人生,就應該是這樣:盡可能在良知的指引下創(chuàng)造引以為傲的人生價值。
周積無聲地下淚,問:“老師有何遺言?”船里靜得只有王陽明“咝咝”的呼吸聲。
王陽明用他在人生中最后的一點力氣向周積展現(xiàn)了一個微笑,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他的眼睛開始迷離,慢慢地閉上,呼吸停止,船不易察覺地晃了一下。王陽明離開人世,時間是農歷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時(即陽歷1529年1月9日,早上七點至九點)。
一個此心光明的人最希望得到的獎勵就是良知給予的獎賞,其他,亦復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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