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職業病啊~）
前兩天在網上看到一個婦產科醫生分享的一個事例，大概是說一個小姑娘來醫院做人流，然后醫生發現她炎癥有些嚴重給她做了HIV檢測，陽性。然而女孩子根本不知道是誰感染的她，還一臉茫然地問醫生“這個病很重嗎”。
艾滋病會致死。
HIV病毒攻擊人類免疫系統，到最后人無法抵擋外界的病毒，一個小小的感冒可能就會要了人的命。
雖然現在艾滋病可以通過藥物控制，未來或許能夠漸漸成為像糖尿病這樣的慢性病，患者能夠有良好的生存質量，但它依然還是很嚴重的健康威脅。
感染HIV并不一定會得艾滋病，HIV的潛伏期有長有短，一般在1到12年。一般來說，潛伏期越長，感染者的生命就越長，當然也有幸運兒永不發病。然而，即使沒有發病，HIV攜帶者依舊具有傳染性。
有人對HIV很無知，而有的人卻將它妖魔化了，于是又有一種新的心理疾病衍生出來了——恐艾。
同時衍生出來的還有一種社會心理疾病——歧視。
這種歧視有兩個方面導致，一方面是人們對艾滋病的恐懼，雖然我們知道它的傳播途徑只有三種，被一個艾滋病人傳染的風險還沒有肺結核高，大概是聽過太多被渲染的關于艾滋病的恐怖，于是很多人將自己的恐懼轉化為了歧視，最好連呼吸都不要跟HIV攜帶者一起。
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艾滋病雖然有母嬰和血液傳播，但由于醫療衛生水平的提升，經性傳播占了很大的比重，很多人的觀念里艾滋病似乎就代表著亂性，于是不自覺地會站在某一個高點去歧視他們。
我沒有要呼吁什么，什么不要歧視啊，走近他們啊，都顯得冠冕堂皇。
我都不能保證自己能夠泰然自若地和一個HIV攜帶者一起生活一段時間。
昨天看了電影《最愛》，講述的是上世紀90年代，某個偏遠的鄉村，大家因為貧窮被“血頭”忽悠去賣血，衛生條件混亂，后來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
這樣一個極端的背景下人性的百態更容易展現出來。
故事的主人公是這個“艾滋病村”里一對因為賣血感染了艾滋病的男女，他們被配偶遺棄，也被村里人遺棄，眼睜睜看著身邊感染的人們一個個離去，面對孤獨，面對死亡，只能互相依偎取暖。
影片呈現出來的大概是被剪了許多的，所以看著有些跳脫，但還算是個好故事吧。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王寶強演的大嘴，他說“喇叭沒電了，我也快沒電了”，然后回頭笑了笑，后來這個人就沒了，生命的燦爛和消逝就一個轉折。
而趙得意對商琴琴剛開始大概也只是見色起意，欲望罷了；商琴琴呢，大概只是太孤冷，需要點暖罷了，都談不上愛。
都是要死的人了，誰還有心情花前月下談愛情，“得意一天是一天”，這是趙得意的話。
可是到后來，誰又能說那不是愛呢？
讓我覺得他們之間是愛情的是他們吵架的那一段，琴琴說她死了不要穿壽衣，要穿紅裙子，趙得意就許她紅裙子，高跟鞋......然后琴琴莫名其妙地生氣了，“你就想我早點死，這樣你就可以找她了。”
嗯，莫名其妙，可這不就是女人的“作”么，患得患失的心情不也只有在在乎的人身上才會有么？
他們千辛萬苦領了結婚證，為了一張紙不惜一切，這樣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葬在一起了，這是琴琴的偏執。
他們挨家挨戶發喜糖，幸福地像是要溢出來了一樣，管別人怎么看。
琴琴一遍又一遍念著結婚證上的幾行字，一邊吃糖一邊笑，然后又一邊流淚。
他們就像是帶著鐐銬起舞的兩個人。
可是如果那個鐐銬是近在眼前的死亡，那么我們每個人不都有一把無形的鐐銬嗎？
看到了姜思達的一篇文章，“我和7位HIV攜帶者吃了一頓晚餐”，讓我們稍微近一些接觸了一些HIV的攜帶者。
蠻喜歡他行文的風格，沒有渲染，只是敘述；不是獵奇，只是呈現。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來自各個地方，有各自的崗位。
他們有的困惑自己為什么會感染，有的難以接受這是現實，有的極力找各種資料“久病成醫”，有的害怕別人知道小心翼翼吃藥......
他們這次的分享交流不像是“AA互助”那種形式，大概就是很自然地聊聊天，然后各自回歸自己的生活。
姜思達講述了7位，而HIV攜帶者卻是很大的一個群體。
這里不去探討關于HIV攜帶者隱私和社會風險的對立，這個命題太大。
我們能做的大概就是不添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