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體論：“理念論”（Eidos）或“形式論”（Forms）及其“摹仿”（Mimesis）

柏拉圖的二元論（dualism）將世界一分為二，一個是憑感官知覺的“可視世界”（可感世界、物質世界），一個是憑理智認識的“可知世界”（理念世界）。前者是直觀的、感性的、經驗的，只能提供一般的“看法”；后者是抽象的、理性的、超越的，能夠提供真正的“知識”。在《理想國》第六、七卷中，柏拉圖以日、線、洞三個比喻，形象圖示了兩個世界。

在日喻中，格勞孔要求蘇格拉底談關于善的問題。蘇格拉底說我們不能講善本身，而只能講善的子孫或摹本。他柏拉圖以太陽作為善的后裔，因此通過考察太陽在可感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類推善在可知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按照這樣的推論，可視世界與可知世界是彼此對應的：

善的理式-知識-理智-各類事物的理式? ? ? ? ? ?

太陽-光線-眼睛-種種可見的對象? ? ? ? ? ? ? ? ? ?

接著，柏拉圖又以線喻對可視世界與可知世界的特征與內涵做了更清晰的闡釋，他將感性世界劃分為影像和可感物；理智世界劃分為數理對象和形式。與之相應，有四種心智狀態，彼此也是一一對應的：

世界劃分：影像（水中倒影、藝術）-可感物（實物：動植物）-數理對象（符號等）-形式（理式）

心智劃分：想象（eikasia，imagination） - 信念（pstis，belief）-? 思想（dianoia，thought）-? 理解、理智（noesis，understanding）

最后，柏拉圖又通過洞喻（Allegory of the Cave）“洞穴神話”（myth of the cave），從政治的層面呈現出兩個世界：住在洞穴里的人，只能看到墻上的影子，因此他們會把影子當做真實，即便他們被迫轉身看到了洞穴口射進來的光，也會因長期待在黑暗中而目眩眼花，無法直視那些真正的物體，他們會堅持認為影子更加真實。然而，在習慣了新的光亮之后，他們會逐漸辨別出影子與真實物，最終就能“抬頭看太陽”。柏拉圖解釋說，人們被囚禁于其中的洞穴代表了物質世界，走向光明的旅途就是“靈魂上升”到“形式”的世界。

按照柏拉圖的論述，圍繞我們的、憑我們的感覺觀察到的那個熟悉的客體世界，并不是獨立的和自足的，它依賴于另一個世界，即純“形式”或理念的領域，理念世界只能憑理性去領悟，而不能憑借我們身體的感知去領悟。“形式”的世界是不變的、永恒的，它獨自構成了真實，它是實質（essences）、統一性（unity）、普遍性（universality）的世界，而物質世界的特征則是永遠變化和衰退、單純的存在、多樣性（multiplicity）和特殊性（particularity）。因此，柏拉圖堅持認為，真實存在與普遍性之中，而不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

理念論是柏拉圖哲學的基礎，照此推論，如果“邏各斯”（Logos）是理念世界的內核以把握理念世界的方式的話，那么“秘索思”（mythos/muthos）就是詩歌表述經驗世界的方式，是通過經驗、想象、修辭、技藝再現感官世界的方式。因此，在藝術哲學或詩學領域，繪畫或詩歌藝術均屬于摹仿的藝術，其摹仿的對象是現實事物，因此相對于理念事物不過是“影子的影子”“摹仿的摹仿”，因此詩歌與真理無緣，品級較低。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柏拉圖對其“理念世界”的闡釋恰恰是通過“詩性智慧”的比喻或神話，他的作品也大都通過“哲學戲劇”來表述，很好的將文學與哲學融為一體。因此，我們至少可以判定，盡管柏拉圖貶低詩歌，甚至要驅逐詩人，定有其隱情。其隱情可在“摹仿”一詞中尋得端倪。

在《理想國》第三卷中，柏拉圖區分了摹仿（mimesis）與敘述（diegesis），摹仿是直接摹仿一個人物的言行，而敘述則是詩人自己在講話，沒有使我們感到有別人在講話。因此，酒神頌歌直抒胸臆、自言自語屬敘事詩，悲劇與喜劇側重扮演、代人表述，完全就是摹仿，荷馬史詩則混雜二者。與此同時，柏拉圖還區分了正面的摹仿和否定的摹仿，前者是摹仿勇敢、節制、虔誠、自由等品質，而后者相反。然而，到了第十卷，柏拉圖將詩歌都劃歸為摹仿詩歌，而摹仿者本人，也就成了“形象的創造者”、“只知道表象而不認識實在。”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圖論“摹仿”時，還提及了“鏡喻”，即一位手捧鏡子四處映照的人，他能夠快速地制作出太陽與空中的萬象、大地與生靈植被，這種無腦的直接“摹仿”被后世斥為柏拉圖摹仿論的弊端。然而，柏拉圖的“摹仿”與亞里士多德的“摹仿”的類似之處在于，摹仿不僅僅描繪可見事物的表象，因為它們可能摹仿的是人們從未接觸過的理念世界，因此就可見世界而言，它也在“創造”形象，而且也摹仿對象的品格，傳遞和表達相關的情緒與感受。所以，作為mimesis的對象，不一定是實存的、眼前的事物，有時也可認為是廣義上藝術創作的題材（subject-matter），盡管在柏拉圖看來，這些題材應當歸屬于理念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奧爾巴赫在《論摹仿》中將之闡釋為“對現實的再現”（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與此同時，豪利威爾在《摹仿美學》中使用了“representational-cum-expressive character”（再現加表現的特性）來描述公元前4世紀的藝術特征。我們可以忽略后世對柏拉圖這一概念的狹義理解，因為在色諾芬的Memorabilia中、以及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中，與【摹仿】相關的詞組，無一例外都用來表達一種“藝術創作”，這些至少表明從柏拉圖的時代開始，mimesis在涉及藝術方面的用法時，不僅僅是一種“現實刻畫”，而且帶有“藝術創作”（artistic creation）的意涵。

不過，這里仍舊有一個疑惑，既然詩歌是一種“創作”，為什么柏拉圖要創立文藝檢查制度，驅逐詩人呢？這個發問背后隱藏著這樣一個事實，柏拉圖譴責詩歌，并非在于“摹仿”，而在于詩歌本身。因此，只有引入柏拉圖的美學政治方能厘清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