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書評是今天自媒體寫作中最賺錢的一類文體，但從文學創作角度來講，書評往往是不太受人待見的：畢竟寫書評是在“為他人做嫁衣”，很多人是不屑為之的。
但是，80多年前，一位年輕人卻把書評當成一項極為重要的事情來做：他的畢業論文是書評研究，入報紙行做副刊編輯，組織一批學者、作家、讀者來研究書評、寫書評。
這位年輕人就是著名記者、作家、翻譯家蕭乾。他大學畢業后，大約1935-1937年間，在《大公報》文藝副刊做編輯。他研究、編輯書評的成果，在1987年被當代編輯、作家李輝先生編成一本書：《書評面面觀》。
此書由大象出版社1987年出版。書中篇目分為三類：一是蕭乾的書評研究，二是大家談書評，三是書評精選。
今天，自媒體時代的書評寫作與那個時代有了很多變化，但基本的一些元素還是值得借鑒的。
蕭乾先生當年為什么鼓吹書評？先看看他的書評研究吧。
蕭乾先生首先指出當時出版界的狀況：“中國的書評界似活躍著兩種人物：批評學者和批評家。”
他所說的批評學者，類似今天的純理論家：“前者的文章常見于雜志的首端‘論文’欄里，介紹著晚近東西洋的文藝觀念和方法。”他所說的批評家，指的就是書評家了：“后者的文字多登在雜志的尾部‘書評’欄里，用一種熟習的行話，一種固定的格式，論斷著近刊的書籍，而對于新興的文藝理論又不屑顧及。”
兩者的工作都是對書進行評價，有一定的相似度，所以蕭乾先生把他們進行對比。他發現批評學者和批評家，亦即理論家和書評家的區別：“批評家和書評家是截然不同種類。書評家是低賤的，批評家是尊貴的；書評是市儈的勾當，批評是神圣的職務。”
不僅在地位上兩者有區別，工作難度也不同：理論家可以就經典著作進行從容評價，而書評家往往是在書印好了即將投放市場，讀者著急等著他們發表評價的情況下急急忙忙寫書評。
理論家批評的一般是古人的、已有定論的經典著作，怎么也不會得罪人；而書評家的評論工作往往是直接針對活著的人，一不小心就得罪人，如果新書是新作者寫的，還要考慮自己的評價既不要過高，以免影響自己的信譽，也不能、不敢過低，以免影響作者的積極性。
還有一種差別：“批評家多往深處走一些，但書評家還須在廣度上著力。書評是為非專家的、一般大眾所做的批評。在形式上，它似淺近些，但同批評家一樣，做書評的人應有清晰的史的概念，對于作家應有親切的認識，對于文章應有透徹的見解。”所以，寫書評看似簡單，但同樣要求作者有很深的知識儲備要求。
可見，書評家是很難做的。蕭乾先生認為，影響社會的往往是新書，所以社會急需的是書評家：“隨著讀者層的擴大，新聞紙銷路的飛增。這勢力對于著作界、出版界、讀書界，都將具有相當的權威。…終有一天它將像塞克斯機一樣會在這古國國土上飛翔起來。”
他認為，書評將發展到“并不僅僅是報刊上偶爾設置的一個欄目，而是現代文化這巨廈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的程度，所以他“宣告職業化的書評家終將誕生”，他很驕傲組織起了一支書評隊伍，包括楊剛、宗玨、常風、李影心、劉榮恩等。
但是，半個多世紀后，蕭乾先生回顧往事時說：“書評并沒在讀書界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也還沒見到有人像當年的宗玨、李影心那樣以寫書評為職業。”“書評更算不上一種文學品種，它依然以‘聊備一格’偶爾出現在報刊上。”
他也反思為什么書評未能流行：“旨在為讀者當讀書咨詢者的書評之所以樹立不起來，就是因為中國寫書的人大都只允許你褒，容不得你貶，即便你貶得蠻有道理。”因為這種風氣，寫書評得罪人是劃不來，沒有人愿做。
所以，沒有批評的書評，最后就剩下一片阿諛奉承之聲，成為書籍促銷的廣告。
接下來，請看蕭乾先生講書評和書評家應該如何做：讀《書評面面觀》（2）：書評兩難—書評很難寫，書評家很難做 - 簡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