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聾君說】
為什么英超聯賽大多數球員都在9月至11月出生？
為什么比爾·蓋茨和史蒂夫·喬布斯都生于1955年？
為什么紐約很多著名律所的開創者竟都是猶太人后裔，并且其祖輩大多在紐約服裝行業謀生？
《異類》這本書的作者格拉德威爾告訴我們，如果沒有機遇和文化、環境因素，即便是智商超過愛因斯坦，也只能做一份平庸的工作。
今天，小聾君就通過下文，幫助大家快速掌握這本書的框架和精華，希望大家能夠從中找到成功的根源。
? ? ? ? ? ? ? ? ?《異類》
（本文已獲授權轉載，來源Reborn新生）
推薦語
在《異類》這本書中，作者想證明，個性作用并非個人成功的決定因素。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們以某種形式獲得家族的蔭蔽和支持。那些最終變的卓爾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個人奮斗，其實不然。
事實上，他們一直得益于某些隱蔽的先天優勢，或是非凡的機緣，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優勢。這使得他們學得快，干得多，以普通人難以企及的方式認知世界。出生的時代與地域對個體的影響巨大。而我們所處的文化背景，以及我們的祖先留下的東西，在我們無意識的情況下，就已經限定了我們獲得成功的方式。
因此，只關心成功人士是什么樣的人，這遠遠不夠。我們還必須探究他們從哪里來，只有這樣才能明白為何某些人成功，其他人則流于平庸。
前言
意大利羅塞托人移民美國后，地理環境、飲食習慣均發生了改變，仍然能保持健康長壽，并自然死亡（而很多美國人是死于心臟病或其他疾病），這一現象引起了廣泛關注。
調查者最終認識到，孤立的考慮個人選擇和個人行為，根本無法解釋羅塞托的人們如何保持健康。應該超越個體尋找原因 —— 理解人們所處的文化背景，考慮他們的家庭和朋友狀況，追蹤其家族淵源。
本書也是通過上述途徑（即超越個體），去解開成功的奧秘。
第一部分：機遇
馬太效應與 10000 小時法則
心理學家巴恩斯利，通過對加拿大最優秀的世界級冰球隊員生日的統計和分析，發現了存在于不同年齡階段的統一規律：40% 的冰球隊員生于 1 - 3 月， 30% 生于 4 - 6 月， 20% 生于 7 - 9 月，只有 10% 生于 10 - 12 月。
這不是星座的守護神在發揮作用，真正的原因是：加拿大冰球按年齡分組的分界線是 1 月 1 日，即從 1 月 1 日到當年 12 月 31 日之間出生的球員將會被分在同一組。
在青少年時期，一個 1 月 1 日出生的選手，要比出生在最后幾個月的選手在生理上要成熟很多。全明星陣容的隊員挑選條件就是，選手要在體格和肌肉協調性方面具有天賦，而1月出生的選手因為年長幾個月，占盡了生理發育的優勢。
這一現象在歐洲足球球員的生日規律中再次得到了印證。國際足聯以 8 月 1 日作為年齡分組日，所以在最近一次世界青年錦標賽中，參賽隊員有 135 名出生于 8 月之后的三個月，而只有 22 人出生在 5 月、6 月和 7 月。
由于我們過于相信成功是個人的事情，而忽略了選拔人才的方式與個人成才之間的緊密聯系，所以在選拔人才時，社會過早地將一部分人劃入失敗者行列，阻礙了這些人成才，也損失了很多造就天才的機會。
天才論中最著名的案例出現在 20 世紀 90 年代，心理學家埃里克森對柏林音樂學院的學生展開了研究。他得出了以下結論：
第一，根本沒有“與生俱來的天才” —— 花比別人少的時間就能達到比別人高的成就；
第二，也不存在“勞苦命” —— 努力程度比別人高卻無法更優秀。
一個人要完美掌握某項復雜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艱苦練習，而練習必須達到一個最小臨界量：10000 小時。
所以，莫扎特根本算不上天才，他前期的作品是在其他作曲家的幫助下完成的。完全出自莫扎特之手，并被奉為他的第一部經典作品《第九號鋼琴協奏曲》，是在他 21 歲時創作的。音樂批評家哈羅德認為莫扎特其實是“大器晚成”，因為他經歷了整整 20 年作曲生涯，才創作出了偉大的作品。
現在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前面講到的冰球和足球隊員“生日偏斜現象”，你以為肯定有些運動天才出生于下半年，他們憑著自己的天賦最終也可以進入頂級隊伍。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的。
這種生日偏斜分布主要是以下 3 種制度共同作用的結果：
篩選、分組、區別訓練。
加拿大人在球員年紀尚小時就開始對他們進行篩選，進而優勝劣汰，將“天才”和“非天才”分組，給予“天才組”強化訓練。而“非天才組”則因為沒有得到強化訓練，他們很難達到 10000 小時的訓練時間，從而無法在職業青年隊選拔的時候入圍。最終，在以上 3 種機制的共同作用下，生日靠近“年齡分組日”的球員獲得了巨大優勢。
社會學家羅伯特援引《馬太福音》，把這種現象叫做 “馬太效應”：
凡是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其實，除了足球和冰球球員選拔，這種不公平現象廣泛存在與很多領域，例如教育領域等。
享譽全球的計算機科學家比爾 · 喬伊，我們這個時代電腦科技變革的主要推手之一，在硅谷的名聲不亞于比爾 · 蓋茨。在密歇根大學的時候，從二年級開始每天 ?8 - 10 小時學習編程，到了伯克利后第一年更是沒日沒夜的編程。算一下時間：
所以，大概...... 10000 小時吧.
他最后說道。
從甲殼蟲樂隊組建到公認的他們最偉大的作品《甲殼蟲樂隊》發行，正好 10 年。1960 年，甲殼蟲樂隊還是支高中搖滾樂隊，他們獲得了一個到德國漢堡演出的機會，這個機會改變了他們。漢堡對甲殼蟲的真正關鍵之處在于：漢堡“逼迫”甲殼蟲樂隊超量演出，每周七天每天 8 小時。1960 年 - 1962 年，他們一共表演了 1200 場，大多數流行樂隊，在他們整個演藝生涯中演出也不會超過 1200 場。正是在漢堡的超量訓練才使甲殼蟲樂隊脫穎而出。
來看看比爾 · 蓋茨的成長歷程。1968 年，才上八年級的比爾 · 蓋茨開始通過分時系統學習編程，從這時起，蓋茨的生活就基本轉移到了機房。從八年級到中學畢業的 5 年，也是蓋茨自己創建公司之前的“漢堡之旅”。
時勢造成功
現在，我們看看除了一萬小時之外，我們還忽略了天才們哪些成功的細節。
先回比爾 · 喬伊的故事：
比爾學習編程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初，當時的電腦編程必須使用鍵盤打孔機打在打孔卡上。程序員需要帶著打好的卡交給電腦操作員，通常需要等幾個小時甚至一天，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想成為程序專家都很難。
密歇根大學是世界上第一批實現電腦分時系統的高等學府（打孔卡編程和分時編程的區別，就像通過寫信下象棋和即時下象棋一樣），這對于 1971 年進入密歇根大學的喬伊是個機遇。他本來只對數學和工程學感興趣，但當他大一接觸并愛上編程以后，驚喜地發現自己竟然幸運地置身于世界上僅有的幾個只要想要編程就有電腦可供使用的大學之中。
甲殼蟲樂隊：
當時有位酒吧老板打算邀請樂隊去漢堡的每個酒吧演出，一開始他去倫敦發掘樂隊，恰好認識了一位因意外來到倫敦的利物浦商人，這位商人向他推薦了幾個樂隊，其中之一就有甲殼蟲樂隊。
比爾 · 蓋茨：
1968 年世界上還沒有哪所高中像湖濱學校那樣擁有分時系統的計算機終端，而恰好此時蓋茨轉入此校；學校經費用完，恰好有位家長開的公司為了交換資源，可以免費為學校提供一些上機時間；這家公司倒閉后，恰好有一家需要雇傭學生編寫軟件的公司，可以提供免費上網；蓋茨因為偷上機密碼被公司開除后，恰好找到離他家很近的華盛頓大學有一臺免費電腦可以在夜間凌晨使用；恰好 TRW 公司與蓋茨原來工作的公司聯系，才能在需要人才的時候找到蓋茨。
蓋茨自己也說：“我獲得的這一切都是一系列不可思議的運氣的積累。”
現在，我們把冰球明星、比爾 · 喬伊、甲殼蟲樂隊、比爾 · 蓋茨的故事串起來，我們便能拼出通向成功更加完整的路徑。他們無疑都深具天賦，但是，使他們如此出色的不是他們非凡的才能，而是他們的機遇。
作者對當今世界排名前 75 的富翁以及電腦巨人的出生年份，進行了統計分析，也得出同樣的結論：
在面對機遇的時候，你的年齡很重要，不能太大，也不太小。
“特曼人”與令人心碎的天才命運
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劉易斯·特曼開始有計劃地尋找那些智商在 140 - 200 之間的天才少年，這些少年被稱為“特曼人”。在隨后的歲月里，特曼堅守職責地跟蹤、測試、測量、分析“特曼人”的人生經歷。
事實證明，特曼錯了，智商在現實的作用并沒有那么大。
“特曼人”成年以后沒有一個諾獎得主，只是有幾個稍稍取得成功，但大部分的職業非常普通，還有一個人按照特曼自己的標準也算是完全失敗的。
特曼當年也測試過兩個小學生，就是后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威廉 · 肖克利和劉易斯 · 阿爾瓦雷斯。但是他們兩個都沒有被選中，因為他們的智商不夠高。
一個籃球運動員只需要足夠高，身高超過職業隊的門檻就可以了。同樣，智力門檻也同樣存在。智商與成功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關聯，一旦智商超過 120 分，此時更高的智商并不意味著同比轉化成更多的現實優勢。
在對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中也發現，并不是所有諾獎得主都畢業于頂級名校，他們也有一些來自像喬治敦大學這樣很一般的學校。可能哈佛大學的學生在智商測試的絕對值上會高于喬治敦大學，但是兩所學校的學生同樣聰明，他們都機會獲得諾獎。因為，諾獎獲得還跟其他因素有關，比如發散性思維。而通過測試發現：智商高的人，不一定就比智商相對低的人有更發散的思維。
作者對比了兩個人物：
一個是克里斯托弗 · 蘭根，智商 195 ，遠高于愛因斯坦的 150 ，有超強的記憶力，從小就對數學哲學感興趣，卻連大學都沒有畢業，最終未能在學術界發表任何著作；
另一個是奧本海默 ，著名的曼哈頓計劃首席科學家。
兩個年輕的學生，在各自的大學生活中都陷入了麻煩。蘭根錯過了為自己申請獎學金的最后期限，奧本海默企圖毒死自己的導師。他們想繼續學業都必須與校方協商。結局卻是蘭根放棄了學業。他們兩人同屬天才，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上講，卻有天壤之別。
奧本海默有這樣一種特殊技能，能讓他在辯解一宗謀殺案時振振有詞，能讓他帶著這樣的前科去應聘一個 20 世紀最重要的工作。在如何從社會獲得想要的東西方面，奧本海默具有特別的悟性，而蘭根卻沒有。
這樣一種特殊技能，心理學家羅伯特 · 斯滕伯格稱之為“實踐智力”：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釋為什么。這不是關于如何辯解的知識，而是幫你正確了解形勢，從而獲得你想得到的東西的知識。蘭根就是具有很高的邏輯分析能力，卻缺乏實踐智力。
階級優越性
社會學家安妮特 · 拉里奧的研究，可以說明人與人之間實踐智力差別的原因。拉里奧認為，這種差別來源于階級優勢。富裕家境的孩子從小就被言傳身教地灌輸“權利意識”，被鼓勵去實踐成人社會中的游戲規則，而這種意識能使他在未來更好地適應社會，展示出完美處理各種挑戰的能力。
奧本海默從小在曼哈頓富人區長大，父親是商人，母親是畫家。作為對照，蘭根的生活貧乏無味，繼父酗酒成性，父母從沒有教過他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
再看看不同的“特曼人”之間的成就不一樣的原因。特曼經過各種觀察研究，最終發現，了差異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背景。
弗洛姆的啟示 —— 成功不是隨機事件
喬 · 弗洛姆是美國著名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這又是一個丑小鴨變白天鵝的故事。但是，通過以上例子，我們已經知道，成功人士不可能獨自走向成功，他們總是特定地點和特定環境的產物。
20 世紀四五十年代，保守的紐約法律事務所招聘的人員一定要有著“體面的社會背景”、良好的工作能力、良好的個性品格。所以，即便弗洛姆能力超強，出身名校也被拒之門外。那些老派的的大事務所對于所接的工作也有著嚴格的規定，他們不接公司間的惡意收購。所以，那些打收購官司的人只好找弗洛姆這種有實力卻在二流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律師。
70 年代，市場趨向國際化，收購訴訟變得炙手可熱。那誰是這個領域的專家呢？就是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 20 幾年經驗的弗洛姆，他早就積累夠了 10000 小時。
弗洛姆的父母是移民，為了糊口，做起了家庭作坊式的服裝生意。正好趕上當時的服裝業蓬勃發展，需要他們熟練的手工技術，這一機遇給弗洛姆的父母帶來了成功。父母在從事這種有意義的工作的同時，將自主、付出就有回報這樣的理念傳遞給弗洛姆。
弗洛姆的經歷乍看上去沒什么優勢可言 —— 他是猶太移民，父母是貧困的服裝廠工人，一家人生活在猶太人遭受嚴重歧視的時代，又恰逢經濟大蕭條 —— 然而，這些劣勢因素最終卻出人意料的成為優勢。
這家事務所的其他三個創始人，也跟弗洛姆一樣，聰明、有抱負、努力工作。但是，他們也同樣出生在出生率低谷期，在紐約公立學校讀書，是猶太人，也因為出身問題被老牌事務所拒之門外，父母也在服裝行業工作。
并不是這些人比其他律師更聰明，而是因為他們磨練了多年的技巧因時勢而突然變得極有價值。
成功不是隨機事件。是由一系列可以預知的、強而有力的優勢環境和機遇構成。
第二部分：文化傳承
榮譽文化
美國的坎伯蘭地區從 19 世紀 60 年代到 20 世紀初，總共 1000 多起謀殺案訴訟，而這個鎮的人口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超過十五萬人。
“榮譽文化”可以解釋這里的犯罪模式為何如此獨特。榮譽文化是指：人們必須通過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對危及他們名譽的哪怕最輕微的挑戰予以最堅決反擊。這個地區的移民來自世界上榮譽文化最根深蒂固的地區：蘇格蘭南部、英格蘭北部等等。
文化傳承是事件背后更強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響長存、經過數代傳承，即便這種文化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等條件已經消失，這種文化也會一直完好無損流傳下來。文化直接決定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為模式，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沒有它，我們將無法認知世界。
高權力指數之惡
大韓航空公司從 1997 年 801 航班失事以后，事故連發。而大韓航空公司飛機的損失率是美國航空公司的 17 倍之多，1999 年美航、法航等紛紛中止了與大韓航空的合作關系。從那時起，大韓航空痛定思痛，決定扭轉局面，現在已經成為天合聯盟的成員。這些事故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在現代商業飛機中，機長和副機長平攤飛行職責。但從歷史記錄來看，墜機大多發生在機長獨斷專行，自己獨掌飛行的時候。當副機長發現飛機問題時，往往不敢直說，只是以重復暗示的方式跟機長溝通，結果往往達不到要表達的目的，導致事故的發生。其實，為了更安全，飛機應由經驗較少的的飛行員駕駛，讓有更豐富經驗的飛行員做副機長，這樣，在出現狀況的時候，他就可以大膽說出自己的見解。
與緩和性語氣作斗爭，成了過去十幾年商業航空界的主要戰役。世界主要航空公司都有一門被稱為“機組人力資源管理”的課程，主要訓練機組中的新人如何清晰、有效地與他人溝通。
荷蘭心理學家吉爾特 · 霍夫斯泰德認為，各種文化間不同的價值取向可以通過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區分，他稱之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維度”。霍夫斯泰德理論的幾個維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權力距離指數（ PDI ）” —— 指人們對待比自己更高等級階層的態度，特別是指對權威的重視和尊重程度，指數越高，人們對權威的態度就越尊重。曾經有人對不同國家的飛行員進行權力距離指數測試，得分第一名是巴西，第二名是 —— 韓國。
稻田與數學
中國南方曾經是稻田的故鄉。由于稻谷生長容易受到其他植物的侵害，經常要手工除草；由于人均土地少，但是人口多，為了增加產出，農民只能增加每年水稻的播種次數。千百年來的水稻種植讓中國的農民成為最辛勞的一群人，他們一年工作 3000 個小時。
但并不是所有農民都會為了生存如此辛勤耕作。在 18 世紀的歐洲，農民一般從拂曉勞作到中午，一年下來大概況工作 1200 小時。
在法國不管氣候寒冷與否，從 11 月的第一場雪開始，這里的農民開始進行“冬眠”活動，直到來年的三四月間。
大量年富力強的小伙子大白天躺在床上，蜷起身子取暖，同時減少進食。
中國南方的農民是不會在冬天睡大覺的，他們會為下一個收成做好準備。
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努力工作的“稻田精神”在亞洲人身上很常見，他們在許多方面受惠于這種文化，尤其在數學成就方面最為突出。
著名數學家舍恩菲爾德所做的測驗和研究表明：態度比能力更重要，只要你愿意，你就能駕馭數學，成功就是堅持不懈、就是頑強不屈，就是別人花30秒做不出來就會放棄的數學題，你愿意花 22 分鐘去思考。
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每 4 年會針對全世界小學生舉辦著名的 TIMSS 考試。參加考試前，這些學生都須按要求填寫一份題目多達 120 道的單調又麻煩的問卷，很多學生都有一二十道題空著沒寫。
最后，當把答題的平均數量排序和各國 TIMSS 考試得分排序放在一起，你認為會發現什么呢？
兩者的排序是一致的。
就是說，哪個國家的學生更愿意花時間仔細回答冗長的問卷，這個國家的學生考試成績就更好。而名單最頂端的國家或地區是：新加坡、韓國、臺灣、香港、日本 —— 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共通點就是他們都崇尚有意義工作的稻田文明。
亞洲人在數學方面有優勢的根本原因在于，崇尚勤奮取得成功的亞洲學校，不會像美國學校那樣給兒童放三個月的暑假。為什么呢？
我們知道稻米的營養成分得益于水的灌溉，所以灌水越多，收割的糧食也越多。而西方農業卻恰恰相反，無論是麥田還是玉米地，每隔幾年必須休耕，否則土地很快貧瘠。西方的教育理念也來源于此，為了避免大腦貧瘠，教育改革者選擇將暑假假期延長。
我們再來看看，增加學習時間以后，美國兒童的成績是否真的就會增加呢？
社會學家卡爾 · 亞歷山大，針對巴爾的摩市的 650 名公立小學學生，從一年級開始進行數學閱讀技能的“加利福尼亞測試”，然后隨年紀增長追蹤成績變化。調查結果顯示：
富人家孩子暑假期間閱讀成績增幅遠遠高于貧困家庭的孩子的成績增幅。
父母教育方式的差異的確造成了孩子們之間的差別。富人家的小孩，暑假會被父母安排去博物館，各類輔導課，參加夏令營。
而窮人家的因為沒錢參加夏令營或者特長班，她只是外出野游、看電影，過了一個對她的閱讀技能毫無益處的無憂無慮的暑假。
對癥下藥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美國的實驗性公立學校 KIPP 項目將稻田文明的精華引進了美國。這里的學生大部分是非洲或者西班牙裔移民，四分之三來自單親家庭，而且 90% 的家庭收入低到需要聯邦政府負擔孩子的午餐費用。
但當你走進這里，你會對這里井然有序的一切大感意外，學生們安靜有序，走廊的墻壁上掛滿了畢業生們所在大學的三角旗，經過十多年的發展，KIPP 學園已經成為最受初中生歡迎的公立學校。
這個學校的的學生進入 KIPP 前，覺得那里是一座監獄；進入 KIPP 后，他們的人生徹底改變了。他們與 KIPP 達成了一項“交易”：
每天早上有一半以上的在 5 點半之前就已經起床。下午 5 點放學，他們需要用 2 - 3 個小時寫作業，有時需要寫一個多小時論文，一般在 11 點多才能睡覺。
所有這一切高強度的學習，對于以前的美國學生是不可想象的。
對他們來說，原有的生活環境不能給予他們像富人孩子一樣的便利 —— 周末和暑假補課，那他們該怎么辦？只能放棄原來的娛樂，回到 KIPP 加課。社會對他們的要求是：
要在學業上取得成功，就必須犧牲自己的部分個性。
但是，想一想，他們的“交易”有什么壞處呢？他們的前途有了多么大的改變。
機遇之歌
我們在本書中討論的所有成功者的案例都遵循某種可預知的線索。這條線索并不完全是智力因素，如果是這樣的話，智商 190 的蘭根就要比愛因斯坦更成功；這條線索也不完全是個人選擇和個人努力的結果。這條線索，確切說，在某種意義上是“上天的成全”。
【小聾君后語】
“異類”是那些獲得特殊機遇之人 —— 是那些耐心等待，當機遇到來就當仁不讓把握住機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