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udwig Wittgenstein（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譯者：韓林合
版本：商務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來源：購買的PDF電子版

半年前讀郁振華老師的《人類知識的默會維度》，書中提到：

對默會知識這個概念，有強的解釋和弱的解釋之分，而維特根斯坦式的進路的基本取向，是專注于對強的默會知識論的研究。維特根斯坦派學者選擇來闡發強的默會知識論的實例，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類實例與對感覺性質（sense qualities）的經驗有關，比如單簧管的聲音或者咖啡的香味等等，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窮盡的。
第二類實例和面容識別（physiognomy recognizing）有關。比方說，我十分了解我的朋友的面相，我關于他的面容的知識可以由如下事實來證明，即我能在人群中輕易地把他找出來。但是一旦被問及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常常會卡住說不出話來。
第三類實例和技能（skill）有關。各種手藝，比如吹玻璃（glassblowing）是技能的范例。無疑，手藝包含了某種職業知識。當被問及如何才能有出色的表現時，技藝高超的手藝人也許會提及其行動的一些一般特性，比如一些來自經驗的規則（rules of thumb），一些關于方法或者關于工具使用的暗示如此等等。然而，他的技藝不可能被這類關于其行動的語言提示所窮盡。

首先維特根斯坦式的進路對強的默會知識概念和弱的默會知識概念作了明確的區分這是它對默會知識論的獨特貢獻。維特根斯坦學者之所以能作出這一概念區分與他們對知識表達問題上的一些重要界限的敏感是分不開的。這里至少涉及三層界限。第一可以表達的東西和完全不可表達的東西之間的界限。正如格里門正確地指出的那樣，默會知識論對于完全不能表達的東西沒有興趣。默會知識論的對象領域是知識而知識總是能夠找到一種表達方式，不管它是語言的還是非語言的表達方式。第二，在可以表達的范圍內存在著原則上能夠用語言手段來充分表達的知識和不能用語言手段來充分表達的知識之間的界限。原則上不能用語言手段來充分表達的知識就是強的意義上的默會知識。更精確地說，強的意義上的默會知識是原則上不能充分言說的知識，而非絕對不能言說的知識。鑒于語言表達的不充分性，人們想到了非語言的知識表達形式，比如約翰內森強調強的默會知識“在行動中得到了部分的、不可還原的表達＂。第三在原則上能夠用語言手段來充分表達的知識范圍內，存在著事實上被言說的知識和未被言說的知識之間的界限。未被言說的知識是弱的意義上的默會知識不管它是在格式塔式的默會知識論的意義上被了解的還是在認知的局域主義論的意義上被了解的。換言之默會知識論所關注的，并非可以表達的東西和絕對不可表達的東西之間的界限，強的默會知識論關注原則上可以充分言說的知識和不能充分言說的知識之間的界限，而弱的默會知識論則是在原則上可以充分言說的領域之內，關注事實上被言說的知識和未被言說的知識之間的界限。可見，強的默會知識概念和弱的默會知識概念的區分，與知識表達問題上這三層界限的劃分是密不可分的。維特根斯坦派學者的工作，有助于提高我們對這些界限的理論敏感性。

基于“默會知識”這個哲學概念對人類文明的重大影響，以及維特根斯坦學派對“默會知識”的深入研究，閱讀維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學代表作《哲學研究》似乎就成了任何人學習哲學，甚至是學習任何一門人文學科的“剛需”。

哲學上對“默會知識”的發現，猶如數學中“無理數危機”的出現，感嘆“經典物理研究完了”之后“相對論”的發現，維特根斯坦學派對默會知識深入研究的價值，以及學習維特根斯坦哲學的價值，都在于此。

《哲學研究》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說明了語言在表達力上的脆弱讓哲學研究一片荒唐，可能是因為我做過程序員的緣故，我覺得維特根斯坦的把語言描述成了一套程序的基礎框架，任何一個名詞就是一個變量（有屬性），任何一個動詞就是一個函數調用（有參數），其他的語言學上的內容可以一一對應到程序里面的指針、遞歸、數據類型等等。

《哲學研究》的后半部分則基于前半部分的論證進行了自由發揮，大部分內容形如：

341.無思想的和并非無思想的言說可以比之于一首樂曲的無思想的和并非無思想的演奏。

343.我借以表達我的回憶的那些語詞是我的回憶反應。

373.語法說出某種東西是哪一種對象。（作為語法的神學。）

379.我首先將其認識成這個；現在我回憶起了人們是如何稱呼它的。——請考慮：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正確地說出這點？

650.我們說，一條狗怕他的主人會打它；但是不說：它怕它的主人明天會打它。為什么不這樣說？

我充分感覺到在作者在完成前半部分內容以后的釋然，開始用最自然的方式對各類哲學問題進行“如（si）釋（wu）重（ji）負（dan）”的論述，有如幾十年前他發表《邏輯哲學論》之后說的：“無可置疑地解決或消解了所有原本意義上的哲學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這哥們確實牛叉。

正是因為每個人思維體系的獨特性，語言文字表達的局限性，造成了語言文字只能起到表達的作用（以每個人的內心為導向的表達），而不能起到溝通和理解（他人）的作用，所以這些文字給到你的，是你自己對問題思考的答案，這個答案對你至關重要的原因是：

首先你要有得到答案的能力，接下來你要能得到一個答案，再接下來你要不斷的修正和改善你的答案，問題永遠都是那個問題，但是答案是會不斷變化的，你的答案和另一個人的答案是否一致，并不屬于語言或者文字的解決能力范疇。

特意摘錄了《譯者前言》，對維特根斯特的經歷有非常詳實的描述，推薦一讀，可以了解到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方面的心路歷程（以及行事風格）。

摘錄：

31.當人們指給某個人看象棋中的王這個棋子并且說“這就是王”時，人們借此還沒有向他解釋這個棋子的用法，——除非他已經了解了除這個最后的規定之外的這種游戲的諸規則：一個王的形狀。人們可以設想，他已經了解了這個游戲的諸規則，只是從來還沒有人給他看任何一個實際的棋子。棋子的形狀在此對應著一個語詞的聲音或者外形。
但是，人們也可以設想，一個人已經學會了這個游戲，但是還從來沒有了解諸規則，或者還沒有表述諸規則。比如，他首先是通過旁觀來學習非常簡單的棋類游戲，并且逐步地學習越來越復雜的棋類游戲，當給這個人看比如具有他所不熟悉的形狀的棋子時，人們也可以向他給出這樣的解釋：“這就是王。”但是，即使這個解釋也只是因為如下原因才教給了他這個棋子的用法：正如我們會說的，放它的那個位置已經事先準備好了。甚至于我們也可以說：只有在這個位置已經準備好了的情況下我們才會說它教給了他這個用法。在此，這個位置不是經由這樣的方式而準備好了的：我們在向其做出這個解釋的那個人已經知道了諸規則，而是經由這樣的方式而準備好了的：他在其它意義上說已經掌握了一個游戲。
請再看一下這個情形：我在向某個人解釋象棋；我是通過指向一個棋子并且這樣說的方式開始的：“這是王。它可以以如此這般的方式移動，等等，等等。”——這種情形下我們將說：“這是王”（或者“這叫作‘王’”）這句話只有在學習者已經“知道什么是一個棋子”的情況下才是一個語詞解釋。因此，只有在他比如已經玩了其它游戲或者已經“理解地”旁觀了其他人的游戲過程以及諸如此類的情況下它才是這樣的解釋。也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才能夠在學習游戲的過程中適當地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叫作什么？”，也即這個棋子。
我們可以說：只有已經知道用名稱做些什么的人才有意義地追問名稱。
我們當然也可以設想被提問的人回答說：“你自己去規定名稱吧”——這時，提問的人必須獨自來承擔一切。

78.請比較：知道和說出：
勃朗峰有多少米高——
“游戲”這個詞是如何被使用的——
單簧管聽起來如何。
對于一個人可能知道某種東西卻不能說出它這樣的事情感到吃驚的人想到的或許是第一種情況。他想到的肯定不是一種像第三種情況那樣的情況。

105.如果我們相信，那種秩序，那種理想，一定要在實際的語言之中被發現，那么我們現在便對人們日常生活中稱為“命題”、“語詞”、“符號”的東西不滿意了。
邏輯所處理的命題語詞應當是某種純凈的且輪廓鮮明的東西。我們現在為真正的符號的本質傷透了腦筋。——它或許是符號的心象？或者是現在這一時刻的心象？

110.“語言（或者思維）是某種獨一無二的東西”——這點被證明是一個迷信（不是錯誤！），其本身是經由語法錯覺引起的。
現在激情便歸因于這些錯覺、這些問題。

116.當哲學家們使用一個語詞——“知道”、“存在”、“對象”、“我”、“命題”、“名稱”——并且試圖把握事物的本質時，人們必須總是問一下自己：這個語詞在作為其故鄉的語言中事實上曾經被如此使用過嗎？——
我們將語詞從其形而上學的運用中再次地引導回其日常的運用中來。

411.請思考：這些問題如何能夠得到應用，而且如何能夠得到決斷：
（1）“這些書是我的書嗎？”
（2）“這只腳是我的腳嗎？”
（3）“這個身體是我的身體嗎？”
（4）“這個感覺是我的感覺嗎？”
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都具有實踐的（非哲學的）應用。
就（2）來說：設想這樣的情形，在其中我的腳被麻醉了或者癱瘓了。在某些情況下這個問題可以經由如下方式來決斷：確定我是否在這只腳中感覺到疼。
就（3）來說：在此人們可以指向鏡子中的一幅圖像。不過，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可以觸摸著一個身體并且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另一些情況下它的意義同于如下問題的意義：“我的身體看起來是這樣的嗎？”
就（4）來說：究竟哪一個東西是這個感覺？也即：在此人們如何運用這個指示代詞？人們當然是以不同于比如第一個例子中的方式運用它的！在此人們之所以誤入歧途，這再一次是因為如下事實：人們幻想，一個人經由將其注意力引向一個感覺的方式來指向它。

譯者前言：

《哲學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是后期維特根斯坦的代表作。其寫作和出版過程均頗為曲折。維特根斯坦電子版手稿全集及其與其他人的通信為這個過程的梳理提供了翔實的第一手資料。

維特根斯坦認為，一方面，他在《邏輯哲學論》中已經無可置疑地解決或消解了所有原本意義上的哲學問題；另一方面，他又不屑于從事這樣的唯一可能的哲學活動——分析和澄清其他哲學家就原本意義上的哲學問題所寫出的命題，指出它們的無意義性。所以，在完成這部書(1918年8月)之后他便決定，在結束軍旅生涯以后將不再以哲學思考和寫作作為自己的職業，轉而去做與哲學毫無關系的工作。

1919年8月中旬，維特根斯坦從意大利戰俘營中獲釋，回到維也納。1919年9月16日，維特根斯坦開始在維也納參加小學教師培訓班。12月13-20日，他在海牙向羅素解釋《邏輯哲學論》中的思想。1920年7月7日，培訓結束，維特根斯坦獲得小學教師任職資格證書。8月，他在維也納郊外的一所修道院里做助理園丁工作。9月，他開始在下奧地利州特拉騰巴哈的(Trattenbach)山村小學任教。

1921年6月3日和11月5日，羅素寫信告訴維特根斯坦，希望他到英國訪問他。11月28日，維特根斯坦回信告訴羅素，如果情況許可，他當然非常樂意拜訪他。12月24日，羅素回信說，他期待著維特根斯坦的來訪。但是，鑒于維特根斯坦去英國比較困難，二者最后商定，1922年8月在奧地利的因斯布魯克(Innsbruck)會面。會面時，二者討論了維特根斯坦訪問英國的可能性。1922年11月，維特根斯坦轉到普赫勃格(Puchberg)小學任教。

1923年9月，蘭姆西(F. P. Ramsey)到普赫勃格拜訪維特根斯坦。在1923年9月20日寫給其母親的信中蘭姆西寫道：

他(維特根斯坦)說，他自己將不會再做進一步的事情。這并不是因為他感到厭煩了，而是因為他的心靈不再靈活了。他說，沒有人能夠在哲學方面做多于五年或十年的工作。(他的書花了七年時間。)他確信，羅素不會再做出更為重要的東西了。[1]186

在這次拜訪期間，二者就《邏輯哲學論》中的思想及其翻譯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討論。由于與其周圍的人關系緊張，維特根斯坦當時告訴蘭姆西，他可能在學年結束時放棄小學教師工作，接著可能會做園丁。他還委托蘭姆西幫他問一下，他可否以他在劍橋待過的6個學期的經歷外加一篇論文申請學士學位。11月11日，蘭姆西回信告訴維特根斯坦，說他不能以這樣的方式申請學士學位，但是可以來劍橋再待一年，然后提交一篇博士論文，申請博士學位。同時，他還告訴維特根斯坦，有人愿意資助他來英國。但是，維特根斯坦告訴蘭姆西，他不想回劍橋做哲學研究，他只是想回到那里見一些老朋友。

在1924年3月24日寫給凱恩斯的信中，蘭姆西寫道：

他[維特根斯坦]已經做出明確的決定：他不想去劍橋并在那里待下去。7月和8月幾乎是他一年中的唯一的假期。通常他是這樣度過假期的：幾乎獨自在維也納冥思苦想。除非有特別的理由——這只可能是拜訪人，否則他更樂意待在維也納，而不是去劍橋。[1]199

事情最終是這樣的：盡管他樂于與你待在鄉下并再次努力與你親密起來，但是他不愿僅僅為了擁有一段快樂的時光來英國，因為他會感到這很沒有用處，不會引起他的興趣。

我認為在這點上他是正確的，但是我也覺得這有些可惜，因為如果他被從他的環境中弄走，并且他不那么勞累，再加上我的刺激，那么他也許會做出更好的工作；可以設想，他也許會懷著這樣的想法來到英國。但是，我認為，在這里教學期間他不會做出任何工作。非常明顯，他的思考是可怕的向山上推重物的工作，他好像被徹底消耗了。如果在他暑期時我還在這里，那時我也許會努力刺激他。[1]200

在1924年3月30日寫給其母親的信中，他寫道：

我覺得維特根斯坦似乎累了，盡管不是病了。但是，事實上，與他談工作沒有任何用處，他根本聽不進去。假定你提出一個問題，他不愿聽你的回答，而是開始思考自己的回答。對他來說這有如向山上推過于沉重的東西一樣困難的工作。[1]196

1924年7月4日，在寫給凱恩斯(Keynes)的信中，維特根斯坦寫道：

……我現在非常忙，而且我的大腦完全無法接受任何科學方面的東西……你在你的信中問我，你能否做些什么以使我重新回到科學工作一事成為可能。答案是：不能。在這方面，沒有任何事情可做，因為我自己對這種活動已經沒有任何強烈的內在沖動。我已經說了我確實不得不說的一切，因此泉眼已經枯竭。這聽起來有點兒怪，但是事情就是這樣的[1]205。
……如果我在英國有確定的工作可做，假使它是掃大街或給任何人擦皮鞋的活，那么我將非常高興地去那里……[1]206

1924年9月，維特根斯坦轉到靠近特拉騰巴哈的奧特塔(Otterthal)小學。12月25日，石里克寫信給維特根斯坦，說他和他的同事深信《邏輯哲學論》中所表達的基本思想的重要性和正確性，希望幫助傳播它們，并且希望親自到他任教的小學拜訪他。1925年1月7日，維特根斯坦給石里克寫了回信，并表示愿意與他會面。1月14日，石里克在給維特根斯坦復信中再次表達了拜訪維特根斯坦的熱望。

1925年8月，在蘭姆西和凱恩斯等人的熱情邀請下，維特根斯坦訪問英國老朋友的愿望終于得以實現。他先后到蘇塞克斯、曼徹斯特、劍橋拜訪了凱恩斯、蘭姆西、埃克爾斯(W. Eccles)、約翰遜(W. E. Johnson)等人。在與蘭姆西見面時，維特根斯坦與他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從英國回來后，維特根斯坦繼續做小學教師工作。在1925年9月9日寫給恩格爾曼的信中，他寫道：“萬不得已時，我可能會去英國。”[2]在1925年10月18日寫給凱恩斯的信中，他寫道：

非常感謝你的信！我仍舊做教師，現在還不需要任何錢。我決定仍然做教師，只要我感覺到做教師給我帶來的麻煩會給我帶來任何好處。如果你牙疼，那么將一個熱水瓶放在你的臉上會對你有好處。但是，只有在瓶子的熱度給你帶來疼痛的時候這種辦法才有效。如果我發現這個瓶子不再能夠給我帶來那種會給我的性格帶來任何好處的特定的疼痛，那么我將扔掉它。也即，如果這里的人在這個時間之前還沒有將我攆走的話。如果我不再教學了，那么我也許會去英國，并在那里找個工作，因為我確信，我不可能在這個國家找到任何可能的事情做。在這種情況下，我會找你幫忙。[1]215

在奧特塔小學，維特根斯坦與周圍人(同事、學生家長)的關系依然非常緊張。在1924年10月寫信給他的朋友漢色爾(Ludwig H. nsel)的信中，他寫道：

這里的情況不好，現在我的教學生涯也許要結束了。對我來說這太困難了。不是一個，而是一打的力量，都在反對我，我是什么？[3]

在1925年2月24日寫給恩格爾曼的信中，他寫道：“我忍受著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人，或非人的折磨。簡言之，一切如舊！[2]54

1926年4月，由于維特根斯坦過度體罰學生，家長將其告上法庭。28日，維特根斯坦最終放棄教職。

放棄小學教師工作后，維特根斯坦一度想當修道士，未果。于是，他在維也納郊區的另一家修道院做了三個月助理園丁。之后，他終于找到了一項自己喜歡的差事：協助其建筑師朋友恩格爾曼為其二姐設計和建造房子。

1926年4月底，石里克與他的幾個學生一起趕往奧特塔拜見維特根斯坦。到那里之后，才知道維特根斯坦已經離開那里了。

1927年2月19日，維特根斯坦的二姐寫信給石里克，說他可以與維特根斯坦見面了：

他請我向您表達他的問候和最誠摯的道歉：他相信他仍然還不能集中心思于邏輯問題——他現在的工作占有了他全部的精力。無論如何，他都不想和許多人談話。他認為，與您這個令人尊敬的教授一個人討論這些事情是可能的。他想，這樣的討論會表明，他現在在這個方面對您到底是否有任何用處。[4]14

接著，石里克受邀到她家做客，與維特根斯坦單獨談話。經過多次單獨會面后，維特根斯坦允許石里克帶著他的少數幾個同事和學生同來。被石里克選中的人包括：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費格爾(Herbert Feigl)、加斯伯爾(Maria Kasper)等。其中，只有魏斯曼總是參加會談。從1927年夏天到1928年底，石里克等定期在每星期一與維特根斯坦會面。在大多數時間，他們討論的并不是哲學問題。維特根斯坦常常背對著聽眾念泰格爾等人的詩文。當然，他們偶爾也談到哲學問題。其中，所討論的哲學問題之一是蘭姆西提供的。1925年11月，蘭姆西在倫敦數學學會上宣讀了一篇論文，題目為“數學基礎”(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由于當年夏天與維特根斯坦鬧得不甚愉快，他沒有將論文直接寄給維特根斯坦，而是寄給石里克。在1927年的一次討論中，石里克提到了這篇論文。維特根斯坦仔細閱讀了它。1927年7月2日，他寫信給蘭姆西，批評了論文中的觀點：同一性命題或者是同語反復式或者是矛盾式。8月15日，蘭姆西寫信給石里克，請他轉達了他對維特根斯坦的批評的答復。

1928年3月，在魏斯曼和費格爾的勸說下，維特根斯坦聽了直覺主義學派宗師布勞維爾的一次名為“數學、科學和語言”(Mathematik, Wissenschaft und Sprache)的講演。聽完講演，他表現得非常亢奮。費格爾描寫道：

……觀察那天晚上發生在維特根斯坦身上的變化是一件令人著迷的事情……。他變得非常健談，并開始勾畫構成他后期著作之出發點的想法。……那天晚上標志著維特根斯坦向強烈的哲學興趣和活動的回歸。[5]

1928年6月，石里克邀請維特根斯坦參加他的學圈的周四討論會。維特根斯坦大概沒有接受這個邀請。

大概在1927年夏，維特根斯坦寫信告訴凱恩斯，11月份他的建筑任務就可以完成，之后他或許會到英國旅行。事實上，直到1928年秋，這個任務方告完成。

1928年11月，維特根斯坦寫信告訴凱恩斯，他會在12月初到英國待一段時間。12月，他又寫信說，因為生病，他不得不將到達英國的時間推遲到1929年1月初。

1929年1月中旬，維特根斯坦回到了劍橋。他很快便決定留下來做哲學研究。在2月18日寫給石里克的信中，他寫道：“我已經決定在劍橋這里待幾個學期，以處理視覺空間和其他的題目。”[4]17

促使維特根斯坦如此迅速地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與蘭姆西和石里克等人之間進行的諸多討論以及從1929年2月初開始所進行的思考和寫作表明，他還是具有高超的哲學思考能力的，他的心靈還是具有足夠的靈活性的。其次，布勞維爾的演講使他認識到，《邏輯哲學論》并非解決了所有重要的哲學問題。比如，這本書對數學本性問題的探討遠非完善；另外，還有許多重要的哲學問題它根本沒有進行任何探討，比如視覺空間問題。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是，多年的生活經歷表明，最適合于他的環境還是劍橋，最適合于他的事情或職業還是哲學思考和寫作。

回到劍橋后，維特根斯坦最初的正式身份仍然是高級研究學生，導師為比他小17歲的朋友蘭姆西。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內，維特根斯坦與蘭姆西經常在一起長時間地討論數學基礎和邏輯的本性問題。關于這些討論，在記于1929年2月15日的一則筆記中，維特根斯坦寫道：

就邏輯問題與蘭姆西進行了一些充滿樂趣的討論。這些討論類似能使人強健的體育活動，而且，我相信它們也是在一種很好的精神的指導下進行的。其中存在著色情的和騎士風度的成分。借此，我也可以被培養著建立起某種思維的勇氣。幾乎沒有比如下事情更令人感到愜意了：一個人仿佛從我的嘴里將我的思想取出來，將其平鋪在空曠的地方。當然，這一切都摻雜有虛榮的成分，但也不盡然。[6]4

蘭姆西對《邏輯哲學論》的重要批評之一是維特根斯坦關于顏色排斥問題的觀點。

在《哲學研究》前言中，維特根斯坦寫道：

……自從十六年前我重新開始從事哲學研究以來，我不得不認識到，我在那個第一本書中所寫下的東西中存在著一些嚴重的錯誤。弗蘭克·蘭姆西對我的觀點所進行的批評——在其生命的最后兩年我與他在無數次談話中討論過它們——幫助我認識到這些錯誤。但是，至于這種幫助有多大，我自己幾乎也不能做出判斷。

蘭姆西病逝于1930年1月。

在回到劍橋后的第一年，維特根斯坦還結識了經濟學家斯拉法(Piero Sraffa)，與之進行了若干次討論。此后的若干年內，他也經常與斯拉法討論問題。在《哲學研究》的前言中，維特根斯坦寫道：

與這些——總是強有力的而且可靠的批評相比——我更要感謝本校教師皮埃羅·斯拉法先生多年來不間斷地對我的思想所進行的批評。我要將這本書中最富有成果的想法歸功于這個刺激。

維特根斯坦曾經告訴他的學生瑞斯(Rush Rhees)，他從斯拉法那里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以“人類學的方式”看待哲學問題。

1929年6月18日，維特根斯坦以《邏輯哲學論》一書獲得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主持人為穆爾和羅素。6月19日，他從三一學院獲得一筆為數100英鎊的研究基金，作為他暑期和下一學期的研究和生活費用。這樣，他便可以暫時安心地從事哲學思考和寫作了。

7月19日，在英國心靈協會和亞里士多德學會的聯合年會上，維特根斯坦做了一個有關數學中的一般性和無窮的報告。他會前提交的論文名為“一些關于邏輯形式的評論”(Some Remarks on Logical Form)。這篇文章發表在《亞里士多德學會會刊副刊》(Proc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Supplementary Volume)(IX，1929)上。

11月17日，維特根斯坦在異教徒學會(The Heretics)上做了一個有關倫理學的通俗講演。講演稿(TS 207)1965年以“倫理學講演”(A Lecture on Ethics)為名發表于《哲學評論》(The Philosophical Review)上。

實際上，一回到劍橋，維特根斯坦便開始了緊張的哲學思考和寫作。1929年2月2日，他開始寫作MS 105。到1930年2月中旬，他已經寫出了三本半哲學筆記(MSS 105-108第一部分)。這時，為了申請較為固定的教職，他從這些筆記中做出了一個打字摘錄稿，即TS208，名為《哲學評論》(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緊接著，以此稿為基礎，他整理出了TS 209。①(1964年，該打字稿在牛津出版。)關于這部稿子，1930年5月8日羅素評論道：

包含在維特根斯坦這部新著中的理論是新穎的，非常具有獨創性，毫無疑問是重要的。我不知道它們是否是真的。作為一名喜歡簡單性的邏輯學家，我當希望它們不是真的；不過，從我所讀過的部分看，我完全確信，他應當有個機會將它們完成，因為如果完成了，或許很容易證明，它們構成了一種全新的哲學。[7]

主要是因為這個評價，1930年12月，維特根斯坦獲得了劍橋為期五年的教員助理教職(Faculty Assistant Lectureship)。

1929年圣誕假期間，維特根斯坦回到維也納。在此期間，他與石里克和魏斯曼進行了多次會談。維特根斯坦授權他們將會談內容傳達給維也納學圈的其他成員。此后，直到1932年夏，只要情況允許，每逢假期，這樣的會談均定期進行。這些會談的大部分內容均由魏斯曼記錄下來，1967年以《維特根斯坦與維也納學圈》(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為名出版。

從1933年開始，維特根斯坦決定單獨與石里克會面。在這年的夏天，維特根斯坦和石里克到意大利度假。期間，他向后者口述了一些筆記。

從1929年開始，魏斯曼便打算寫一本書，來系統地解釋《邏輯哲學論》中的思想。這本書的書名定為《邏輯、語言、哲學》(Logik, Sprache, Philosophie)。通過與維特根斯坦的多次會談和維特根斯坦向他提供的手稿和打字稿節選，魏斯曼也了解了他的一些新的思想，比如：感覺材料可以看成世界的結構元素、基本命題就是描述直接經驗或現象的命題、物理對象是一種假設、意義在于證實等等。他也想將這些新思想包括在他的書中。1931年底，維特根斯坦開始明確地反對魏斯曼的這種設想。在11月寫給石里克的信中，他寫道：“我確信，魏斯曼將會以一種與我認為正確的方式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現許多東西。”而且，“我那本書[《邏輯哲學論》]中的許許多多表述我現在已經不同意了。”②比如，其中關于基本命題和對象的討論被證明是錯誤的；其中所包含的關于命題的分析應當由對于語法的“清晰的表現”來取代。總之，沒有任何必要來寫一本以新的形式重復舊的錯誤的書。因此，魏斯曼不得不改變他的計劃，將他的書的內容限定為：系統地表述維特根斯坦的新思想。其基礎是：維特根斯坦與他和石里克的談話；維特根斯坦不斷提供給他們的手稿和打字稿。維特根斯坦非常支持這個新的設想，甚至于一度想與魏斯曼合作寫這本書：他提供原料和大致的結構，而魏斯曼則以系統的形式將其清楚而前后一貫地表述出來。但是，由于維特根斯坦這時的思想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魏斯曼覺得很難實施這個計劃。在1934年8月寫給石里克的信中，他寫道：

他具有這樣的偉大天賦：總是好像第一次看到一個事物一樣。但是，我認為，這恰恰證明，與其合作是多么的困難。因為他總是聽從一時的靈感，而毀掉他以前所設計的內容。……你所看到的一切就是：結構被一點一點地毀掉，結果一切逐漸地具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外表。因此，你近乎得到這樣的感覺：思想是如何組織在一起的這點根本不重要，因為最后沒有任何東西被留在原來的狀態。③

1936年初，魏斯曼在《認識》(Erkenntnis)雜志第6卷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同一性概念》的文章。維特根斯坦抱怨說，魏斯曼在文章中沒有足夠清楚地說明其基本思想來源于他。雖然魏斯曼寫信給維特根斯坦做了解釋，并在接下來的一期雜志上刊登了一個正式聲明，但是二者的關系從此決裂。因此，合作寫書的計劃當然也告終止。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維特根斯坦自己的寫作情況。1930年8月MS 108第二部分完成。接著，維特根斯坦開始寫作MS 109，至1932年5月23日，完成了MSS 109-113。5月27日開始寫MS 114，至6月5日寫完第一部分。暑假期間，維特根斯坦以MSS 109至114開始部分為基礎，差人打印出了TS 211。TS 210是1930年暑假以MS 108第二部分為基礎而打印出來的。1932年暑假，維特根斯坦將TSS 208、210、211的復本剪成大小不同的若干紙條，按章夾在一起，并將由此得到的若干章分成不同的部分，放在不同的文件夾里，形成TS 212。1933年暑假，以TS 212為基礎，維特根斯坦差人打印出了TSS 213至218。TS 213即通常人們所說的“大打字稿”(Big Typescript)。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維特根斯坦對這個打字稿的第一部分做了大量修改和補充：先是在打字稿上，然后是在不同的手稿中[MSS 114(第二部分)、115(第一部分)、140]。1969年出版的《哲學語法》(Philosophische Grammatik)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以包含于MSS 114、115、140中的修改稿為基礎編選而成，但是去掉了大打字稿中約四章非常重要的內容(“期待、希望等等”、“哲學”、“現象學”、“唯心主義等等”)。該稿的未經修改的第二部分則構成了這本書的第二部分。在這兩部分中間作為附錄插入了TS 214。

1930年至1935年間，維特根斯坦定期為學生開課。其講課內容后來整理出版：《維特根斯坦1930-1932年劍橋講演》(Wittgensgtein's Lectures，Cambridge 1930-33)(1980年)，《維特根斯坦1932-1935年劍橋講演》(Wittgensgtein's Lecture，Cambridge 1932-35)(1979年)，“維特根斯坦1930-1933年講演”(Wittgensgtein's Lectures in 1930-33)[載于《心靈》(Mind)第63-64卷(1954-1955年)]。

在1933-1934年，維特根斯坦用英語向他的幾個學生口授了一個筆記，被稱為《藍皮書》(TS309)。維特根斯坦讓人制作了一些復本，以便其學生和朋友傳閱。

在1934至1935學年，維特根斯坦用英語向他的朋友和學生斯金納(Francis Skinner)和安姆布勞斯(Alice Ambrose)口授了另外一個筆記，被稱為《棕皮書》(TS 310)。維特根斯坦只讓人制作了三個打字復本，本想用其作為自己進一步寫作的基礎。但是，這個筆記很快便有違其意愿地在人們之間流傳開來。1958年，這兩個筆記以《藍棕皮書》(The Blue and Brown Books)為名出版。

1935年9月7-29日，維特根斯坦到俄羅斯旅行。他做這次旅行的目的本來是要在那里的集體農莊找一份工作，因為一方面他在劍橋的聘期還有一個學年就到期了，另一方面他接下來不想繼續從事哲學研究了。1935年7月31日，在寫給石里克的信中維特根斯坦寫道：

9月初我要到俄羅斯旅行，而且將或者在那里待下去，或者大約兩周后回到英國。在后一種情況下，我將在英國做什么，這點還完全不確定，但是我很可能不會繼續做哲學了。

俄羅斯方面認為，維特根斯坦還是適合于做哲學，因而向他提供了卡山(Kazan)大學和莫斯科大學的教職。這恰恰與他的本意相悖。所以，他只在那里呆了兩周。

回到英國后，在接下來的學期，他的講課內容集中于感覺材料和私人經驗方面。他為講課而準備的筆記(MSS 148、149、151、181)內容主要是用英語寫的。1968年，MSS 148、149、151發表于《哲學評論》上，名稱為“關于‘私人經驗’和‘感覺材料’的講課筆記”(Notes for the Lectures on “Private Experience”and“Sense Data”)。

在這一學年，維特根斯坦曾經想過在劍橋的聘期結束后改行學醫。但是，1936年6月，在學年即將結束時，他基本上打消了這一念頭，轉而決定到挪威寫書。8月中旬，他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914年春)他在挪威斯科約爾登(Skjolden)湖邊所建的小木屋，馬上便開始了緊張的哲學寫作。首先，他在MS 115上(自118頁開始)翻譯和改寫《棕皮書》，題名為《哲學研究——一次改寫嘗試》(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Versuch einer Umarbeitung)。但是，兩個月后，他對這種寫作方式感到厭煩了。在筆記中，他寫道：“從118頁開始到此為止的整個‘改寫嘗試’沒有任何價值。”[6]292

1936年11月20日，在寫給穆爾的信中，維特根斯坦寫道：

很高興接到你的信。我的工作進展得不壞。我不知道我是否寫信告訴過你，當我來這里時我便開始用德文翻譯和改寫我向斯金納和安姆布勞斯所口授的那個東西。大約兩周前，當我通讀我到那時為止所完成的部分時，我發現其全部，或近乎全部，都很令人厭煩，而且造作。因為有英語稿子擺在我面前，這約束了我的思維。因此，我決定另起爐灶，不讓我的思想受任何它們之外的東西引導。——在頭一兩天我發覺這有些困難，但是此后事情便變得容易了。因此，我現在正在寫一個新版本的稿子，我希望我的如下說法不錯：它某種程度上說比前一稿好。[1]283

這里所說的“新版本的稿子”當指MS 142。MS 142共有167頁，其中的第1頁至76頁寫于1936年11月初至12月初，其余部分寫于1937年2至3月(同樣是在挪威小屋完成)。內容基本相應于《哲學研究》印行本第一部分評論第1至189(第一段)。這個手稿名為《哲學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其寫作基礎包括MSS 114、115、140、152、157a、157b和TS 213。

1936年12月底和1937年6至9月，先后在維也納和劍橋，維特根斯坦以此稿為基礎，差人打印出了題為《哲學研究》的TS 220。該打字稿由第i至iii頁加上第2至137頁構成，共139頁。其中，第2至65頁成于1936年12月底，第66頁至137頁成于1937年6月初至8月9日，第i至iii頁完成于此后的某個時間。

1937年8月16日，維特根斯坦又回到挪威，在那里一直呆到12月上旬。年底在維也納度假，1938年1月中旬回到劍橋，然后到都柏林呆了一段時間，3月中旬回到劍橋。由于奧地利合并到德國，維特根斯坦不愿做德國人，所以他申請英國籍，并同時申請劍橋大學的終身教職。教職申請很快便得到了批準，從秋季學期開始，維特根斯坦成為劍橋終身成員。

1937年秋至1938年秋，維特根斯坦寫出了MSS 117(前一半)至120；1938年秋至1939年初，寫出了MSS 121和162a。以MSS 117至119、121、162a和115為基礎，1938年秋至1939年初，維特根斯坦打印出了TS 221。其起始頁碼為138，與TS 220頁碼相接。第138至204頁來源為MS 117；第204至222頁和243至255頁來源為MS118；第222至243頁來源于MS 119(第1至98頁)；第256至266頁來源為MS115(第59至71頁，寫于1934年)；第267至271頁來源于MS 121(第54至63頁)和162a(第1至9頁)。1956年，TS 221之修改稿即TS 222收于《數學基礎評論》(Bemerkungen über die Grundlagen der Mathematik)(構成其第1部分)。

TSS 220和221一起構成了《哲學研究》“早期稿”(The Early Version)。(此名源于馮·賴特。)1938年8月，維特根斯坦為其打印出了前言，即TS 225。其初稿(片斷)包含在MSS 117(相應部分寫于1938年6至8月)、118、152(寫于1936年)、159(寫于1938年)之中。9月，他聯系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希望能夠在那里出版德英文對照版，書名為《哲學評論》(Philosophical Remarks)。出版社方面批準了這個計劃。接著，他便吩咐他的學生瑞斯開始對其進行翻譯。1939年1月，瑞斯翻譯出了116個評論(大致到TS 220之評論95)。包含這些評論的譯稿構成了TS 226。維特根斯坦看到譯稿后，非常失望，在1939年2月8日寫給凱恩斯的信中，維特根斯坦寫道：“的確，譯文相當糟糕，不過，做這事的人是一個出色的人。只不過，他不是一個天生的翻譯家，而且沒有比口語化的(非技術性的)散文更難翻譯的了[1]308。遂決定取消出版計劃。

不過，這個譯稿對維特根斯坦來說并非沒有用處。他當時已經決定申請穆爾退休后空出的教授席位。于是，他匆匆忙忙對譯稿進行了一些修改，將其和德文原稿一起提供給遴選委員之一凱恩斯，以便其參考。本來，他認為他的申請是“一個注定要失敗的努力(a lost cause)”，因為另一個申請者是韋茲德姆(John Wisdom)，而對他沒有任何好感的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恰恰又是遴選委員之一。但是，事實上，維特根斯坦的這個擔心是不必要的。他當時在英國的名聲如日中天，公認是數一數二的哲學天才。因此，1939年2月11日，他非常順利地得到了這個席位。關于授予維特根斯坦教授席位一事，布洛德(C. D. Broad)說道(盡管從個人角度說來，他對維特根斯坦向來無好感)：“拒絕將這個席位給予維特根斯坦，就如同拒絕將一個物理學席位給予愛因斯坦一樣[8]141。4月，其國籍申請也獲得批準。

1938年夏天，維特根斯坦向幾個挑選出來的學生做了數次有關美學和宗教信仰的講座。1966年，這些講座的學生筆記整理出版，收錄于《關于美學、心理學和宗教信仰的講演》(Lectures & Conversations on Aesthetics，Psychology and Religious Belief)之中。(其中關于弗洛伊德心理學的部分記錄的是維特根斯坦和瑞斯之間于1942至1946年間所進行的數次談話。)事實上這是有違維特根斯坦的意愿的。在講座時，維特根斯坦告訴他的學生：

如果你們將這些即興的評論記錄下來，某一天某個人也許會將其作為我深思熟慮的意見發表出來。我不想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我現在是跟隨著我的想法自由地談話的，但是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更好的表達。[1]308

1939年1月中旬至12月初，維特根斯坦開了一門有關數學基礎的課程。1976年，學生的聽課筆記出版，名為《維特根斯坦關于數學基礎的講演(1939年劍橋)》(Wittgenstein's Lecture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Cambridge 1939)。

1939年9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樣，維特根斯坦不愿做旁觀者，想找一個與戰爭有關的差事做。1941年10月，經由其朋友牛津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的弟弟約翰·賴爾(John Ryle)的幫助，他在倫敦的一家醫院找到了藥房門房的差事，后改做實驗助手。

在1941年9月29日寫給其夫人的信中，關于維特根斯坦，約翰·賴爾描寫道：

令我感興趣的是：他雖然在三一學院做了那么多年教師，但是他不僅沒有與那里的其他人同流合污，相反，卻被那里的死氣沉沉的氛圍所征服。他對我說，‘我感到，如果我待在那里，那么我會慢慢地死去。我寧可嘗試快些死去’。因此，他想在一所醫院做某種卑微的工作——作為其戰時的工作。如有必要，他將辭去他的教席。但是他不想讓人談論這件事。而且，他希望，這個工作是在一個受到閃電戰襲擊的地方。……我認為，他認識到，他的大腦與大多數人的大腦的工作方式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嘗試任何需要智力的戰時工作都將是愚蠢的。④

1943年4月，維特根斯坦隨他所在醫院的一家研究所轉到紐卡斯爾(Newcastle)。

1943年初，維特根斯坦與其朋友——語言學家和古典學家巴赫金(Nicholas Bachtin)一起閱讀《邏輯哲學論》，并向其解釋其思想。關于這次閱讀，在TS 243(2-3)即印行本《哲學研究》前言中他寫道：

兩年前，我有機會再次閱讀我的第一本書(《邏輯哲學論》)并解釋其思想。這時，我突然想到，應當將那些舊的思想與新的思想放在一起出版：這些新的思想只有在與我的舊的思想方式的對照之中并在后者的背景之上才能得到其適當的闡明。

9月，他與劍橋大學出版社聯系，希望其接受他的這個新出版計劃。1944年1月14日，劍橋大學出版社寫信通知他，這個出版計劃獲得通過。于是，2月16日，維特根斯坦離開紐卡斯爾，27日回到劍橋。從3月初至9月底，他到斯旺西(Swansea)瑞斯處潛心著書。

在1940秋至1944年底，維特根斯坦完成了MSS 123至129。

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維特根斯坦整理并打印出了一個稿子，賴特將其稱作《哲學研究》“中期稿”(The Intermediate Version)。其正文部分共有195頁，300個評論。不妨將其分成如下幾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部分：第1至135頁[評論第1至188(第一段當為189第一段)]之基礎為TS 220之修改稿TS 239。后者大約完成于1943年，由第<1>至2a頁、第3至77頁、第77.1至77.11頁、第94至137頁構成，共133頁。

第二部分：第135至143頁[評論第188(第二段當為189第二段)至196(197)]之基礎為TS 221或其修改稿TSS 222-224。

第三部分：第144至195頁[評論第197(198)至300(303)]之基礎為TS 241(有33頁，114個評論，成于1944年秋)。該打字稿之基礎為MS 129(第25至89頁，此稿始作于1944年8月17日)。該手稿之基礎為MSS 124(第205至289頁，始作于1944年7月3日)、179(寫于1943年)、180(第一段，寫于1943年)。第144至195頁中的評論除6個以外，其他皆取自于TS 241。這6個評論的來源為：5個來源于MS 129(第90頁及接下來的數頁，其中的3個進而又來源于MS 165)，1個來源于MS 130(寫于1944年)。

TS 243為中期稿前言，成于1945年1月。此前言的基礎為早期稿之前言和1944年底或1945年1月所準備的前言片斷(存于MS 128結束部分和MS 129開始部分)。

在MS 128最后，載有維特根斯坦為該稿起的名稱：《哲學研究：與<邏輯哲學論>相對照》(Philos. Untersuchungen der Log. Phil. Abh. entgegengestelt)。

我們看到，中期稿與早期稿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期稿將早期稿中的第二部分的內容大幅壓縮，僅選取了其中集中談論遵守規則問題的十多個評論，同時又在接下來的評論中進一步展開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其次，在中期稿中，在關于遵守規則問題的評論之后，接下來的是大量討論私人語言和心靈內容的私人性的評論，泛而言之，是關于心理學哲學的眾多評論，而在早期稿中，跟在遵守規則問題之后的是關于數學哲學的評論。

在此有必要指出，在現存的維特根斯坦遺著中，并沒有一個獨立的中期稿。因為完成中期稿后，維特根斯坦立即在其上對其進行了大幅度的擴充，增加了關于心理哲學的近400個評論，于1945年底或1946年春完成了《哲學研究》“終稿”(The Final Version)(賴特語)，即TS 227。TS 227總共有324頁，由693個評論+17個邊注構成。可以將其分成如下幾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部分：第1至421個評論之基礎為中期稿修改稿。在中期稿的第199(200)和300(303)個評論之間插入了約120個評論。這樣，中期稿的第300(303)個評論便變成了此稿的第421個評論。這些插入的評論主要來自于MS 129，少部分來自于TS 228(Bemerkungen I)。TS 228共有189頁，包括698個評論，約成于1945年5至7月。其基礎為：MSS 114至116、120、129較后的部分、MS 130開始部分、TS 213。

第二部分：第422至693個評論除12個以外均來源于TS 228。這12個評論中有5個(488、489、524、622、629)找不到其他的出處，其余7個來源如下：490來源于MS 116第346至347頁；556來源于TS 230之評論141.1；573來源于MS 129第170頁；586來源于MS 129第140頁；651來源于MS 116第290頁，TS 230(Bemerkungen Ⅱ)之評論463(第一段)；654來源于MS 116第290頁，TS 230之評論463(第二段)；655來源于MS 116第290頁，TS 230之評論463(第三段)。

第三部分：17個邊注也均來源于TS 228。

終稿的前言為中期稿前言之修改稿。

1946至1947學年，維特根斯坦開設了有關心理哲學的課程。關于這個課程的學生聽課筆記1988年以《維特根斯坦關于哲學心理學的講演》(Wittgenstein's Lectures o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946-47)為名出版。

1947年夏，維特根斯坦決定辭掉劍橋大學的教職，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專心從事寫作，以完成他的著作。1947年底，他正式離開劍橋大學，并來到愛爾蘭。此后近兩年時間內，他主要是在那里度過的。

從1944年夏開始，維特根斯坦關注的重心從數學哲學完全轉移到了心理學哲學。到1948年夏，他寫出了MSS 130至137(第一部分)。以這些手稿為基礎，他先后于1947年底和1948年秋差人打印出了TSS 229和232。TS 229有1137個評論；TS 232有736個評論。

1948年秋至1949年3月，他寫出了MSS 137(第二部分)、138、169。1980年，TSS 229和232以《關于心理學哲學的評論》(Bemerk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Psychologie)為名出版(兩卷)。1982年，MSS 137(第二部分)和138以《關于心理學哲學的最后的著作》(Letzte Schrift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Psychologie)為名出版。

1949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在愛爾蘭，以TSS 229、232和MSS 137、138、169為基礎，維特根斯坦謄寫出了MS 144。6月底至7月上旬，在劍橋他差人將其打印出來，形成TS 234。TS 234是維特根斯坦生前所制作的最后一個打字稿。

1949年7月下旬至10月，維特根斯坦到美國拜訪其學生馬爾考姆。11月初，回到劍橋。11月底，醫生確診他得了前列腺癌。12月底至1950年3月中旬，他在維也納探親。1949年到1950年春，維特根斯坦寫出了MSS 169至171。

1950年4月初，他回到劍橋。從這時開始到1951年4月27日，他寫出了MSS 172至177。

MSS 169至177中的內容分別于1969、1977、1992年以《論確信》(ber Gewiβheit)、《關于顏色的評論》(Bemerkungen über die Farben)、《關于心理學哲學的最后的著作(1949至1951年)》[Letzte Schriften über Philosophie der Psychologie (1949-1951)]為名出版。

1951年4月29日，維特根斯坦病逝。在1月29日起草的遺囑中，他寫道：

我將我的所有尚未出版的作品，進而其中的手稿和打字稿的版權悉數給予瑞斯先生、安斯考姆小姐和劍橋三一學院的賴特教授。他們有權處理他們認為最好的部分，除非任何其他人擁有這些手稿和打字稿的保管權。

我有這樣的打算和愿望：瑞斯先生、安斯考姆小姐和賴特教授將來將我的未出版的作品中他們認為適合的那些部分均出版，但是我不希望他們因此而承擔他們沒有指望從版稅和其他得益中得到補償的費用。[9]

在維特根斯坦的現存遺著中，TS 227顯然是最接近于完成的著作。因此，安斯考姆和瑞斯決定先行將其出版。同時，他們還做出決定，將TSS 227和234放在一起出版，合并稱為《哲學研究》，并稱前者為第一部分，后者為第二部分。11月，他們同牛津的布萊克維爾(Basil Blackwell)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同。1953年4月，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哲學研究》便以德英對照版的形式面世了。(在排印后，TS 234遺失。)在編者前言中，我們看到如下描述：

在這本書中作為第一部分出版的稿子1945年便完成了。第二部分出自于1946和1949年間。假使維特根斯坦自己出版他的著作，他會將現在構成第一部分大約最后30頁的內容中的一大部分去掉，將第二部分的內容再加上進一步的材料補加在那里。⑤

1948年底，兩位編者曾經先后到愛爾蘭看望維特根斯坦。期間，維特根斯坦與他們討論了他正在做的工作和他進一步修改TS 227或《哲學研究》“終稿”的計劃：他想用他最近幾年來寫出的有關心理學哲學的評論(包括TSS 229和232)修改和補充該稿的最后的部分。不過，1949年夏，在以TSS 229、232和MSS 137、138、169等為基礎而完成MS 144和TS 234之后，維特根斯坦并沒有接著實施這個修改和補充計劃。

我們知道，早期稿是由兩部分構成的。在1939年2月1日和2日寫給凱恩斯和穆爾的信中，維特根斯坦明確地將其第一部分稱作“第一卷”或“我的第一卷”[1]304-305，在1939年9月13日寫給賴特的信中，他將其稱作“我的書的第一卷”。這樣，第二部分當會被稱為“第二卷”。到了1945年，他仍然使用這樣的稱呼。在1945年6月13日寫給瑞斯的信中，他寫道：

我正在向人口授一些材料、評論，我想將其中的一些放進我的第一卷中(如果終究會有這樣一個東西的話)。這個事情大致將需要另外一個月或6周時間。⑥

賴特認為，維特根斯坦這時差人打印的稿子當為TS 228，而所謂“我的第一卷”當指《哲學研究》中期稿。那么，這時維特根斯坦心中所想到的“我的第二卷”應當指什么稿子？一個合理的推測是：早期稿的第二部分或第二卷的修改稿(TS 222)的修改稿(修改基礎當主要為1939年至1944年所寫的進一步的關于數學基礎的評論)。事實上，遲至1944年，維特根斯坦還在對TS 222進行補充。

如果這種推測是正確的，那么《哲學研究》印行本的結構就顯得不太妥當了。首先，印行本的結構會讓人想到，維特根斯坦1945年心目中的“我的第二卷”是指TS 234或MS 144。但是，在這時，這兩個稿子根本還不存在；實際上，作為其基礎的一些手稿甚至還沒有最終寫完。正是為了避免引起讀者的這種誤解，才有了上引編者的那段警告之語。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編者并沒有清楚地告訴讀者另一個重要之點，即印行本《哲學研究》至多只包含了維特根斯坦心目中的《哲學研究》之第一卷。

對于上述推測，我們還可以找到進一步的根據。首先，在《哲學研究》“終稿”前言中，他仍然將數學基礎列作其所探討的項目之一。其次，在1949年的一則筆記中，他寫道：“我想將屬于[這些我的]《哲學研究》的那種關于數學的探討稱作‘數學初步’。”[6]127

最后，在印行本《哲學研究》第二部分最后，維特根斯坦寫道：

關于數學，這樣一種研究是可能的，它類似于我們關于心理學的研究。正如后一種研究不是一種心理學的研究一樣，前者也不是一種數學的研究。在其中，人們不做演算，因此，它也不是，比如，邏輯斯諦(Logistik)。它可以被稱為一種關于‘數學基礎’的研究。

這樣看來，維特根斯坦計劃中的《哲學研究》有如這樣一棵長有兩個大枝的樹：其桿為終稿評論1至242；其一枝為心理哲學(TS 227的評論243至693節之修改和補充)；其另一枝為數學哲學(基礎為TS 222和1939年初至1944年夏寫的關于數學基礎的評論)[11]。遺憾的是，這棵樹并沒有按照計劃順利生長。這也就是說，我們所見到的TS 227或“終稿”并不是一個真正完成了的稿子，而印行本當然不是維特根斯坦心目中的那個待完成的作品。

注釋：

①“MS”為“Manuscript”(手稿)之縮寫，“MSS”為“Manuscripts”之縮寫，“TS”為“Typescript”(打字稿)之縮寫。下文將要用到的“TSS”為“Typescripts”之縮寫。

②參見R. Monk,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p. 320。

③參見R. Monk,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p. 340。

④參見R. Monk,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 p. 431.

⑤賴特推測，這里所說的“進一步的材料”可能指TS 233中的內容。(參見G. H. VonWRIGHT, Wittgenstein, Oxford: Blackwell, 1982, p.187)TS 233由從1929至1948年間(主要是1945到1948年)的一些打字稿中剪裁下來的字條構成。1967年出版，名為《字條集》(Zettel)。

⑥參見VONWRIGHT G. H., Wittgenstein p.127。

【參考文獻】

[1]MCGUINNESS B, VONWRIGHT G. H. 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M]. Oxford: Blackwell, 1995.

[2]MCGUINNESS B. Letters from Wittgenstein, with a Memoir by Paul Engelmann [M]. Oxford: Blackwell, 1967: 56.

[3]MONK R,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M]. London: Vintage, 1991: 225.

[4]MCGUINNESS B.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in Ludwig 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Ludwig Wittgenstein: Werkausgabe in 8 B nden, Band 3[M].Frankfurt: Suhrkamp, 1984.

[5]NEDO M, RANCHETI M. Wittgenstein: Sein Leben in Bildern und Texten [M]. Frankfurt: Suhrkamp, 1983: 223.

[6]WITTGENSTEIN L. Wittgenstein's Nachlass, The Bergen Electronic Ed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7]RUSSEL B. Betrand Russel Autobiography[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5: 440.

[8]RHEES R. Ludwig Wittgenstein. Personal Rechections [M]. Oxford: Blackwell, 1984.

[9]STERN D. The Availability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C]//SLUGA H, STERN 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ttgenste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454.

[10]WITTGENSTEIN L. Philosohical Occasions 19121-951 [M].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93: 461.

[11]BAKER G, HACKER P. M. S. Wittgenstein: Rules, Grammar and Necessity [C]//Vol. 2 of An Analytical Commentary on th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97: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