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天，一列駛向法國加來的列車上發生了一起兇殺案，死者是富商卡塞蒂，身中12刀，兇手是同車廂中的12名乘客。卡塞蒂之前是名綁架犯，收到贖金后將被綁架的女孩撕票，女孩的父母相繼傷心而死，而他卻依靠他的黑手黨背景逃脫了法律的制裁，并成為一個富商。那12名乘客是那起綁架案受害家庭的親戚、管家、仆人等，為處決卡塞蒂，他們一同登上了這趟列車。破案的是位有名的私人偵探波洛。

這是影片《新東方快車謀殺案》的故事梗概，它改編自英國偵探小說大師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說。故事以偵探波洛的視角，一層層為我們解開謎團。我認為，影片帶給我們的除了精彩的推理情節外，更多的是留下一種思考——什么是正義？

作為一名偵探，波洛認為，兇手應該得到懲罰，這個懲罰的加諸者必然是法律。“法治必須高于一切，即便有失公允，也該充實信念，使其歷久彌堅，法律信念一旦崩塌，文明社會將無棲身之所。”

而那12個乘客則認為“有一種正義高于法治”。法律當然是文明社會里人們首選的保障，但當法律不能讓壞人得到應有的懲罰時，人們就會對法律失望，從而尋求另一種途徑，他們的途徑就是親手處決卡塞蒂。案發時，他們給卡塞蒂灌了迷藥，然后排著隊一個接一個拿著匕首朝他的胸口刺下去，地位最尊貴的公爵夫人在他身邊宣讀著對他的審判詞，場面看起來莊重嚴肅，的確是個像模像樣的私刑。

這樣的私刑在影片開始時也有表現。在伊斯坦布爾的大街上，一群人追打一個通奸懷孕的女人，人們狠狠地朝女人扔石塊，毫不憐惜地唾罵她，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幫助那個女人。這種針對通奸女人的私刑顯得光明正大，即使打死了她法律也不會去制裁那些人，因為在那個地方，這種私刑就是法律。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一種約定，犯了錯就要受到懲罰的約定。這樣想，那女人就是罪有應得。

然而這真的公平么？就像德本漢小姐說的，她只是通奸，又沒有殺人，罪不至死，應該寬恕那個女人。但人們沒有，在這件事上，人們嚴格遵守“法律”。

按照12位乘客的想法，法律代表正義，法律應該為人們主持公道。“我們本是守法良民，當邪惡降臨時，我們向法律尋求正義，但卻失望而歸。”當法律不能維護正義時，為了“生命歸于完整”，必須做點什么，因為“不義”還存在，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他們遵照上帝的指示：“耶穌說過，誰無罪，便可先下手治罪他人，我們動手時都是無罪之人。”當波洛堅決聲稱要把他們交給警察時，一個軍官焦躁地想殺他滅口，而其他人制止了他。“我們不是殺人犯，殺卡塞蒂是替天行道，殺了他們，你就成了卡塞蒂，殺了他們，我們就成了不法之徒……我們不能走上歧途，不能做不義之事。”看來，乘客們并不認為自己已經是殺人犯、不法之徒，相反他們認為自己是好人，殺了卡塞蒂是正義之舉（do what is right）。

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義？誰說了算？法律可以照搬條例來制裁犯罪之人，但卻不能阻止人們犯罪，為什么？卡塞蒂為了自己的貪欲傷害了無辜的家庭，乘客們為了心中的正義傷害了卡塞蒂的生命，這兩件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私人的。私人的欲望和痛苦得不到解脫，于是他們選擇了犯罪。

波洛很茫然。他感到法律的威嚴在他心中崩塌了。按理，法律懲戒壞人維護好人是天經地義，從法律程序上講，綁架案結案，卡塞蒂無罪釋放，是“好人”，那么他的被殺，就是一種“好人”受到侵犯的案例，那些乘客應該受到制裁。但從倫理上講，卡塞蒂還是個罪人，從他對波洛說“懺悔”這個詞就表明他在心里認同自己是罪人這一事實，而那些乘客就只不過是動用私刑懲罰罪人的陪審團而已，如同伊斯坦布爾街頭的人群。

波洛最后選擇了掩蓋真相。他一個人離開，鏡頭隨著他的腳步移動，他掏出隨身攜帶的珠鏈，上面掛著一個十字架吊墜，他緊捏著珠鏈，眼中是難忍的淚水。

影片最初，波洛在偵破另一件案子時，聲色俱厲地指責一位軍官的說謊，那位軍官當場拔槍自盡，事后軍官的朋友屢次對波洛說：“He was a good man.”波洛不以為然，他說，自殺的軍官可以有很多選擇，但他選擇了說謊，又選擇了自殺，這與他是不是好人沒關系。好人犯錯，值得同情，但錯就是錯了——彼時波洛這么認為。但這一次的謀殺案，波洛最后實際上把這看作了一場私刑，因為顯然波洛也對正義的問題產生了疑慮，他的淚水證明了這一點。就像他在評價伊斯坦布爾事件時說的那樣：“當然難過了，但是還人公道未必賞心悅目。”他也認為人群的行為是公正的，只是不那么能讓人接受。相較于公開投擲石塊的野蠻，計劃周密的謀殺看起來文明得多，但實質上是一樣的，甚至更難令人接受。波洛在揭發真相還是掩蓋事實之間艱難選擇，影響他的已經不是這個案件本身，也不是犯罪人“懲戒罪犯”的原動機，而是波洛自己內心的上帝，他的信仰。前面已經說過，他的信仰崩塌了。

波洛也是上帝的信徒，他在睡前虔誠地禱告，并隨身帶著掛有十字架吊墜的珠鏈。除此之外他還信仰法律，但法律的可信度他其實也是懷疑的，每個國家的司法總有這樣那樣的不光彩之處，他一定早就見過，但他還是堅持遵守法律，因為法律是文明社會的支撐。但是，如我們所見，文明社會中依然存在著野蠻的私刑，人們生活當中的倫理有很多都是法律的盲區，為了維護人們約定俗成的正義，私刑總是或輕或重地展示著它的威力，因為法律不能解決私人的事情。全然依靠法律或是全然依靠私刑都會使社會亂套，然而我們該如何區分，或者該如何將二者結合？

眼前的案子不能簡單地交給司法處置，我想就算波洛最后把乘客交給警察處理，最后法庭法官和陪審團也會覺得十分棘手，因為這已經不是單純的罪案，而是倫理案件，它很容易就進入到人們的內心，成為一個私人的事件，它拷問著人們——什么才是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