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幫兇
恩斯特一進門就沖我嚷：“申克帶他來做什么？看病嗎？”
“嗯。”我心不在焉地答應著，還沒回過神來。
“你給他藥了嗎？”
“什么藥？”我突然醒悟，反問恩斯特。
“止咳藥啊。”
“你怎么知道？對了，你給他看過病，你知道多少？”
我一把抓住恩斯特的胳膊。因為用力太猛，他嗷嗷大叫起來。“哎呦！疼，疼，快放手！要折了！”
我松開手，一時不知所措。
恩斯特一邊揉著手臂，一邊皺起眉頭瞪著我。“你瘋啦！下手這么重。”
“對不起，恩尼。可你快說，你都知道些什么。”
“別急，你先告訴我，你給他藥了嗎？”
“給了，那又怎樣？”
“給了就好，沒事了。”恩斯特揚了揚眉毛，一揮手。“好了，快換衣服，我們吃飯去吧。”他走到門后，取下我的大衣和軍帽，打開房門等著我。
“等等，你先把知道的都告訴我。”
“我的爺啊，你不看看幾點了，再不去，可就沒飯吃了。”
看樣子恩斯特是不想痛痛快快地告訴我，可如果不搞清楚，我怎么吃得下飯呢。于是我走過去，“乓”的一聲把門重重關上。“我不著急，說完了再去吃飯。”
“天呢，你不著急，我可是餓死了。”恩斯特向上翻著白眼，哀求道。“這樣吧，我們去吃飯，邊走邊說，好嗎？”
我知道他在耍花招。“不行！今天你要是不把知道的都說了，就甭想去吃飯。”
我瞪著他，他也瞪著我，我們就這樣相互瞪著，僵持了好一會兒，終于還是恩斯特先軟下來。“好吧，服你了。就知道會這樣。我看那，今天要是不讓你如了愿，你非但不會讓我去吃飯，把我先吃了也說不定。”
我把大衣和軍帽重新掛好，然后從暖瓶里倒了兩杯咖啡。
恩斯特回到辦公桌前，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兩腿就習慣地翹上桌沿。
我把咖啡遞給他，自己也搬了把椅子坐下。
恩斯特喝了一口咖啡，點頭笑道：“這還差不多，不過說好了，如果晚飯吃不到，你可得請我吃宵夜。”
“你哪來那么多廢話！”
看見我又瞪起眼睛，恩斯特下意識地縮了縮脖子，吶吶道：“好，好，你別急，我說就是。馬蒂，我說你這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氣太大，所以我才不敢告訴你。”恩斯特一口把咖啡喝完，清了清嗓子。“嗯哼，怎么說呢？”
“申克說他得過肺炎，你給看的，那是怎么回事？”
“不，不，”恩斯特搖著頭，點上煙。“不是這兒，還在前面。那是一個多月前，有一天晚上，大概十點左右，我正在俱樂部里， 漢斯·迪特里希 下士來叫我。就是火車上的那位，拉手風琴的。”
漢斯·迪特里希 下士，“拉手風琴的”。恩斯特不這樣講我也能記起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晚上，在火車上這個 漢斯·迪特里希 下士是怎樣兇狠地毆打中國人。
“迪特里希下士說申克把一個受傷的犯人送到醫院去了，請我過去看看。申克如此關心一個犯人，真是稀奇。我不知道申克這家伙搞什么鬼，他懲罰犯人，干嘛還要送到醫院去。平時，他們要么將犯人直接打死，即使命比較硬，一下子沒死的，他們也會最后來個干脆利索，還從來沒有什么打完了人再來救治的。我有種不好的預感。”
我也想到了，恩斯特說“還在前面”，那么申克從來就沒有放過他。我很緊張，能感覺出自己的心跳。我抓起恩斯特放在桌上的香煙，想抽一支，但是雙手直哆嗦，好一會兒才把煙點著。
恩斯特一定在看著我，在我哆嗦著點煙的時候沒有說話。等我抽上煙，他才繼續道：“我到醫院時，申克已經在那兒了，旁邊就站著那個中國人，他好像沒受什么傷，但是精神很不好。另外還有兩個犯人，其中一個我認識，是個卡波，（注：卡波是從犯人中挑選出來，管理犯人的監工。待遇優厚，可以不剃光頭，伙食標準是普通犯人的十倍，還擁有極大權利，可以隨意打罵、懲罰犯人，甚至有生殺大權。）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只知道大家都叫他‘教授’。‘教授’是個政治犯，原來在萊比錫大學教哲學，在這已經三年了，人很正直，在犯人中挺有威信的。”
“他沒受傷，申克打的不是他，那是誰？”我問道。
“是法比安。”
“法比安？”我一時沒想起來。
“對，就是火車上的那個男孩，學藝術的。母親是法國人。”
“哦，是他。他怎么樣？”
“法比安的傷勢很嚴重。依照慣例，我跟申克說不如來個痛快的。你知道我們的處理方法。”
恩斯特的聲音很猶豫，很理虧。這是他最不愿意，卻又每天必須面對的工作之一。黨衛軍領袖希姆萊認為，對于那些沒有價值的垃圾根本不應該再浪費國家的資源。于是如果犯人生病或者受傷，狀況較輕，經簡單治療后即可痊愈，繼續參加勞動，還有使用價值的，醫生可以給予他們有限的治療。但是如果狀況比較嚴重，一時難以治愈的，恩斯特，他這個集中營的軍醫就有責任給予徹底解決——把15毫升30%的苯酚溶液直接注入其心臟，病人就會在一分鐘之內死去。
“可是申克不同意，一反常態地懇求我一定要救法比安。我答應了，本來我也不想干那種事。我讓他們所有人先回去，但是中國人不愿走。使我吃驚的是申克竟然讓兩個犯人和下士都回去，自己則留下來陪中國人一起等著。我回到治療室，給法比安清洗、檢查。結果使我震驚，法比安傷得實在太重了，必須做剖腹手術，不然只是拖延幾天而已。這可不是我能決定的，我一個人也做不了剖腹手術。于是我開門去找申克商量。這時候我看見申克正在親吻中國人。”
“什么？申克當著你的面？”
“不，不是，當時候走廊上沒有人，申克一看見我就放了他。”
我一下子明白了。“申克是在用法比安脅迫他就范。”
“沒錯。我單獨告訴申克，如果真要救那孩子，就必須做剖腹手術，修復受損臟器，那就需要他簽字負責。果然不出所料，申克對救人不感興趣，他只是問：假如不做手術，法比安還能活多久？我回答：說不好，也許一周吧。‘那就這樣，盡量讓他活得長一點。’這是申克的原話。”
恩斯特不知什么時候已經把兩條腿放了下來。現在，他身子向前傾，手肘支在大腿上，雙手捧著頭，香煙夾在右手的指根處燃燒著，裊裊地冒著青煙。我知道：這種姿態和表情，在他只有在極其痛苦的時候才會有。
然后，恩斯特開始吸煙，低著頭，拼命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煙，直到手指沒法捏了，才把煙頭在煙碟里掐滅，再點上一支。
我想催他講下去，可又開不了口。還好，他沒有再專注著吸煙，抬起了頭。
雖然沒有哭，但是眼睛、鼻子都已經紅了。“馬蒂，我是個醫生，我應當是治病救人的，不管他是誰。可是現在，我們被告知，誰該救，誰不該救……好吧，作為軍人，我服從命令，我至少可以讓他們走得不那么痛苦。但是那次，我被迫眼睜睜地看著那個無辜的孩子，一天天地衰弱，一天天地腐爛，看著他在痛苦中死去，同時我還幫著申克一起去欺騙中國人。我跟中國人說，法比安沒事，過幾天就會好的。我讓中國人放心，我會照顧法比安的。然后……然后……然后申克就帶他走了。”
“你為什么……”我叫了一聲就說不下去了。我本來想質問恩斯特的，但那有什么意義呢？同樣的問題，我也每天都問自己，問到頭腦發麻，問到自我厭倦，終是毫無結果。我們曾經是有良知，有信仰，有原則的人，是什么逼迫我們沉默、屈從，最終成為幫兇的？是申克？就他一個小小的少尉？不！不是，是納粹的高壓暴政，是希特勒的獨裁統治，還有我們自身的人性弱點？
我拍了拍恩斯特的肩膀，不知道算是安慰還是抱歉，或者都不是，只是一種情感地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