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降落在2000年初的我們沒有普及的網絡，卻擁有很多實體的快樂，比如磁帶、電影DVD、CD唱片，和接觸歐美音樂的隱秘途徑：打口碟。
最近，中國政府向WTO宣布將停止接收廢塑料等4類24種“洋垃圾”，這代表著隨廢塑料流入中國的打口碟將徹底消失在市場。
打口文化終將消逝，一代人藏在“洋垃圾”里的青春記憶卻突然蘇醒。
非主流最火的那幾年，也差不多是選秀節目最火的幾年，大街小巷飄著的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沒有他”，發型師Tony給你推薦的一定是瞬間增高十厘米的發型。
苦哈哈的高中生們已經開始了青春的覺醒、品味的綻放。在追求特立獨行的年紀里，失敗者擁有了隨時想要燒毀的黑歷史，成功者成了若干年后還能拿出來裝一裝的文青。
當然，歷久彌新的文青不是銀鐲女子、《最小說》忠實讀者，浸淫西方文化才是最酷。
打口碟小攤是酷學生們的收容所，在網絡資源不夠豐富的那個年代，那里擁有最全的西方音樂。
扛著幾箱讓人腎上腺素飆升的發著光的介質，神秘的賣家定期來襲卷我們可憐的生活費。
懂音樂的老板是小年輕最初的音樂類型普及老師，不懂的老板也足以唬住剛從試卷里探出頭的學生。
“第一次去，問他要Muse的，他很熱情地找出一張給我，說：‘搖滾里面Muse是最好的了！’第二次去，問他要Radiohead的，他同樣熱情地找出一張給我說：‘搖滾里面收音機頭是最好的了！’”
我的朋友Tan是個音樂發燒友，經常騎著自行車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找碟，從一開始只知道幾個樂隊的名字也要裝作熟門熟路，到后來能火眼金睛挑尖貨，他終于在大學自己干起了賣碟副業。
沒想到，憑著這他倒成了個校園小名人，讓我眼紅地認識了不少姑娘。
要說那時候我們對音樂倒也不是有什么巨大熱愛，更多的是享受這種與眾不同。
在那些“不過是墻上另一塊磚”的生活里，我們多了一種自我身份認同，模糊的自我意識明晰了一點，羸弱的自我強大了一點。
但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趕上的只是打口時代的尾巴，二十世紀90年代才是打口的盛世。
許多羸弱的青年在音樂中站了起來，許多強大聚合成了一種文化現象，發出聲音。
媒體人王小峰在文章《打口》中曾回憶到：
“有一天，一個說話特深沉的人來找我，他戴著一副遠視鏡，皮膚黑黑的，見到我就說他喜歡鮑勃?馬利。
我一聽高興壞了，手里正一堆鮑勃?馬利的磁帶處理不出去，趕緊把這些東西全都賣給了他。
N年之后，在一次還算比較正規的搖滾演唱會上，我看到臺上有個人正在唱布魯斯，我定睛一瞧，這不是買我的鮑勃?馬利磁帶那個人嗎，怎么改行唱歌了？
后來一打聽，說這支樂隊叫‘鮑家街43號’，那個唱歌的人叫汪峰。”
汪峰在90年代曾是搖滾樂隊“鮑家街43號”的主唱
1990年開始，大批包括廢塑料在內的“洋垃圾”傾入中國，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變廢為寶，在塑料中分揀出大量的打口磁帶、打口CD，于是一個產業就這樣誕生了。
如同當時賣著打口磁帶的王小峰和買著磁帶的汪峰，許多在當代音樂圈赫赫有名的樂評人、音樂人都曾參與到這個產業中來。
這些在國外因滯銷，或在生產、流通過程中遭到損壞而被打口、扎眼兒作廢品處理的音樂載體，為90年代愛好音樂卻資源匱乏的中國年輕人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
可以說，正是這些“洋垃圾”滋養了中國地下音樂圈。
當時還叫吳紅巾的左小祖咒也是賣碟人中的一個，帶著幾箱打口磁帶和CD，他從上海的復旦大學后門，遷到北京的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前門。
就是在這兒賣打口的日子里，他認識了張洹，進入了有名的北京“東村”藝術區，組建如今已被寫入中國地下搖滾史的NO樂隊。
歷任《音樂天堂》《非音樂》等雜志編輯的知名樂評人邱大立，在96年因缺少創辦雜志的經費，也在廣州成了一個打口小販，試圖賺錢補貼理想。
雖然不久他的工作重心就重返樂評，但他的打口小店“第一印象”慢慢成為了北京音樂人的廣州聚集地。
他在這里為舌頭樂隊、周云蓬、小河等獨立音樂人提供了廣泛的打口音樂資源，如今已有“打口教父”之稱。
此外，國內音樂公司的創建者們，如摩登天空的沈黎暉、嚎叫唱片的呂玻、新蜂音樂的付翀，都是深受打口磁帶、CD影響的“打口一代” (The Dakou Generation)。
關于北京搖滾圈的電影《北京樂與路》自然也少不了打口文化的鏡頭
主研中國搖滾和流行音樂的荷蘭學者Jeroen de Kloet認為，CD邊緣的小小缺口讓這批年輕人得以進入全球音樂文化的中心，西方音樂讓他們雕刻出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空間。
一方面，90年代的“打口一代”繼承了80年代中國的搖滾熱；另一方面，在以反叛為核心的搖滾之外，“打口一代”體現了更加多元和含混的特征。
Jeroen de Kloet將打口文化滋養下出現的樂隊分成了三類：
“時髦樂隊”如清醒樂隊、超級市場樂隊表達的是對都市文化的向往；
“地下樂隊”如舌頭樂隊、NO樂隊仍保留著深刻的政治隱喻；
“城市民謠”音樂人如小河、胡嗎個則有著濃濃懷舊情緒，向往回歸田園自然。
他們用音樂表達迥異的日常生活體驗，那些對社會的反思和音樂養分合二為一，成了最獨特的時代文化。
二十一世紀到來，樸樹唱著：“快來吧奔騰電腦，就讓它們代替我來思考。”
“輕松一下Windows98”的互聯網讓我們獲取外國音樂愈發方便，從電驢、rayfile等下載工具，到后來的各大音樂播放平臺，鼠標一點，音樂入囊。
我們不再需要攥著有限的零花錢在紙箱里精挑細選，我們告別了打口碟，甚至告別了碟片這種東西。
那時候，每個城市都有一個 “書城”，聚集賣書賣碟的店子。我們在五毛一天的租碟店、十塊一張的盜版電影、二十一張的CD間游蕩尋寶，揮霍著課余時間。
如今那些店鋪大多消失不見，“淘碟”已經成為歷史詞匯，淘碟的樂趣也早已消散。
融化在信息大潮里的碟片就像我們終于一去不復返的青春，但與它們有關的記憶卻不會融化。
畢竟在那個沒有網絡、也沒有智能手機的年代，我們認認真真地度過了那么多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