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了一圈，儒家說要修齊治平，朱熹點點頭，以儒家學說為萬事萬物的唯一標準，即他說的格物是以結論為先，帶著論證的眼光去看待本應予以探索的事物，這實際上是一種浪費時間。
往往歷史上的哲學家如朱熹等人就是因為對某個抽象話題知之甚少，恐無物可寫因此勤與自然事物做類比，這種類比本身就是站不住腳的。英國哲學家摩爾是這么評價所謂以科學為基礎的倫理學的：“......一種科學的、有系統的倫理學應該對各基本原理作清晰的探討......”這里討論的是歸納而不是演繹，王陽明格了七天竹子也沒格出個道理，這不是因為他沒有悟性，而是格物致知是經驗論的，其基本條件就是有一個既定標準供你參悟。至于新知，還是罷了。
朱熹不懂宇宙，就像王陽明不懂竹子一樣。可是中國近代西學大家對格物致知仍持狂熱態度。我們社會達爾文論的作者斯賓塞先生揚言其哲學基礎來自于超驗的生命概念，并以此通過數學、化學、天文學等多個學科進行”演繹“與論證，最后一腳邁入社會學和倫理學，宣告大功告成。由于斯賓塞的哲學體系乍一看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嚴復之徒真要喜極而泣了，這不是我們的格物致知嘛。
在此不討論斯賓塞體系整體或局部的對與錯，只說說這樣的格物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社會達爾文讓梁啟超、康有為等人高潮了，全國小學拿來做教本，胡適也順潮流改名為”適“了，可見當時的學術界對于”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擁躉到了什么樣的程度。這雖然與時代背景有極強的聯系，但不能不說某些一次性的意識以糟粕的形式流傳至今，從而促成了我們現在對所謂”階級固化之惡“的抨擊，更多不表。
黃仁宇著《萬歷十五年》談”大“歷史觀，提及101年的概念：
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須要101年才可以通過。我們的生命縱長也難過99歲。以短衡長，只是我們個人對歷史的反應，不足為大歷史。將歷史的基點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所以敘事不妨細致，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
庚子、辛丑之恥辱之后，”優勝劣敗、適者生存“這樣的言論可以當藥吃、當針使，但達爾文從來沒有說過進化論是目的性的，即進化從來不等同于進步，把進化與進步相聯系，用現在流行的一句話說，其居心不是壞就是傻。上文提到的喬治·愛德華·摩爾曾經對達爾文的”偶然變異選擇“持認同觀念，聲明無須評價進化節點的優劣善惡，這和黃仁宇的大歷史觀頗為契合，即理解歷史的無限演變可能，而非站在某一特定的立場給出定論。
有很多諺語都會以這樣的類比精神貫徹于人際交往、自我認識中，其本質是先去定義了一個絕對的善作為無上之榮耀，構筑習慣的道德標準，然后用習以為常的自然事物作為載體來布道。當代社會開始對一些俗語諺語的批駁也逐漸興起，可見人類的復雜意識沒有辦法完全受草率類比一元論的擺布。
類比與演繹的動機若是探索新知，那自然是開啟新大門、介入舊經驗、降低了認知上的門檻；然而把類比和演繹公式化，以師者的姿態傳授給不同個性、背景的人作為理解萬事萬物的萬能鑰匙，那么大門開啟后迎接眾生的不是新知之光輝，而是無知之腥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