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倡以禮治國的理念，夢想以王道治天下，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顯得非常不合時宜，但孔子在春秋諸子之中官職最高、政治經(jīng)驗最非富的。由于孔子是野合而生且父母早亡，孔子屬于落魄的貴族子弟，所以只能從季氏的倉庫小吏干起，然后一路升遷，最后以大司寇之職兼任魯相。總體來看，孔子對行政體系相當了解，具有非常豐富的從政經(jīng)驗。
孔子的“從政”觀，是孔子“政治”觀的基本思想內容之一。孔子的“從政”觀，既是對傳統(tǒng)臣道思想的吸收與繼承，同時又對其做了重大發(fā)展。孔子“從政”觀的中心內容，是孔子在如何理性看待出仕從政事君，以及怎樣正確施政治民方面，對新興民間士人亦即平民知識分子，所提出的系統(tǒng)性思想要求。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孔子的“從政”觀，首先應解決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于民，嚴格遵循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為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tǒng)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tǒng)治權力已經(jīng)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zhàn)不斷，出現(xiàn)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xiàn)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chǎn)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論語?衛(wèi)靈公》載孔子曰——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據(jù)此可見，在孔子看來，對于新興民間士人亦即平民知識分子而言，學成之后謀求出仕從政以獲取俸祿，這是解決自家物質生活問題的正當途徑。特別是在家中貧困而父母又已年邁的情況下，作為民間士人，就更應積極謀取出仕從政。否則即有違于孝道。這也就是子路所謂，“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孔子家語?致思》）。
孔子雖然認為，民間士人出仕從政而獲取俸祿，這是其解決自家物質生活問題的正當途徑，但是孔子“從政”觀的根本目的，卻并非在于此。在孔子看來，士人出仕從政的根本目的，乃是為了實現(xiàn)其人生終極追求亦即仁道。進一步具體而言，就是通過輔佐君主實現(xiàn)仁道，從而使自我人生的根本意義與價值，同時得到更為充分的實現(xiàn)。這也就是子路所謂，“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微子》）。孟子對此的表述則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shù)溃居谌识选！保ā睹献?告子下》）
基于此孔子認為，士人在其出仕從政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仁道這一根本目的或曰根本原則；至于俸祿的獲取，則只能置之于次要的從屬地位。這也就是孔子所謂——
“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wèi)靈公》）
為了確保在出仕從政過程中，能夠始終堅守仁道這一根本目的，孔子進而在利祿的具體獲取方面，明確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準則。
例如《論語?衛(wèi)靈公》所載孔子曰——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其意是說：出仕從政而侍奉君主，首先應謹慎認真地做好自己職分之內的工作，然后才可考慮俸祿問題。其實這也正是孔子“仁者先難而后獲”（《雍也》）的一貫思想主張，在利祿獲取方面的具體體現(xiàn)。孔子進而又認為，即使是考慮俸祿問題，也應是寧可使自己的才能與政績高于俸祿，而不可使俸祿超過了自己的才能與貢獻。此即《禮記?坊記》所載，“與其使食（俸祿）浮于人（才能與政績），寧使人浮于食。”
再例如《禮記?表記》所載孔子曰——
“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境），則利祿也。”
孔子認為，士人出仕從政而侍奉君主，如果多次與君主意見相左，這則表明，已經(jīng)不可能與之共同實現(xiàn)從政的根本目的了。這時就應主動辭職而離去，否則即是戀棧利祿的小人了。
又例如《論語?憲問》所載孔子曰——
“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孔子這是在說，士人出仕從政的根本目的，乃是實現(xiàn)仁道。如果國家的政治生活已經(jīng)明顯背離了仁道，卻還依然腆居官位而求取利祿，這則簡直是恬不知恥了。
綜觀上述可見，在孔子看來，出仕從政而獲取俸祿，這固然是民間士人的正當謀生途徑；但其出仕從政的根本目的，卻理當是輔佐君主共同實現(xiàn)仁道，亦即古來所謂的“致君堯舜”，從而充分實現(xiàn)自我人生的根本意義與價值。基于此孔子特別強調，平民士人在其出仕從政事君過程中，必須把利祿的獲取問題，始終自覺置于從屬地位而予以妥善把握。
在孔子看來，為了確保實現(xiàn)從政的根本目的，亦即輔佐君主實現(xiàn)仁的社會，或曰致君堯舜，士人在其出仕從政事君之前，自身首先應當具備相應的必要條件。總括而言，自身首先必須具備君子的基本品性、德行、學識與才干等。進一步具體而言，則是在出仕從政之前，自身必須具備理性化的“天命”觀與“物質生活”觀，以及“泛愛眾”（《學而》）的博愛情懷、“主忠信”（同上）的品質、孝悌的品性、中庸的德行、禮樂的學識與修養(yǎng)、勤勉謹慎的品行等。
怎樣才能具備上述出仕從政的必要條件？孔子“學習”觀給出的答案是學為君子，學以成仁。進一步具體而言，就是在出仕從政之前，士人理應經(jīng)過長期而系統(tǒng)的學習與培養(yǎng)。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子夏明確提出，“仕而優(yōu)則學，學而優(yōu)則仕”（《子張》）。其意是說，從政事君而行有余力，則應堅持努力學習；學為君子而行有余力，才可以出仕從政而事君。
對于士人必須經(jīng)過長期而系統(tǒng)的學習與培養(yǎng)，從而使其具備出仕從政的必要條件這一重要問題，孔子曾反復做過特別強調。
例如《論語?先進》所載孔子曰——
“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孔子這是在從必須具備禮樂學識與修養(yǎng)方面，具體強調“學而優(yōu)則仕”。其意是說：先學習禮樂而后做官的是來自民間的士人，先有官職而后學習禮樂的是卿大夫等貴族子弟。如果是選用人才，孔子主張選用先學習過禮樂的人。
孔子強調“學而優(yōu)則仕”的又一事例，是《論語?先進》所載——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此章的大意是說，弟子子羔年少而且學業(yè)尚未完成，子路卻推薦他去做了費縣的行政長官。在孔子看來，子路這是在坑害人家的孩子。子路卻辯解說，完全可以在政治實踐中學習施政治民，何必非得讀書才能算是學習呢？對此孔子批評說，子路這是逞口舌之利的狡辯，尤為可惡。
孔子強調必須經(jīng)過長期而系統(tǒng)的學習與培養(yǎng)之后，士人才可以出仕從政的另一事例是——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悅）。（《公冶長》）
此例是說，孔子讓弟子漆雕開去從政做官，漆雕開卻婉言推辭說，自己尚未學成，對從政尚缺乏足夠的自信。學生的這種篤誠表現(xiàn)，得到了孔子的肯定與贊許。
綜觀上述可見，在孔子看來，民間士人為了出仕從政而事君，自身首先必須具備君子的基本品性、德行，以及相應的學識與才干等；為此士人在其出仕從政而事君之前，則必須經(jīng)過長期而系統(tǒng)的學習與培養(yǎng)。這也就是子夏所謂，“學而優(yōu)則仕”（《子張》）。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其出仕從政的根本目的，亦即實現(xiàn)仁的社會，或曰致君堯舜。
總結一下，孔子急于從政做官，不外乎三個原因：
首先是想實現(xiàn)他的政治藍圖。孔子一心想著推行仁道，恢復周禮，實現(xiàn)他的政治主張。如果不從政實踐的話，他的那些政治主張就只能停留在口頭，一點用也沒有，并且也無法驗證他的主張是對是錯。其次是想實現(xiàn)他的學術主張。除了政治主張，還有孔子的道德理想，他要用他的這些倫理道德去教化人民，敦風化俗。如果不當官，就沒有機會去教化人民，這些理想也無法實現(xiàn)。最后是想實現(xiàn)他的人生價值。孔子代表的是士人和君子，士人相對于庶人，君子相對于小人，在他看來，庶人和小人，是沒有人生價值的。
孔子雖然非常想從政做官，但不是見官就拜，是官就做，他是有原則和底線的。
他的原則和底線就是——“邦有道”。《論語.泰伯》中講：“天下有道則現(xiàn)，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意思就是天下太平的時候，我們就出來做事。天下大亂的時候，學問用不上，就去做隱士。如果國家政治清明，你還又窮又賤，既沒有財富又沒有地位，那是可恥的；如果政治昏暗，天下大亂，你卻大發(fā)不義之財，飛黃騰達，大富大貴，那也是可恥的。《論語.憲問》中又說：“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這里的谷，就是當官的俸祿，也就是現(xiàn)在說的工資、薪水。意思就是說，國家政治清明，可以出來做官吃國家俸祿；如果國家政治昏暗，你還出來當官混吃混喝領俸祿，那就可恥了。所以說，孔子不是有官就做的，不然他早就做官了。他要看這個國家的政治情況，如果不好，當了官，理想也不會實現(xiàn)，就不能當。
孔子即使再想做官，也要取之有道，不能不擇手段。《論語.里仁》中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這句話的意思很明白，也很實在，既要堅持原則，又實話實說，不唱高調。富貴是人人都希望得到的，但如果不是通過正當手段得到的，君子寧可不要；貧賤是人人都厭惡的，但如果不是通過正當手段擺脫的，君子寧可貧賤。
孔子是圣人，更是一名好的官員，能從季氏的小吏一路升遷，先后擔任司空、中都宰、司空、大司寇及兼任魯相，可見是一個有豐富行政經(jīng)驗的技術官僚。這些經(jīng)歷注定孔子會以一個上位者的角度來解決國家和社會問題，也是孔子一直強調禮的原因。
墮三都是孔子加強魯國中央集權的嘗試，可惜因三桓勢力的強大和利益的盤根錯節(jié)而功虧一簣，孔子能做到這種程度已是相當不易了。誅少正卯、孝子案都是孔子的以德治國理念的實踐，引起了三桓的不滿，也犧牲了法的公正和公開性；而在戰(zhàn)場上，孔子面對孝子時破壞軍法，導致魯軍容易戰(zhàn)敗、投降6。所以，韓非子才說“儒者以文亂法”。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孔子提倡王道治國是有吸引力的，使魯國官員效仿他的做法，也使民眾快速遵守他頒布的政令，所以他執(zhí)政時才使得齊景公深感憂慮，兩次想辦法把他趕下臺。總的來說，孔子的執(zhí)政水平是相當高的。
都兵劍，號臥牛齋主，桃園書畫社社長，劍蘭客廳掌門人，當代著名書法家、書畫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其書法作品被稱之為“兵劍書法”。共和國同齡人，出生于太行之巔一一山西陵川。都兵劍先生曾戎馬軍旅20載，后創(chuàng)辦“北京鴻都書畫院”并擔任院長，研究探討和傳承發(fā)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都兵劍先生先后發(fā)表書法專集《翰墨劍情》、《兵劍書法作品集》，中篇小說《歲月留痕》，回憶錄《劍行》，散文集《手機上的歌》等文學藝術作品。
臥牛齋主都兵劍先生是當代行書名家，兵劍先生的行書被譽為當代流體行書名家，可以說兵劍先生把行書寫到了精致程度，并且在書法風格上也自成一體，是在繼承中以所發(fā)展的。兵劍先生出版了很多部書法學習的專著和書籍，為普及書法教育、學習書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對于兵劍先生的書法作品來說，自然與古樸并存是其最主要的特征。
北京大學姓氏文化研究學者馮志亮先生曾這樣評價臥牛齋主都兵劍先生的書法作品：“兵劍書法里融入了儒家的堅毅、果敢和進取，兵劍書法中也蘊涵了老莊的虛淡、散遠和沉靜閑適，兵劍書法中還往往以一種不求豐富變化，在運筆中省去塵世浮華以求空遠真味的意味。兵劍書法觀其力而不失，身姿展而不夸，筆跡流水行云。兵劍書法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畫微瘦，若霜林無葉，瀑水進飛。兵劍書法飄若浮云，矯若驚龍。兵劍書法鐵書銀鉤，韌如精鋼。兵劍書法，如行云流水，落筆似云煙；兵劍書法，一筆而下，觀之若脫韁駿馬騰空而來絕塵而去；兵劍書法，又如蛟龍飛天流轉騰挪，來自空無，兵劍書法，又歸于虛曠，兵劍書法中這近乎癲狂的原始的生命力的沖動中包孕了天地乾坤的靈氣。兵劍書法懷素如壯士撥劍，神采動人，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ji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