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軍
2月15日，青島市政府發布地方性規章《青島市中小學校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稱《辦法》）。辦法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中小學校對影響教育教學秩序的學生，應當進行批評教育或者適當懲戒，情節嚴重的，視情節給予處分。學校的懲戒規定應當向學生公開。”
《青島市中小學管理辦法》出臺，成為全國首次提出“懲戒”概念的地方性教育規章。
懲戒教育，似乎根深蒂固
新浪調查對于青島市政府頒布的教師懲戒權，贊成者高達81%，反對的只有19%，幾乎呈一邊倒的趨勢。我猜測，贊成的聲音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教師點的贊。過去的幾年，教育界問題不少，時常爆出老師被凌辱甚至被傷害的負面新聞。《辦法》一出，似乎意味著教師的春天就要來臨了。
當然，在傳統的教育思想中，我們教育方式里就有打孩子的傳統，也有好多被人們接受的打孩子有理的理論：你像“棍棒之下出孝子”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下雨天打孩子，閑著也是閑著。”……所有這些打孩子有理的話之所以被人們接受，是因為人們對孩子成才抱有很高的期望，“人是苦蟲，不打不成”嗎？
在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的家長也并不反對對問題學生實施“懲戒”。甚至有相當一部分的學生也不反對對違紀學生進行懲處。不管是家長還是學生，在對待“懲戒”這一問題上，認為只要不造成傷害，適當的體罰是應該的。如此看來，開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戰周瑜和黃蓋一樣，兩情相悅，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
近年來，支持對學生實施懲戒的呼聲越來越高。有支持者認為，教育發達如新加坡者，也始終沒有放棄懲戒教育，在其教室的后面，安放著一柄戒尺。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青島市政府發布該辦法，迎來了各方關注的目光。
懲戒，真的是出于對學生的愛？
教育是核心是“育人”，教育方式有多種，運用得當最為重要。只要避免學生誤入歧途，又何須出臺一些硬性規定。其實，不用出臺一些地方性法規，懲戒教育一直沒有離開過校園。某學校一名教學成績非常好的老師，他的教學經驗最根本的一條是“打”。每次考試距離標準成績幾分，就打幾下。結果，這位老師的班級，成績總是特別好。家長也都愿意把孩子安排到他的班，足見實施體罰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體罰所帶來的意義——教學成績的提高。
當然，還有更摧殘人心的做法。曾有一位名師這樣對筆者說，對待學生考試，他共有四種辦法：對待成績好的學生，雙手把試卷奉上；對成績稍差的學生，一只手遞上；對成績差的學生，把試卷扔掉；對成績不好的學生，直接撕掉，再踏上一只腳。在他面前，學生無不戰戰兢兢，大氣不敢出。雖然如此，該老師班里的成績是極好的，家長雖然偶有微詞，也不敢提出別的意見。持“不打不成才”的家長和老師，都認為自己是為學生“好”，是愛孩子。不都說“嚴師出高徒，嚴父出孝子”嘛！
老師對學生，一巴掌是愛心？十巴掌還是不是愛心？網上說，老師把學生三個耳光打出腦震蕩，他同樣也堅持他是出于愛心。這里面，標準如何定？內涵又如何衡量？至于“適當”，啥叫適當？誰定標準？又用什么鑒定？“只要不造成傷害”，事實上，任何體罰都造成傷害。更何況，還有的強迫孩子自動伸手待打，那根本沒有愛，只有恨──雙方面互恨，因為那是一種人格上的凌辱。
當對學生的懲戒形成制度，也就意味著某些可怕的行為進一步合法化。當對學生的懲戒成為習慣性行為，體罰也就失去被認為“好”的一面的意義，學生的羞恥心便蕩然無存。比如，考試有標準答案，不合規定的就要受到懲處，孩子們的自尊、靈性和最可貴的想像力，恐怕全部喪失。
在所謂的愛的背后，其實有許多功利的思想在作怪。
懲戒權有了，會不會濫用？
《辦法》規定，“中小學校對影響教育教學秩序的學生，應當進行批評教育或者適當懲戒，情節嚴重的，視情節給予處分。學校的懲戒規定應當向學生公開。”
什么樣的行為算是影響教育教學秩序呢？我想，這是最應該明晰的一個問題。教育無小事，我們所面對的對象大多是未成年人，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是缺乏正確認知的。如何引導孩子向正確的方向上發展，既讓他們獲得知識，又讓孩子安全、健康的成長是擺在每一個教育工作者面前的最大課題。
毋庸諱言，當下的教育還沒有脫離“應試教育”的束縛。衡量一所學校教育質量優劣，衡量一名老師教學水平高低的主要評價指標還是升學率和教學成績。這就造成了教育上的一種悖論，教育和教學這兩個本該相輔相成的概念是脫鉤的。如此，許多所謂的“教育行為”恰恰是違反教育規律的，因為這些行為不是服務于學生健康成長，而是單純服務于教學成績的提高。
例如，為了提高教學成績，不少老師有“拖堂”的習慣，當然，也有學校提倡老師提前“候課”。道理上該有的課間10分鐘被上下一蹭，僅剩下可憐的三五分鐘。這種情況下，學生遲到了，算不算違反紀律，影響教學秩序？
又例如，當下學生課業負擔重是一個不爭的問題。當出現學生完不成教師布置的作業這一問題時，算不算違紀？學生是有差異的，當學生的表現達不到老師的預期時，老師是不是應該對學生進行懲處？畢竟，在這一點上，家長是最希望老師對孩子實施“管教”手段的。
再例如，早戀是學校管理避不開的一個話題。如果發現學生早戀，而學生對老師的教育又持抵觸態度，教師是不是應該對學生進行必要懲處？這樣的懲處是不是要對社會公開？孩子的個人隱私權誰來保障？2017年2月16日，山東廣饒某校學生因戀愛問題被學校勒令退學，該生憤而自殺。由此帶來的責任該由誰承擔？
當然，為了提高教育教學水平，許多學校還出臺種種管理規定，采用量化管理的辦法整頓教學秩序，各種各樣的奇葩規定令人啼笑皆非。什么上廁所小便3分鐘，大便5分鐘，什么走路走直線，男女生不能同行，男女生不能交頭接耳……這樣的規定，如果違反了，該不該懲戒？
許多學校提倡無縫隙管理，學生吃飯睡覺走路都要管，多走一步就有可能是違紀。在這樣的管理下，誰敢保證懲戒教育不被濫用！
實施“懲戒”，需要科學的管理跟得上
必須承認，懲戒也是教育的一種手段。至少，沒有了懲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懲戒是手段與目的的結合，只有符合教育目的的懲罰方式才是教育懲戒。不符合教育目的，甚至反教育的懲罰方式不是教育懲戒，所以我們反對不符合教育目的的懲罰。
教育是科學，因此實施“懲戒”，需要科學的管理跟得上。
當前，在教育實踐中，教師要么不敢行使教育懲戒權，要么濫用教育懲戒權。這一現象除了與我們長期回避教育懲戒，對其研究不夠、研究不深有關之外，還與我們的法律法規對教育懲戒權的規定不足有密切的關系。青島市出臺的這項地方性管理辦法，雖然明確提出教師擁有懲戒權，但沒有明確提出教育懲戒權實施的條件，實施的方式、范圍、限度及教育懲戒權濫用的后果以及所采取的救濟途徑等。在這一點，我們與國外存在較大的差距。以英國為例，英國在２００６頒布的《教育與督學法》中明確規定了教師的懲戒權，教師可對學生實施放學后或周末留校的處罰，還可以對學生用于不正當用途的手機進行收繳；規定教師有權通過身體接觸來管理學生，可以運用適當的力量來制止爭斗，從而保護其他學生或老師免受傷害，教師還可以讓那些不守秩序的學生暫時離開教室。
然而，即使法律對教育懲戒權作了更加詳細的規定，法律也不可能對每一個需要行使教育懲戒權的情況做出預測和規定，它總是會而且也必須留給教師依據其專業判斷而做出自由裁量的權力。這與法官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是同一個道理的。因此，要正確行使教育懲戒權，教師還必須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能力，在需要行使教育懲戒權時，能夠依法依專業作出合理的判斷。
教師要正確行使教育懲戒權，應把握幾個原則。
合法性原則：依法行使教育懲戒權是教師依法施教的當然要求。教師要正當行使教育懲戒權，不得違反法律的規定。我國在多部法律明確規定教師不得侮辱、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不得侵犯學生的生命健康權、人格尊嚴權、隱私權、名譽權、財產權、受教育權等法定權利。因此，教師教育懲戒權的范圍應止步于學生的正當權利。除了要符合實體法之外，教師行使教育懲戒權還應講究正當程序。用于懲戒的規則必須提前確定地讓每一個學生知曉，實施懲戒之前要給犯錯誤的學生足夠的提醒與告誡，要給學生辯解的機會與權利。
合教育性原則：教育懲戒的目的不是為了懲罰學生，不是為了給學生造成痛苦，而是為制止不當行為，幫助學生改正錯誤。因此，要做到合教育性就要求在行使教育懲戒權時要遵循必要性原則（謙抑性）。所謂必要性，即能夠使用其他更溫和的教育方式達到教育目的，就盡量使用其他更溫和的方式；能夠使用更加輕的教育懲戒方式達到教育目的的，就盡量使用更加輕的教育懲戒方式。教育要講究因材施教，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因此，在行使教育懲戒權既要遵循規則的普適性又要照顧學生的個體差異。
教育懲戒與其他教育方式相結合的原則：從斯金納的理論中我們可以知道，教育懲戒有其自身優缺點，它能夠抑制學生的不當行為，但是它不能促進良好行為的養成。教育不能僅僅滿足于暫時抑制學生的不當行為，還要努力促成學生良好行為的養成。因此，教育懲戒要與其他教育方式相結合。當我們運用教育懲戒權制止了學生的暴力行為的時候，我們還要通過說理改變學生的認知，讓學生認識到暴力行為的危害，通過賞識等正面強化的方式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際交往模式。總之，我們不能只滿足于不讓學生做什么，我們還要讓學生明白可以做什么，并且讓學生努力做成。
無冷靜不教育原則：當今社會，各界對教育與教師的關注越來越多，期待越來越大，學校內部對教師的各種考評更是多如牛毛，家長與學生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強，這一切導致教師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教師也是凡人，也有七情六欲，面對巨大壓力亦會有情緒失控的時候。人在不冷靜的時候容易做出不理智的行為。大多數的懲戒不當的教育事故都是在教師情緒失控的時候發生的。因此，在面對犯錯誤的學生時，當覺察到自己的情緒不正常時，教師可以先遠離學生，等自己冷靜下來在處理，做到無冷靜不教育。
無規則的社會是無序的社會，有規則無懲戒的規則是無效的規則。懲戒是社會的一部分，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因此，我們要正視教育懲戒，認真研究教育懲戒，正確行使教育懲戒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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