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燥熱的仲夏夜，我看完了《十二怒漢》，卻深感人性如陰冷隆冬，幽暗晦澀。
很早以前就曾經種草，但受限于對老電影的偏見而久久未拔。緣分終至，我由衷地覺得相見恨晚。
這部1957年的黑白電影，由西德尼·呂美特執導，全程幾乎只有一個場景，即陪審團的12人在休息室里的激情討論，只為得出一個所有人都認同的陪審團意見。
從拍攝技法來看，場景極少，卻在鏡頭語言上另有天機。從開始的略微俯視的鏡頭，逐漸變為與視線相平的鏡頭，隨后鏡頭壓縮，營造出更強的幽閉氛圍，一步一步將原本存有戒心的觀眾拉入了陪審團，成為了一員鐵血錚錚的怒漢。當影片迎來兩派爭論的巔峰時刻，略帶仰視的特寫鏡頭，將每一個怒漢的細微神情盡收眼底，以充沛飽滿的戲劇感將整部影片推向高潮。俯仰之間，令我不得不拜服于這精妙入微的鏡頭藝術。十二怒漢，每一個都躍然眼底，性格分明，實在是巧妙絕倫。
《十二怒漢》的故事主線非常簡單，陪審團的十二個成員在一間休息室里討論一樁命案。一個18歲的孩子，被指控謀殺了自己的父親。人證物證一應俱全，11個陪審員在最初毫不遲疑地投了有罪票，嫌疑人似乎難逃坐上死刑電椅的命運。
然而，亨利·方達扮演的建筑師認為此案另有蹊蹺，投了無罪票。最終電影的結局，迎來了大反轉——所有人都投了無罪票。
電影中穿插著12位陪審員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變化，讓屏幕外的我們也跟隨著他們經歷了思想的深化與反轉。
（一）極端反對者的存在意義
影片中由亨利·方達飾演的建筑師是8號陪審員，當所有人都認為男孩弒父的證據確鑿，雖然各懷心思，卻都毫不遲疑地投了有罪票時，只有建筑師發出了質疑。
隨之而來的，當然是千夫所指，群情激憤，勢必要找建筑師討個說法。
然而，建筑師產生質疑的根源，并非是他發現了什么驚天漏洞。而是他認為，僅憑5分鐘的投票就決定一個孩子的生死是不可接受的，他們需要更加審慎地談一談。
建筑師以1敵11，堅定地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令人動容。
人類行為受到本能基因和文化模因的影響，自私的基因令我們傾向于通過跟從多數人的意見來提高在群體里的適應性，并獲得更高的生存概率，而提倡社交的主流文化模因，更是催生了無數的從眾者。文化模因，模仿之因，本就是通過對他人的模仿跟隨才得以傳播推廣。
于是我們就不難看出，站在絕對多數人對立面的建筑師，有多么的難得可貴。
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建筑師，是一個極端的反對者。
魯迅先生曾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許的。但是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來調和，愿意開窗了。”
于是我們便看到，近百年前，提倡白話文的胡適遭到了章士釗等人的強烈反對，而后錢玄同主張直接廢除漢字，對于白話文的提倡仿佛就更容易被接納了。
但魯迅絕對不是一個喜歡折中的人，但凡反對，便一反到底，不留絲毫情面，堅決地做一個極端的反對者。所為何故？
因為倘若沒了極端的反對者，那么溫和的反對者也終將消失。
極端反對者往往是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不僅革他人的命，也要革自己的命。于是我們便看到在鐵屋子里吶喊至聲嘶力竭的魯迅，先是懷疑這鐵屋子萬難破滅，轉而去抄碑帖，后又在錢玄同的追問中，懷疑起自己對于絕望的確信，轉向了絕望與希望同為虛妄的矛盾合題，雖未見得救得了國家，至少解放了自己。
極端的反對者，往往令溫和的改良者看起來更加和顏悅色。當極端的聲音被壓制到消失無蹤，那么溫和的聲音也會漸漸弱化，直到世間陷入一片死寂——這便是極端反對者存在的最大意義。
正是在建筑師這個極端反對者的奮力一搏下，男孩必死的宿命齒輪有了松動的跡象。
在隨后的重新投票中，9號陪審員，一個身材瘦小的老人，改變了之前的態度，站在了建筑師的一邊。影片劇情和男孩的生命得以延續。
（二）陪審團制度的內在秩序
《十二怒漢》中， 由馬丁·鮑爾薩姆飾演的1號陪審員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作為陪審團會議的主持，他幾乎沒有發表自己關于案件的看法，始終在努力維持著會議的秩序，化解人們在激烈的爭論中逐漸釋放的焦躁與憤怒，并令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雖然他沒有表達觀點，但倘若沒有他居中調停，恐怕會議室早就一團亂麻，而建筑師最初的反對意見也會被武斷按下。
這何嘗不是一種對于程序正義的隱喻？
《十二怒漢》上映已有64年，彼時的美國，已經在二戰中證明了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背景下，追求金錢與享受成為當時美國的主流價值觀。經濟發展的另一面，是貧富差距的擴大，是社會上每一個人的加速異化。
在《十二怒漢》中，我們不難從出身貧民窟的5號陪審員身上看到階層分化的影子，也能從明顯懷有階層偏見的10號陪審員身上感受到深深的階層壁壘。這種階層間的蔑視與偏見，人們通常不會徹底地表露出來，而是隱藏在潛意識中，直到本人也無法察覺，堅信自己是客觀公正的化身。
9號陪審員的老者，在分析證人證詞時代入了自己的人格。
"一輩子一事無成，沒有人認得他，他的名字也沒有上過報。沒有人認得他，也不會聽他說話，七十五年來沒有人征詢過他的意見。默默無聞是一件令人傷感的事。像他那樣的人會希望別人去詢問他的意見，有人聽他說話，即使只有一次詢問他，對他來說都很重要，要他放棄這個機會真的很難。或許他幻想他真的聽到那些話，認為兇手就是那個男孩。"
這便是人之異化背景下的迷茫與真實存在感的喪失。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重申陪審團制度的民主與公正，重申程序正義下每個人的平等權力，如同一劑止痛藥，令幾乎撕裂的社會稍感舒適。
陪審團制度是對逐漸喪失“人性”的法律制度的補丁，但人類行為與判斷的復雜程度遠超想象，倘若無法在陪審團中構建一個人人皆可發言的大環境，并在其中放置極端的反對者等一系列代表不同收入階層、文化背景和年齡閱歷的陪審員，也就很容易做出草率的決定。而這決定在死刑尚未廢除的時代，往往意味著一條生命的逝去。
影片中1號陪審員象征著陪審團制度的內在秩序，是在人治與法治、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之間追求辯證統一平衡點的關鍵。
（三）從人物群像看三重枷鎖
當我們整合了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勒龐的《烏合之眾》以及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等著作后，可以將隱藏在人類“自由意志”和行為背后的推動力歸結為三重枷鎖，即本能基因、文化模因和潛意識。利用三重枷鎖的分析框架，我們再來審視《十二怒漢》里的角色，會驚嘆于編劇與導演對人性的洞察。
杰克·瓦爾登飾演的7號陪審員是個球迷，在他眼中男孩的生死與他無關，他唯一的愿望，是辯論能夠盡快結束，以便去看晚上的球賽。這種幾乎無同理心的自私，是本能基因所賦予我們的對他者的冷漠與無感。除了血緣相連、基因共享的至親，和能夠帶來片刻歡愉的事物，自私的基因并不關心其他任何人或事。當11號陪審員質問他：“你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為什么無罪！？”實際上是對于人性與動物性的拷問。單純依從自私欲望而全然不顧他人死活，對自己的言行毫不負責，從不追問背后的原由，也就模糊了人與動物的界限。
正如蘇格拉底所言，“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一過”。
埃德·貝格利飾演的10號陪審員是個懷有階級偏見的老人，他完美地詮釋了在文化模因的影響下，人會做出怎樣不符合理性的判斷。在影片中，10號陪審員并未提出任何具有說服力的論據，而僅僅是根據嫌疑人的階層身份，就預先設定了有罪的結論，并在討論中不斷強調自己的立場。被文化模因所影響的人，生活在不一樣的世界，正如我們如今看到不同的飯圈和貼吧文化。要想打破這種狹隘，只有跳出預設的文化枷鎖，細細推敲每一個想法的源頭。我們可能會驚訝地發現，思想中的無根浮萍何其多。
由李·科布飾演的憤怒的中年人，是在影片即將結束時仍然堅稱男孩有罪的3號陪審員。他也同樣和其他人身處不同的世界，而這份堅定不移的信念的根源，竟是自己支離破碎的家庭。追求家庭圓滿而不得的欲望，化作對離家出走的兒子的憤恨，投射在了案件中的男孩身上。3號陪審員深深受到自己潛意識的控制而不自知，直到最后這名父親被8號陪審員逼得啞口無言，摔出了錢包，當他看見兒子的照片時，塵封內心的潛意識終于浮上了表面——他意識到自己的判斷中夾雜著對兒子的情緒。
這是一部透過陪審團制度，窺察人性并探討公正的電影。其中當然有對于法律制度和民主程序的思考，但在本文中我弱化了這一部分，而強化了影片對于人性的挖掘。
人之枷鎖無處不在，有的是自我束縛的畫地為牢，有的是追求大義的行為規范。
我們無需對人性抱以過高的期望，反而要在制度設計中保持對人性幽暗的警惕，以防強者對弱者的剝削。
十二怒漢的人物群像，恰恰是現實中每一個人的投影。我們在現實中往往扮演著有些平凡的2號陪審員——沒有勇氣一馬當先，害羞老實心存善念，只在局勢反轉時才鼓起勇氣，去追逐埋藏心底的公平與正義。
我們也時常懷著與10號陪審員同樣的偏見，有著像7號陪審員一樣的自私和漠然，或者和4號陪審員一樣冷靜理性，精于計算。
但在我們的心底，永遠住著一個8號陪審員，不畏強權，無懼冒險。
縱使內心埋藏著難以自察的幽暗人性，依舊奮不顧身地撲向公正艷陽。
畢竟，只有心懷不滅的暖陽，才能驅散如永冬般陰森的自私與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