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宗法禮教的玩具。先有孔子微言大義著成《春秋》，后有司馬遷嘔心瀝血罄出《史記》。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世間皆以儒道奉為要義，姑且不論其隨歷史變遷的改變，其內核仍然存在。司馬遷生于漢朝，固也會隨世俗的轉移而同化，編撰史記，成一家之言，既明了自皇帝以來的功過得失，也部分贅述了漢武帝的功德，武帝的功德得以傳頌，《史記》的悲劇在于服務了皇帝的虛榮心，放低了自己在當代的地位。而儒道思想中另有一塊核心內容流傳至今就為“孝”，《史記》結尾絕筆于獲麟同《春秋》結尾相同，從最表層來看，也有追緬孔子，致敬儒道之意。讀《報任安書》時，適司馬談擺出宗法，屈委的姿態乞求司馬遷繼承史官之職，即使忤逆本心，即使辱其先祖，也不辱使命。司馬遷即使無比偉大也沒逃過儒道“三綱五常”的束縛，把儒道思想的作用上升化，其規定成了人格的代名詞，最高精神準則。
司馬遷是中國文史學的良心。魯迅盛贊其作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煉、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其對于材料歸納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司馬遷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是僅僅積累洋洋大觀的歷史資料和寫作素材，而是進一步辨別書籍記載和遺文古事的可靠性，從而考察歷史上成敗興衰的規律。讓人慨嘆的是司馬遷胸中格局的遼闊長遠，全面宏偉，最后也富有對人性的洞察和歷練。當時，李陵兵敗，武帝震怒，群臣媒孽之言沸沸揚揚，司馬遷則如實地評價了李陵的功過，同時描繪了袞袞諸公從奉觴上壽到不知所措再到媒孽人短的丑態，指出他們不赴公家之難，專營個人利益。因此，他得罪武帝，被捕下獄，受到宮刑。其時，他家貧不能自贖，平日交游無人援助。這些使他深受肉體痛苦、精神侮辱和思想打擊，也使他一度竭盡全力、忠勤供職的心情付諸東流。于是，他痛心入骨，悲憤填膺。在極度的痛苦和悲憤中，司馬遷曾經想引決自裁，但是，他想到著書尚未成功，不能有始無終，又想到古代人們從事著述所經歷的艱辛過程，從中受到鼓舞，因此，他抖擻精神，堅持寫完《史記》，好一個“文人的不幸是文學的幸運”。從武帝的冷血，私心，到入世做官功利的本質看透了人性，于是堅定了寫作的目標，“舒憤懣而曉左右”揭示了進步作者與黑暗政治的矛盾，也是一本謗書，其結尾“絕筆于獲麟”巧妙表達出司馬遷對于武帝的譴責和黑暗政治的諷刺。
司馬遷是古代知識分子的典型。古代知識分子從來沒有自主獨立于世過，往往還需委曲求全和依附于他人。《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面對壺遂的質疑，猶豫不決忤逆本心所寫“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唯求其言得以流傳，實在可憐。春秋戰國時期許多知識分子憑借自己的知識,到處游說,求得依附人,像馮煖這樣的人只想混口飯吃,混輛車坐,再得到一些養家的費用就很滿足了。正因時代對文人的不公與讀書人本身特有的憤懣之氣難舒，才寄憤懣于紙筆，舒“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曲異也”的生命領悟。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聽到琵琶女的弦聲而“青衫濕”，感嘆自己的自身的失意，感傷不幸遭遇。多希望司馬遷也能聽到這凄切的弦聲，即使在他臉上表現出的只是對其不痛不癢的深刻的麻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