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管理，有別于美國管理之處，全部是從儒家思想發展出來。明治維新時期，日本說“和魂洋才”，和清朝的“中體西用”差不多。而日本的“和魂”，幾乎全是儒家思想，清朝的“中體”呢，法家成分太多。兩國洋務結局的不同，也可以說因為日本主要是儒家的底子，清朝主要是法家的底子。
【問：“夭壽不二”。先生曰：“學問功夫，于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發掛帶，便于全體有未融釋處。人于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于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有同學問“夭壽不二”。
王陽明回答說：“學問功夫，要能夠擺脫一切名利嗜好，一心只在學問上。但是，只要還有一絲貪生怕死的念頭，就是心的本體還沒有融通之處。人對于生死的念頭，本來就是從生命的根子上帶來的，所以要清除掉不容易。如果在生死上能看得破，想得透，這顆心才是通透無礙，這才是盡性至命的學問。”
夭壽不二，擺脫死亡恐懼，有那么難嗎？其實沒那么難，你看那些過勞死的工作狂，他不就把工作看得比生死還重要嗎？人或者好功名，或者好財貨，或者好美色，或者就是好勝，要不斷追逐新目標，總之人好好多東西，其實都超過愛惜自己的身體和生命。學問功夫，無非是把好學、好仁、好義，擺在第一位。你說安貧樂道難，他就樂道，對于他來說就沒什么貧不貧的。守財奴那么多，但對于輕財好義的人來說，錢財就是糞土，給別人就開心，守著就難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你真學進去了，找到那學問的快樂了，這些問題就不存在了。
【一友問：“欲于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閑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個同學問：“想在靜坐的時候，把自己好名、好色、好貨等病根，逐一找出來，掃除干凈，這是不是有點剜肉補瘡的感覺啊！”
“于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這是王陽明教的自修方法，這位同學挑戰老師，問這是不是剜肉補瘡，老師生氣了。
王陽明板起臉，嚴肅地說：“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能去人的病根，即便有再大本事的人，再修十幾年，也還用得著！你如果不用，你就放下別管它。不要糟蹋了我的方子！”
那同學嚇壞了，趕緊道歉。
王陽明頓了一會兒，又說：“我猜你也想不到這一層，恐怕是我門下某些略知皮毛的弟子這樣說，把你誤導了。”
看來這位提問的同學是剛來，老師不怪他，要怪哪位師兄把他教壞了。是哪位師兄呢？一屋子人都嚇得大氣不敢出。
王陽明這方子，我們自己也可以想一下，是不是剜肉補瘡，或者像之前陸元靜說的，“引犬上堂而逐之”，心堂上本來沒有狗，你把他搜尋牽上堂來，再把這狗給攆走。說不定，說不定那個“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這是不是在說陸元靜？他當時在不在座？不曉得。
我覺得呢，如果每天省察一下自己今天有沒有好名、好色、好貨，哎呀，每天都有，怎么破？可以降低一下標準，日三搜尋吾身：有因好名而行不義否？有因好色而行不義否？有因好貨而行不義否？這樣給自己壓力小點。
試試看，再自我檢討。不要像那位同學，他都沒有想過去做，就開始來討論這方法行不行，當然要挨罵了。而這種學生確實很普遍，他主要關注的不是學習，而是給老師打分，“這個老師有水平”，“那個老師沒水平”。凡是下課評點老師的，都不是真學習的。真學習的都討論學到的內容，不討論老師行不行。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楜涂。”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塵尾提起。一日，其徒將其塵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塵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個良知就是設法的塵尾，舍了這個，有何可提得？”少閑，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一個同學問：“我這功夫總是不真切，怎么辦？”
王陽明回答說：“學問功夫，致良知一句話已經講完了，為什么今天越說越遠，都不著根！你還要我說啥？”
那同學回答說：“致良知我知道了，但也需要老師仔細講明白呀！”
“既然已經知道致良知了，還有什么可以講明的呢？良知本來就是明白的，你實實在在下功夫就是。你自己不肯用功，非要在言語上說來說去，越說越糊涂。”
“我正是請教老師這良知怎么致啊？”
“這也只能你自己去求，我教不了了。以前有個禪師，有人來問佛法，他就把拂塵提起來。有一天，他的徒弟把拂塵給他藏起來，看他用什么辦法講。禪師找不到拂塵，就空手往上一提。我這個良知，就是這個說法的拂塵，除了這個，又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
過了一會兒，又有一位同學來請教功夫的要領。王陽明看著旁邊的學生問：“我的拂塵呢？”
滿座哄堂大笑。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圣人。圣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后，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個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于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扈。”】
有同學問“至誠前知”。至誠者能夠先知先覺，能實現覺察事變。這是《中庸》里的一段話：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無私則明。我們看人看事看世界，總是從自己的私心去看，從自己的情緒去看，從自己的立場去看，從自己一廂情愿的愿望去看，所以我們看不明，我們會主動自欺欺人把自己搞糊涂。所以西諺說:“我們相信一些事情，只不過我們希望它是真的。”
為什么旁觀者清呢？就是因為旁觀者沒有利害，沒有情緒，沒有期待在這局勢里，所以他就看得清，而當局者，總是希望通過自欺去欺人，其結果往往是只成功了一半:自欺成功，欺人失敗。看今天政治上倒臺的老虎們，回顧他們過去十幾年，就是自欺欺人只成功了一半。
至誠者則不同。國家將興，必有祥兆，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要么龜背占卜表現出來，要么從那人的動作威儀之間流露出來，惟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偽留于心目之間者，能覺察其細微的跡象。
所以至誠如神。
王陽明說：“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實理的妙用就是神，其萌動的地方，就是‘幾’。‘幾’是什么呢，是周敦頤說的：‘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圣人。’具備誠德，感悟神化，通曉幾微，就是圣人。幾微，是隱微的預兆。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但是，圣人并不貴在前知，也不是在追求前知，禍福之來，圣人自己也免不了。圣人只是能覺察那幾微的變化，遇到變化能夠通達而已。良知沒有前后，只要知道那幾微的前兆，便是一了百了。如果有個想要事先知道的心，想要趨利避害，那就是私心。邵雍研究術數之學，老是想預測吉兇，想要前知，這就是趨利避害的心還沒有除盡。”
至誠之道，沒有利害，只有義理。所以我心光明，意志堅定。因為心如明鏡，所以物來心照，能通曉幾微，于是可以前知。如果存了一個想要前知的心，想要趨利避害，自己的心先渾濁了。那禍福之來，圣人都躲不掉，你哪里躲得掉呢？
所以，可以前知，是因為不可前知，也沒想要前知，那良知自己就前知了。前知是結果，他自己來的，不是我要的。想要前知，就失去了良知，就不能前知了。
我想起我們搞的豐田生產方式5S管理，處處追求“標準狀態”，連桌子上水杯放什么地方，都要畫一個圈，規定它放哪里。工具箱、文具箱里，每一件工具、文具，都用泡沫挖個槽放進去，每一支筆，每一塊橡皮，都有它規定的位置。這是干嘛呢？這就是管理的極致，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平時我們不知道丟掉多少之筆，他這么每支筆都規定一個位置，哪只筆不在位置，就一目了然，可以前知。知道一支筆丟不丟干嘛吶？以小見大，這就是生產安全，由于每個人的眼睛，都習慣了這車間里的“標準狀態”，每個人都變成了“至誠如神，可以前知。”有任何一個地方不在標準狀態，心如明鏡，目光如炬，馬上覺得不對勁，馬上覺察出來。他并不需要去搞“安全大檢查”，因為他每分每秒都在標準狀態，都在無前無后的良知狀態，都在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中庸狀態。
日本的管理，有別于美國管理之處，全部是從儒家思想發展出來。明治維新時期，福澤諭吉提出一個詞——和魂洋才，和清朝洋務派的“中體西用”差不多。而日本的“和魂”，幾乎全是他們之前吸收的儒家思想，福澤諭吉本身就是儒生學西學。清朝的“中體”呢，法家成分太多。兩國洋務結局的不同，也可以說因為日本主要是儒家的底子，清朝主要是法家的底子。
我的《傳習錄》學習參考書目：
《傳習錄 明隆慶六年初刻版》，王陽明撰著，謝廷杰輯刊，張靖杰譯注，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
《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