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著名作家葉靈鳳（1905－1975），早年成名于20世紀20年代上海著名的文學團體“創造社”，抗戰爆發后，他隨《救亡日報》從上海遷至廣州，廣州淪陷后又到香港，從此在香港定居生活直至逝世。在日本占領香港期間，他這個文人卻有過一段鮮為人知的諜戰經歷。
1941年12月，日本在突襲珍珠港后，迅速由廣東出動軍隊進攻英國占領下的香港，12月25日，駐香港英軍投降，日軍全面接管了香港。此前在香港十分活躍的國民黨情報組織大部倉皇撤離，只留下少數下層人員堅持活動。1942年春，潛伏香港的中統局交通處香港站站長邱清猗開始恢復秘密活動，建立了與內地聯絡的交通線和與駐澳門情報組織聯絡的秘密電臺，并積極發展情報組織。
當年8月，邱清猗取得日本占領軍當局許可，在九龍彌敦道693號創辦上海罐頭公司，以此作為情報組織的掩護機構，進一步拓展了情報工作。[ 鄺智文《中國國民黨調查統計局在日本占領香港時期的情報活動，1942－1945》，載于臺北《國史館館刊》2018年9月號（第五十七期）。]葉靈鳳就是這個時候成為該組織“特別情報員”的。原來，葉靈鳳此前所在的《星島日報》社有個同事名叫蘇泰階（又名蘇武），此人為中統特工，在進步人士金仲華主編該報時期受命打入報社進行監視活動，[ 甄景豪《〈星島日報〉往事回憶》，載于張承宗主編 《金仲華紀念文集》（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84輯），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1997年1月編印。]在香港淪陷后，蘇泰階將葉靈鳳介紹給邱清猗，由邱清猗親自面試后吸收成為情報員。而當年12月，駐桂林的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委任邱清猗為香港黨務辦事處特派員，葉靈鳳也因此兼任該辦事處的干事。
后來被稱為香港“金王”的著名金融家胡漢輝，這時還在從事新聞工作，在他1984年所寫的回憶葉靈鳳的文章中寫到，他當時由同學陳在韶介紹參加了中統在香港的地下活動，“陳要求我配合文藝作家葉靈鳳先生做點敵后工作。靈鳳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屬大同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選來自東京的各種書報雜志，交給我負責轉運”。[ 轉引自宗蘭（羅孚）《葉靈鳳的后半生》，載于葉靈鳳著《讀書隨筆（修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5月版，第10頁。]胡漢輝以到《星島日報》社收購萬金油（該報本就是萬金油大王胡文虎所創辦）倒賣為掩護，暗地里卻借機與葉靈鳳進行聯系。
而據當時日本駐香港憲兵隊本部編印的“極秘”資料《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記載，葉靈鳳以“特別情報員”身份所從事的秘密活動為：提供大同圖書印務局出版或承印的各種雜志、畫報等出版物；搜集并提供文化活動有關的各方面情報，如A.新出版圖書的發行情況，B.香港教育界的狀況，C.香港各方面文化設施的狀況，D.各文化團體的狀況。[ 轉引自朱魯大（朱炎輝）《日本憲兵部檔案中的葉靈鳳》，載于方寬烈編《鳳兮鳳兮葉靈鳳》，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75－76頁。]這一記載與胡漢輝的回憶正相印證。
葉靈鳳當時公開的職業是《星島日報》編輯，同時也以日本香港占領地總督部“臨時囑托”名義為日軍作新聞出版方面的工作，出任了日本軍方背景的大同圖書印務局編輯部長，就在他參加中統情報組織的同時，他也得到日本占領當局的重用，1942年8月主持《新東亞》雜志，1943年4月又任《大眾周報》社社長。[ 趙稀方《視線之外的葉靈鳳——葉靈鳳“漢奸”問題辨疑》，載于《文學評論》,2019年第3期。]而他的中統特別情報員的秘密身份卻無人知曉。
1943年春，日本特務注意到香港市面上流傳盟軍反攻的傳聞，并發現了中統外圍組織的工會活動情況，遂收買該工會負責人，于4月8日誘捕中統香港站交通組負責人梁國英。在酷刑之下，梁國英供認了自己的身份及組織情況。4月20日，日本憲兵隊全面收網，陸續抓獲了這一情報組織自負責人邱清猗以下的91人，收繳了兩部電臺，一舉全面肅清了中統在香港的情報組織。葉靈鳳也在5月12日被捕。
日本憲兵在查抄中統香港站秘密電臺所發電報中，查到了多份葉靈鳳提供的材料，如1942年12月，葉靈鳳曾將香港、九龍和新界20多間學校的校長并主要職員的名錄及經營狀況做成報告；1943年3月又就香港九龍地區各學校的學生人數情況加以報告；同月，還就香港的文化狀況，包括新聞社及刊物出版等情況提交報告。日本憲兵還查明，葉靈鳳在情報組織中使用“葉林”的化名，在香港站的基本人員中排名第5，受站長邱清猗直接領導，每月領取50元的工作津貼。[ 轉引自鄭煒明《有關葉靈鳳先生的幾條資料》，載于鄭煒明著《非有意的詮釋》，花城出版社2002年5月版。]
日軍在捕獲這批情報人員后，沒有立即進行審訊，而是加以酷刑折磨，以期獲得更多情報，被捕人員中后來共有8人被日軍特別法庭判處死刑，但還另有21人在獄中未經審判即被折磨而死。不過，這個情報組織的負責人邱清猗卻被取保釋放，葉靈鳳也與同為該組織特別情報員的知名人士羅四維、陳季博一起在當年9月被無罪釋放。據邱清猗事后向上級報告，他在受審期間多次向日本人強調其組織的主要工作為反共，日本人“無直接暴動及擾亂治安罪證”，因而幸免于難。
葉靈鳳等人被捕期間，國民黨官方提及香港情報組織被破獲的內部電報中有“葉靈鳳同志負漢奸之名留港為中宣部及中統局工作”的說法。[ 《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致徐恩曾》（1943年6月9日），轉引自鄺智文《中國國民黨調查統計局在日本占領香港時期的情報活動，1942－1945》，載于臺北《國史館館刊》2018年9月號（第五十七期）。]這段特殊的諜戰經歷，特別是在獄中數月的折磨，也給葉靈鳳留下了深刻印記。在1946年5月3日的日記里，他寫道：“開始計劃寫《流在香港地下的血》，記所參加的秘密工作及當時殉難同志獄中生活及死事經過。在三十余人之中，只有我是寫文章的，而我又幸而活著，所以我覺得我有這責任。”[ 轉引自羅孚《葉靈鳳的日記》，載于《書城》2008年第5期。]不過后來他雖創作了大量作品，可謂著作等身，卻沒有關于這一段諜戰經歷的只字片語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