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書店里，法國文學(xué)的書架上看到米蘭.昆德拉的書，《生活在別處》，《慶祝無意義》，《被背叛的遺囑》、《身份》和《帷幕》。才終于對這件事有了實感：這個捷克人，這個曾經(jīng)因政治因素流亡法國，現(xiàn)在卻自愿留在巴黎的著名作家，可能真的不會回他的故鄉(xiāng)了。

所有的愛情都算不上深刻

1975年，米蘭.昆德拉離開他深愛著的政治審查越來越嚴(yán)苛的捷克，旅居于巴黎，到如今已經(jīng)41個年頭，對于這個87歲的老頭兒來說，這已將近人生時間的一半。這40多年的時光，足以把他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法國人，不再去回想那個糾纏過無數(shù)時光的已經(jīng)成為過去時的祖國。1990年的《不朽》是他最后一部用捷克語寫成的作品，在這之前很久他就開始嘗試用法語創(chuàng)作，2013年出版的最新作品《慶祝無意義》甚至嘗試用意大利文來寫。然而，他最被中國讀者所銘記在心的，可能還是那些有關(guān)捷克，有關(guān)布拉格的文字，更確切的說，是那部1984年出版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在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以前，我以為這是一部愛情小說，甚至在讀過很久之后也不能確定，其中的愛情故事在全書中到底有著怎樣的分量。托馬斯與特蕾莎的故事是那么的光怪陸離卻又合情合理。從一開始的一夜情，到跨國的糾纏，無理取鬧，不甘心的廝守，再到最后一同死在安靜鄉(xiāng)下的一場車禍中，兩個人葬在一起，仿佛是對這場曠日持久的畸戀的一種跨越時間的回答：任何愛情，無論有過怎樣的糾纏與離合，怎樣的背叛與誤解，怎樣的出爾反爾與猜忌焦慮，在經(jīng)歷過幾十年的時間之后，在一切都歸于平靜之后，都顯得莊嚴(yán)，偉大，溫婉，情深意切，值得歌頌。

然而，愛情從不深刻。

沒有一場愛情是深刻的。愛情本質(zhì)不過是一種浮夸的情緒，使愛情顯得深刻的，一直都是那綿亙的時間與廣袤的背景下降落于人生的那一絲絲苦難。那種與時代的厚重相比，無比輕盈的，卻又無法承受的苦難。這種苦難以不同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可能是幾十年間等待的一封情書，可能是突然爆發(fā)的一場戰(zhàn)爭，可能是無法預(yù)計的一次死亡，也可能是蔓延開來的一場霍亂。是的，這些苦難都無比輕盈，輕輕松松隨時間逝去，留下寥寥數(shù)筆，或者不留一點痕跡。在時代的巨大脈搏中，在世界的巨大冰山之下，任何人的苦難都被輕易的刻上了烙印，一模一樣，不足掛齒。

對于昆德拉與他筆下托馬斯來說，這一時代的苦難象征是1968年碾壓進布拉格的蘇軍坦克，是那場終止了“布拉格之春”的無聲戰(zhàn)爭，是隨之而來的在異國他鄉(xiāng)的漂泊，是一種叫做“流亡”群體記憶。

“流亡是東歐作家的技術(shù)活”

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屆作家代表大會上，身為共產(chǎn)黨員的米蘭.昆德拉第一個發(fā)言，講到自由，講到斯大林主義的虛偽；另一位黨員作家瓦楚利克則說出了那句將會成為口號的名言：

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來。反之，在政府長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

是的，同寫出了著名的《動物莊園》與《1984》的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和寫出了《癌癥樓》與《古拉格群島》的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一樣，米蘭.昆德拉也曾是一名虔誠的共產(chǎn)黨員。而他也和奧威爾與索爾仁尼琴一樣，有著理想主義的氣質(zhì)與冷靜的洞察力，對一切集權(quán)的苗頭有著超常的敏感與警戒。

以那次大會為契機，1968年1月5日召開的捷共中央委員會全會上，親民主的杜布切克成了新的捷共第一書記，也正是這個之后獲得了代表人權(quán)與自由的薩哈羅夫獎的捷克新領(lǐng)袖，提出了“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的主張。由此，捷克爆發(fā)了“布拉格之春”，燃起了一場反對集權(quán)的民主運動。然而，手無寸鐵的理想主義者與悲天憫人的作家聯(lián)盟是無法與強悍的武力抗?fàn)幍模绕洚?dāng)他們面對的是異常強大的蘇聯(lián)時。察覺到捷克的自由騷動的蘇聯(lián)，僅僅在半年之后，就將坦克開進了布拉格的街頭，武力占領(lǐng)了捷克斯洛伐克。

這一占領(lǐng)，就是21年。

這次軍事入侵事件導(dǎo)致了大約10萬人的難民潮，《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托馬斯本已經(jīng)帶著特蕾莎離開布拉格，在瑞士蘇黎世謀求了一份生計，卻在特蕾莎覺得孤單而回到捷克之后，嘴里念叨著“Ess muss sein，ess muss sein.”（德語，意思為“必須這樣做，必須這樣做?！保?，隨之回到了布拉格。昆德拉的人生在這里與托馬斯有了明顯的分歧，他在國內(nèi)一直堅持到1975年，才找機會去往法國巴黎，并最終定居在那里。自此，幾乎不再回到過家鄉(xiāng)。

歷史上從不缺乏偉大的流亡者，每一場變動都會造就一批人物遠走他鄉(xiāng)。而東歐的時局動蕩漫長而波折，不斷的給這一份偉大的流亡名單添加著響亮的名字：索爾仁尼琴，諾曼.馬內(nèi)阿，馬洛伊.山多爾，布羅茨基、米沃什、卡達萊、赫塔.米勒、海達.科瓦莉、米蘭.昆德拉……不單是捷克，所有的東歐國家，俄羅斯、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等的國家政見異議者們——也或許只是想要平靜正常的生活的人——他們或自發(fā)，或被迫，或遭流放，散布于世界的各個角落。

有人流亡，就有人留守。與米蘭.昆德拉同為作協(xié)成員的哈維爾與克里瑪都選擇了留在國內(nèi)。流亡意味著孤獨與漂泊，留守則意味著堅韌與牢獄。無論哪樣，他們都注定要與自己的祖國為敵。

與一個國家為敵的勇氣

1974年，索爾仁尼琴以叛國罪被捕，然后被蘇聯(lián)驅(qū)逐出境，流亡于美國。這個寫出了《癌癥樓》、《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島》等深刻作品的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是一個生命力頑強的老頭兒，50年代他因故入獄，罹患胃癌，醫(yī)生說他只能活三個星期。然而他奇跡般的活了下來。他曾宣稱：“我絕不會比我的書更早回去。”這一言論，看上去就是對他的祖國的一個孩子氣的挑釁。

終于，在1994年，他與他的書一起回到了祖國。之后，2007年的俄羅斯國慶節(jié)，也是索爾仁尼琴逝世的前一年，他獲得了俄羅斯人文領(lǐng)域最高成就獎俄羅斯國家獎。歷史做出了最后的判定：這場一個人與一個國家之間的對立，終于還是以那個倔強的老頭兒，那個入過獄，患過胃癌，遭到20年驅(qū)逐的頑強的老頭兒獲得勝利而畫上了終止符。

和索爾仁尼琴一樣的人有很多，他們對命運這個東西有些不屑一顧，他們堅持己見，見不得骯臟、苦難、大面積的死亡與不能發(fā)聲的恐怖。所有選擇不妥協(xié)的生活的人們會發(fā)現(xiàn)，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一個答案：與國家為敵。這些手無寸鐵的國家政見的異議者，這些有勇氣與一個國家為敵的唐吉坷德式的勇士，有些人留守著，試圖用只手擋住整個國家巨大的車輪；有些人則選擇離開，在異國他鄉(xiāng)著書立傳，開壇做講，試圖像撒播種子一樣將自己的意見播撒在空氣中，期冀著某一天，這些種子能發(fā)芽開花，長滿大地。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索爾仁尼琴這樣的運氣。

1990年，匈牙利政府將本國文學(xué)藝術(shù)的最高獎“科蘇特獎“授予馬洛伊.山多爾，然而，在一年前，他已經(jīng)在美國開槍自殺。這是該獎項第一次被授予給一個逝者。保加利亞的格奧爾基.馬爾科夫同樣是因叛國罪而流亡英國倫敦。1978年，他走在熙熙攘攘的上班路上，被一把特制的雨傘刺破腳后跟，那其實是傘里氣槍射出的小珠，里面含有致命的蓖麻毒素，這一暗殺行動無疑是保加利亞特務(wù)所為。三天后馬爾科夫就這樣神秘死亡了。

隨著時間的流逝，曾經(jīng)的叛國者變成國家英雄，這樣的事例在上世紀(jì)90年代之后的那些年里層出不窮，從這個意義上說，堅持活下來就是勝利。然而，堅持活下來的人屈指可數(shù)。

當(dāng)紅色大地清澈如藍

上世紀(jì)80年代，韓少功等人第一次將米蘭.昆德拉的作品引入中國，就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這或許是因為有著類似經(jīng)歷的人們往往容易產(chǎn)生共鳴：這些國家都曾經(jīng)歷了不能說真話的年代。在那個年代，不僅僅是不能說真話，也不能不說話，就如馬洛伊所說：

我之所以必須離開，并不僅僅因為他們不允許我自由的寫作，更因為他們不允許我自由的沉默。

然而，這一如同《1984》里面按部就班有條不紊的不斷銷毀歷史又不斷制造“歷史”的真理部和其他各部門所組成的龐大機器一樣的體系，終究還是承受不住自己的重量，轟然倒塌了。

在捷克，這一倒塌是如此的易如反掌與順利平靜，以至于后世史學(xué)家將之稱為“天鵝絨革命”。1989年11月，布拉格又一次出現(xiàn)了十萬人以上的大游行——而這一次，鎮(zhèn)壓游行群眾的蘇軍坦克已經(jīng)不在了。沒過多久，捷克政府就舉行了第一次全民選舉，米蘭.昆德拉曾經(jīng)在作協(xié)的戰(zhàn)友，同時也是劇作家哈維爾當(dāng)選捷克總統(tǒng)。

哈維爾也參加了1967年的那一次作家會議，但他并不是黨員——這可能為他在民眾中的印象有所加分。與米蘭.昆德拉不同，哈維爾與伊凡.克里瑪、赫拉巴爾這些捷克的文學(xué)巨擘選擇留在國內(nèi)。這為他們帶來了牢獄之災(zāi)——哈維爾就曾在監(jiān)獄關(guān)了將近5年。也使哈維爾成為了捷克人心目中的英雄。

不斷蔓延的顏色革命，迅速將曾經(jīng)血紅的大地滿滿渲染成如天空般如大海般的藍色。那些曾經(jīng)在自己祖國被封禁的書籍，也終于得以出版面世。

2003年，中國終于獲得了米蘭.昆德拉的版權(quán)，他的作品一套十五本中文版也終得在大陸正式出版。這仿佛打開了一扇封閉許久的大門，于是一切似乎變得順理成章。馬內(nèi)阿、馬洛伊等東歐作家的作品陸續(xù)在國內(nèi)出版，也陸續(xù)引起轟動。2012年，花城出版社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出版計劃——藍色東歐，準(zhǔn)備出版上百本東歐作家的書籍。而第一輯已經(jīng)面市。也許有人會說，即便引進，也都是閹割版，但是似乎，時間終于開始向前走了。

做一個永遠的異鄉(xiāng)人

米蘭.昆德拉是打算在巴黎長久的居住下去了，這一點毫無疑問。

1995年，米蘭獲得了捷克政府頒發(fā)的最高榮譽的功勛獎，談到獲獎感受時，昆德拉說：

我很感動，也許可以說，尤為讓我感動的是瓦茨拉夫·哈維爾給我的信。特別是信中的這樣一句話：他把這次授獎看做是給我與祖國和祖國與我的關(guān)系，畫了一個句號。

米蘭.昆德拉與哈維爾在政見上的不合是公開的。昆德拉曾在書中寫到：

請愿毫無用處，只是一些人想出風(fēng)頭。

對于捷克人的英雄，起草了《七七憲章》的哈維爾來說，對于運動的發(fā)起人和領(lǐng)導(dǎo)者來說，這尤其不能讓人接受。哈維爾說：

自然，在每一篇請愿書中，甚至每一個簽名都有那么一點昆德拉所譏笑的那種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對昆德拉的譏笑，特別是因為那只是在小說里譏笑。我反對他，是他看不見，或故意拒絕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顯但也更充滿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間接的和長遠的意義。昆德拉也許會成為他自己的懷疑主義的俘虜，因為這種懷疑主義不允許他承認冒著受人譏笑之風(fēng)險而做出勇敢的行為可能更有意義。

用懷疑主義來描述米蘭.昆德拉的這種思想是不確切的，就如同國內(nèi)最開始把Kitsch（刻奇）翻譯為媚俗一樣，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聯(lián)想。同哈維爾這樣的行動派與積極分子不同，米蘭.昆德拉是與集體格格不入的那一類人，他沒有辦法把自己融入到群體的情緒之中。這種本能的對“一致性”所懷有的敵意，是一切偉大的冷靜的旁觀者的必備構(gòu)成要素，就像太宰治在《人間失格》中所說的一樣：“我沒有辦法體會到別人的感情?！?/p>

刻奇在中國擁有廣闊的市場，反刻奇同樣也是。有些人在整齊劃一中感受到力量，在集體的情緒中感動了自己看到了希望；就必然會有另一群人對不理性的和諧感到恐怖，對煽動起來的彌漫的情緒抱有懷疑敬而遠之。

1981年，米蘭.昆德拉加入法國國籍，這已并沒有太多意義，因為在他離開捷克的那一刻，許多捷克人就已經(jīng)視他為逃兵。在捷克，更受歡迎的是那些留守的英雄。于捷克人而言，米蘭昆德拉屬于法國文學(xué)——對于這一點，米蘭.昆德拉自然也樂于承認，他晚年一直在嘗試用法語寫作。然而，于法國人而言，米蘭.昆德拉受歡迎的是那些捷克的故事，是他用捷克語寫成的并翻譯成法語的那些歷史碎片——對于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大部分人來說也都是如此。米蘭.昆德拉一直堅持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小說家，而不是什么政治作家或者流亡作家。他一直在試圖減少自己作品中的政治因素，使之世俗化。“不再接受任何采訪?！?/p>

然而歷史在他人生中的烙印是揮之不去的。時間是線性的一直向前的，歷史只能有一次，“沒有辦法重新來過?！?/b>

不愿去討好任何一派，固執(zhí)于自我，卻對世界上發(fā)生的一切敏感異常，米蘭.昆德拉和其他所有的冷靜的歷史旁觀者一樣，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他們在哪里都只能作為一個異鄉(xiāng)人活下去。馬內(nèi)阿用一句話概括了他們偉大的一生：

遭排斥是我們唯一擁有的尊嚴(y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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