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商在歷史上被稱為“江右商幫”。據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錄雜說》上記載“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蓋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遂得此名。
一、無江西商人不成市
江右商幫最早興于北宋時期，當時江西地區人口達446萬，明太祖時期占總人口的1/10，位居全國 首位；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棄農經商。詩人謝肇制在著作《五雜俎》中稱：“天下推纖嗇者，必推新安與江右。”將其拿來與徽商（即新安商人）比較，可見江右商幫在明代仍占居著重要的商業地位。
江西在兩宋以后，由于得天獨厚，人杰地靈，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的先進地區。歷元至明，江西繼續保持這一經濟優勢。在明朝，江西人口僅次于浙江，居全國十三個布政司中的第二位；由于地產豐富，盛產糧食、茶葉、陶瓷、紙張、布匹、木材……繳納稅糧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萬歷年代都居全國第一。
明代江右商幫的興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較為有利的經濟基礎之上，利用良好的明永樂景德鎮青花瓷釉地理經濟環境，得益于當時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運動實質上就是一種經濟擴張，使江右商幫在當時能夠發展起來。江右商幫的興起，對江西的經濟發展有較大的貢獻，貿易的繁榮造就了江西當時的輝煌：“瓷都”景德鎮名揚萬里；樟樹無藥卻成為“藥都”，有“藥不過樟樹不靈”之說；九江雄踞長江之濱成為當時極具影響的商埠，在當時江蘇一帶，市傳“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以致于后來九江引起外國列強垂涎；商業繁榮，促進了江西各業的迅速發展，素有“江南糧倉”美名的江西，真是百業興旺。
民國時期的九江港? 圖源：《九江紀事圖錄》
盡管在江右商幫中，既沒有出現像徽商那樣坐擁巨資，堪與王侯相比的富商巨賈，也沒有形成像晉商那樣經營著壟斷行業，更不能如浙商那樣成為中國近代資本的源頭，但江右商幫以其人數之眾、操業之廣、滲透力之強為世人矚目，對當時社會經濟產生了一定影響。在湖廣有“無江西商人不成市”；在云貴川有“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的說法。
二、借戰爭之力興起
唐代以后，隨著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西撫州成為北方人南遷的重要區域。尤其是五代十國割據時期，危全諷入主撫州數十年，采取了保境安民、勸課農桑、招徠商旅的政策，使農業和手工業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呈現出“既完且富”的局部繁榮景象，吸引了大批中原人土競相投奔。
宋朝時期，經過進一步開發，江西已經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發展的先進地區，其人口之眾，物產之富，居各路（路為宋時的行政區劃）前茅。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全國在冊戶口數為 2026 萬余戶、4532 萬余人，其中江西地區達201萬余戶、446萬余人，均占 1/10，其中人口為諸路之首。歷元至明，江西的這一經濟優勢仍繼續保持，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江西地區在冊戶、人口數分別占全國的 20.2%和 23.3%。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紅巾起義爆發，中原地區陷入了曠日持久的戰亂之中。隨著朱元璋建都南京，其第一個設省的地區便是江西。在對全國的統一過程中，明軍北伐中原，進軍西南，戰爭連綿不斷，都以江西為基地，軍需給養多依賴于江西供給。相對而言，東南地區戰事緩和，生活較為太平。由于“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贛商隨之出現。
在這場改朝換代的戰爭中，江西人一方面廣征糧草，滿足軍隊的不斷需求，貿易越做越大；另一方面，隨著軍隊的推進，江西人又將本地的商品（主要是農副產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銷到中原大地和華南、西南各省。與此同時，江西也開始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向外移民，江右商幫便在這個時期正式形成并迅速向全國各地擴張，占領了廣闊的市場。
安徽安慶江西會館? 編者攝于2017年8月
明朝建立后，為了防止東南沿海倭寇的侵擾，實行了長時期的禁海政策。國內貿易，甚至對外貿易，都主要依靠內陸的水上通道，“運河——長江——贛江——珠江”成了全國貿易的黃金水道。這條通道長達 3000 多公里，在江西境內則有 1000 余公里，使其在國內、國際貿易中處于極為有利的地位，為江右商幫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贛商借此全方位鋪開，社會上也有了江西商人“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板”的諺語。
三、依托土特產經營
江西地處長江中下游以南，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物產豐富，有瓷器、茶葉、紙張、夏布、大米，藥材、木竹、煙草、藍靛、煤炭、鎢砂等等，為江右商幫對外輸出經營的主要產品。據統計，江西每年外輸糧食達 500 萬石、茶葉 500 萬斤、夏布 230 萬匹、售紙 50 萬兩，均居全國之首。
宋末元初，景德鎮瓷業迅猛發展，青花瓷燒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國瓷業輸出獨占鰲頭。而進賢毛筆、煙花，廣昌白蓮，南豐蜜橘，臨川西瓜，鉛山造紙，宜黃夏布等特產均馳名海內外，并為江右商幫帶來巨額利潤。江右商幫大多以販賣本地土特產為起點，所謂“以小買賣而致大開張”。以其中的主體撫州商人為例，其經營的產品主要有糧食、陶瓷、布匹、煙草、藍靛、藥材、木材等。如宋代的撫州布商陳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雇傭了中間人，協助將資金預先貸給金溪、崇仁、樂安以及吉安等地種麻、織布的農民手中，而后再收購他們的布匹產品。陳泰以預付定金的方式壟斷貨源，這種經營方式非常具有超前意識。而撫州木材資源十分豐富，商人們就將木材分別從贛江、撫河順水而下，然后出湖口，入長江，運銷到南京、揚州、常州及武漢等地。清代中期以后，樂安縣流坑村之所以能在科舉衰落之后，仍然延續昔日的繁榮，靠的正是該村擁有數十人之多的木材商人集團和源源不斷的商業利潤的滋養。
四、贛商的文化偶像
甚少有商業野心的贛商在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積累后，卻大多會不約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萬壽宮，這成為江右商幫的特有傳統。
萬壽宮，就是“江西會館”，也叫“江西廟”“江西同鄉會館”“豫章會館“。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無論大富還是小康，無論是抱團還是獨行，大抵忘不了贛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許真君，建起萬壽宮以供奉之。（清末九江能仁寺曾一度辟為“萬壽宮”。）
南昌西山萬壽宮? 編者攝于2017年10月
古時江西作為傳統儒家文化的大基地，江右商幫自然會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敬仰那些為民除害、清正廉潔的英雄，而生性聰穎、治病救人、為官清廉的許真君，便受到百姓的愛戴。許真君死后，江西人民為了紀念他，便在他的故居建立了“許仙祠”，即南昌西山萬壽宮的前身，受到江西人的頂禮膜拜。
萬壽宮成為江右商幫的標志和廣告，也是其財富與實力的象征。萬壽宮既是旅居外鄉的江西人開展親善友好、祭祀活動的場所，又是商人、官員、文人們議事與暫住的地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 1000 多所萬壽宮分布在全國各地，其中建造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 300 多個，而在北京的江西會館（萬壽宮）從明初的 14 所增加到清光緒年間的 51 所，占北京 387 所會館的 13%。
五、小本經營的命運
江右商幫在明朝前期獨領風騷，名列全國十大商幫，盛極一時。在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與晉商、徽商成三足鼎立之勢。從 19 世紀五六十年代至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贛商在活躍了 500 年之后，最終走向衰落。
謝肇制在比較徽商與贛商時說：“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貧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輕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氣。”寥寥數語便道破了江右商幫的基本特征。由于贛商大多出身貧寒，以借貸經商而致富，因此有了商業利潤首先是償還借貸資金，然后便是進行再投資。而其商業利潤大部分用于社會性投資，用于擴大再生產的極少，這就決定了撫州商人不可能做大做強。
民國時期的吳城鎮? 圖源：《九江紀事圖錄》
由于受“知足常樂、小富即安”的傳統思想影響，江右商幫往往在競爭中喪失市場。即便如撫州的李宜民那樣的大鹽商，也認同“物聚必散，天道然也”的“散財”理論，不利于資本的積累，從而影響了他們的資本投向。
近代以來，交通格局也發生了巨變。隨著京漢、粵漢、津浦等鐵路的修通，水運變陸地，南北交通改走兩湖、冀豫，江西成了陸運和海運的盲區。而在觀念的更新上，江西不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上的湖廣、蘇皖等地。這是江右商幫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江右商幫的興起離不開九江碼頭
三國東吳時期，九江已開始形成港口。進入東晉時期，隨著社會經濟重心向江南轉移，九江地區經濟發展很快，逐漸成為一個商業繁榮的港埠。隋唐時期，九江港有了新的發展，自京都長安至嶺南廣州的大庾嶺商路重新拓展開通，經過九江港集散的貨物增加，成為當時江南西道的重要港埠。及至宋、元，往來商船更加頻繁，官府便在九江港設置了港口征稅、倉儲、轉運機構。北宋時有“轉搬倉”，南宋有“茶鹽合同場”和“茶運司”。元代在九江設置“榷茶都轉運司”，茶葉的征稅、專賣、轉運管理范圍涉及安徽、江蘇、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地的產茶區，促使九江港發展成江南茶葉運銷的重要集散地。
進入明清時期，九江港口“四方商舟駢集其地”。因此，自明景泰元年（1450）起，官府在九江設立鈔關，專門征收過往商船船料稅。至清同治年間，即江右商幫最興盛的 400 年間，九江鈔關稅額高居全國之首。航運與港口的興盛，使九江成為“萬商往來之區”“四大米市”“三大茶市“，景德鎮瓷器行銷國內外的集散中心。同治《德化縣志》記載：“上通川楚，下至蘇杭，每日客艦絡繹不絕”。
九江鈔關? 圖源：《九江紀事圖錄》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九江港于 1861 年 3 月辟為對外通商口岸，隨著外國資本的入侵，近代航運業在九江興起，古老的九江港跨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古代以停靠木帆船為主的九江港，發展成以輪船停靠、裝卸作業為主的近代港口，成為江西省進出口貨物改用輪船運輸的重要通道和對外貿易通商的唯一通商口岸。1915 年 2 月，南潯鐵路建成通車，經過九江港進出集散的貨物量猛增。直至抗日戰爭前夕，九江港進出口貿易總額達 6200 萬元，居全國江海港口的第九位，在長江各港中占居第二位。
江右商幫的興起得益于水運發達，交通便利。其物流主要依托四條水運通道：第一條是由南入章水，沿大庾嶺，經湞水，達廣州；第二條是由北經鄱陽湖沿運河，抵京師；第三條是向東沿江而下，經蕪湖，達寧滬：第四條是由西溯長江而上，進入云、貴、川等腹地。正是由于有了九江碼頭這個重要載體，江右商幫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積累了富庶的物質財富，創造了歷時 500 年的輝煌。
資料來源：
九江市工商聯、九江市總商會編《商贏》
【編后記】
本文對江右商幫的介紹比較全面，但到了最后一節，說到和九江碼頭的關系，就有些不知所云了。江右商幫退出舞臺有多種原因，最主要是因為“運河——長江——贛江——珠江”這條黃金水道，因鴉片戰爭后的各口通商而衰落。九江港恰恰因贛江水運的衰落而興起，之后才有九江米市、九江茶市。
江右商幫衰，九江商埠起，這樣的說法雖然夸張了點，但也是事實。之前江右商幫興盛時，與九江有多大關系呢？一個佐證：江右商幫內部，因地域關系分了不少商幫，有南昌幫、撫州幫、吉安幫、豐城幫、饒州幫等，你聽說過九江幫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