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載道，電影藝術有一部分實不能遺忘他的使命。無論是黨史還是抗戰(zhàn)史，電影能夠承載的似乎不比書本少。
東江縱隊：遠離中央的華南抗戰(zhàn)史的縮影。
《建軍大業(yè)》的評論中有人回復我，和平年代犧牲者都后代們都攫取了勝利的果實，高坐廟堂之上。
我在主流電影“建”系列中也找到了許多被歷史教科書遺忘的普通抗戰(zhàn)者，但是他們大多數(shù)是作為背景存在的。而許鞍華導演則用120多分鐘跳出習以為常的宏大敘事，將歷史私人化。私人化的歷史聽起來很不可思議，我們幾乎接觸的所有的歷史都是英雄、名人、帝王將相，而人民永遠都是符號，而符號化的東西對于同樣是人民的我們是非常難以產(chǎn)生共鳴的。那么歷史在很多時候只能淪為研究資料與坊間趣聞。
如果將許導演的《明月幾時有》看作是另一種抗戰(zhàn)史或者是40年代中國史的書寫，那這無疑是對宏大敘事的一個補充。雖然以反宏大敘事的形式出現(xiàn)，但卻是對正史的一個有力支撐。
破題：明月幾時有
明月在中國的語境大多代表著鄉(xiāng)愁與團圓。明月不似太陽那般耀眼，因此片名是對太陽敘事的一種另辟蹊徑，實際上那個時代的太陽的后裔們也許只能算是星光。那么明月幾時有，這一問便不那么突兀。李錦榮七下成詩的剪影三次作詩“明月幾時有”，寄托了對團圓和未來的希冀。與此相對的，影片中方姑母女、方姑與劉黑仔、茅盾夫婦與方姑都提到了“再見”--勝利時再見。
這一對反復出現(xiàn)的意象首先是對主流崇高話語的口號的一種另類書寫，但實際上卻踐行著反反宏大敘事。很突出的一點，通過彬仔與許導演在冰室的采訪，導演關注的不在是抗日名將這樣的形象，而是一個以開出租為生的曾經(jīng)的游擊隊隊友的視角去回顧這些只存在在歷史角落的名字和故事。這是全片最主要的解構，影片解構了神話與英雄敘事，至少從彬仔作為一個抗戰(zhàn)者與普通司機的雙重矛盾形象，顯然，普通人的抗戰(zhàn)并不能都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同樣地，影片的三個主角的抗戰(zhàn)也同樣是小人物的抗戰(zhàn)故事。
方姑后來成立了特殊的方姑游擊隊，劉黑仔則是東江縱隊、華南野戰(zhàn)軍的神槍手。但盡管如此，在整個宏大的抗戰(zhàn)史中，這樣頗有地區(qū)名氣的抗戰(zhàn)人物在歷史敘事中也是失語的，更遑論彬仔們。但電影顯然并非要我們?nèi)シ此嘉覀儗箲?zhàn)英雄的態(tài)度，而是通過對平民抗戰(zhàn)的敘述來構建最終實現(xiàn)反反宏大。無論是彬仔、阿四，還是銀行家女兒向地下黨張詠賢，又或者是藥材店老板、還有曾是教員后來建立支隊的孔秀芳（方姑），影片并沒有給予他們過多表現(xiàn)理想的空間，最明顯的志向的宣泄就是那一句“勝利時再見”。但這些人背后組成的是縱深萬里抗戰(zhàn)十四年千萬普通人的縮影，他們的宏大是以一種“我是中國人”的樸實感在堅持的。他們大多數(shù)都不是接受過革命熏陶的堅定的理想者。不知道是導演有意為之還是偶然，電影弱化了游擊隊的背景，也不曾提及他們的黨派身份。除了劉黑仔作為一個早已抗戰(zhàn)的身份出現(xiàn)之外，其他人似乎都是電影的鋪陳過程中，逐漸加入這個反抗者的團隊。弱化了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之后，更加宏大的是在一個群體面對另一個族群傾軋后的反抗者的形象。李錦榮、馮芝（方姑母親）、彬仔、阿四都不是大義凜然的形象，他們更多的呈現(xiàn)了普通人的樣子。尤其是方姑母親，導演有意將其塑造為一個包租婆的形象，并且對女兒的革命事業(yè)帶有一種嘲弄的味道，至少有些港味：“你死不要緊，別拖累了隊友”、“那么多人抗日，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不少。”其實整個影片最出色的莫過于這個母親形象的塑造了，她說她不識字（誑語），但至少有很多這樣的母親，在萬千人拋頭顱的時刻，都愿意做這些砍頭的事情。導演對小人物抗日的描寫一則反宏大敘事，再則是對整個主體民族抗戰(zhàn)決心和形象的另一種宏大書寫。
這個宏大書寫從李錦榮與山本少佐的這條線中可以看出來。山本是一個對中國文化非常欽慕的日本軍官，而李錦榮是一個中文老師。最后李錦榮與山本的戲的對話很值得回味。
山本：“你們就會念詩和偷偷摸摸嗎？”
李錦榮：“這里有很多事情你永遠不會明白。”
導演用山本的嘴表達了日本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一種想象，且用李的回答建構了另一個宏大敘事：中國的文化不僅僅是念詩，以為都是文人的柔情與諂媚，更多的中國在于不被外族人輕易理解。滅亡中國亦或者是中國之強大正是因為中國不僅為念詩和所謂的偷偷摸摸打游擊。
其次，雖然整個影片塑造的都是個體，但是在營救方母這場戲中，由于歷史事實的緣故，也是歷史的必然性。方姑最終沒有讓游擊隊為了母親一個人冒險，這是對私人敘事的一種讓步，更是宏大敘事的贊同。個人于歷史的作用是渺小的，但也正是每一個個人才構建了歷史的集體。干革命都是要犧牲的，并不能因為是母親，就有所區(qū)別。此刻想起了《偽裝者》中王天風對明樓大吼：“就你明家兄弟的命是命？”
但導演最終還是在為個人敘事正名，這也是符合真的歷史的。如方姑與劉黑仔在分別時的那段談話也頗為點睛之筆。戰(zhàn)爭年代我們能這樣告別已是不錯。因為“再見”對于此時黑暗的夜而言是艱難的。
周迅演的方姑最后說了一句話：“我叫孔秀芳，記住我的名字，總能找到。”導演顯然以這種直白的方式讓觀眾記住這一個個真實存在的普通的抗戰(zhàn)者。按歷史記，這些人最后大多數(shù)在抗戰(zhàn)結束后都仍舊自謀生路。
無人知道，這場戰(zhàn)爭會持續(xù)多久。尤其是對個體而言，根本難以明白他們面對的是怎么樣一個對手。盡管有些盲目，但是他們?nèi)耘f是在反抗著。
原來歷史中小人物也是如此的可敬，60歲的老太與19歲的千金小姐在抗戰(zhàn)前是那么的相同。他們用行動告訴了我們什么才是真的同志。
希望有更多的作品講述普通人的不普通的故事。
附注：馮芝（方姑母）在被捕后，刑事法庭的人拷打之余問她究竟是什么人，她只是說“我是中國人。
By 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