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日 星期四 天氣晴

11月2日清晨音頻

各位同學，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們100天精華內容領讀營的第63個學習日。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小理論，叫做“信任建立”。

我們知道，經常會有人為伴侶的不信任感到苦惱：“我明明從未背叛過Ta，為什么Ta總是不信任我？”也有人為自己無法信任伴侶而感到難過：“我愛Ta但是卻無法信任Ta。”

在一段親密關系中，人們總會經歷一些脆弱又不確定的時刻，是信任給予人們足夠的能力，去超越對伴侶的懷疑，獲得安全感，讓關系得以持續。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親密關系中的信任包含哪些要素，而我們又該如何培養親密關系中的信任。

親密關系中的信任有3個層次

心理學家John Rempel等人對親密關系中的信任進行了總結：親密關系中的信任是一種對伴侶的主觀信心感受。

Rempel等人認為，親密關系中的信任包含了三個要素：a. 可預測（predictability）, b. 可依賴（dependability）和 c.信念（faith）。

a.“可預測”意味著基于伴侶過去行為的規律，我們相信自己可以對伴侶作出準確的預判。例如，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我們能知道當我們犯錯時，伴侶是會大發雷霆、還是會溫和地解決問題。

b.“可依賴”意味著我們相信，伴侶有被我們依賴的能力和意愿：Ta不單有能力提供支持，也愿意支持我們。這里的能力不單單指伴侶擁有的技能，也包含伴侶本身的生理、精神狀態，例如，如果你的伴侶酗酒，可能你會認為Ta是“靠不住”的。

第三個要素是信念，c. 信念意味著,即使在沒有充分的事實作為根據的情況下，我們仍然相信對方會繼續愛我們、關心我們。研究者提出，我們在親密關系中體會到的信念感，與人們在宗教中對神的信念感，是類似的。在“可預測”和“可依賴”這兩種信任中，人們對于是否相信伴侶還會經過一個頭腦中的判斷過程，可能從過去的經驗中總結出一些證據。但當信念發生時，我們對伴侶的信任不再需要任何理由。

在一段理想的親密關系中，會同時具備可預測、可依賴與信念三種信任的要素。然而在現實里，不是所有人都會擁有三要素，例如很多人缺乏了對伴侶的信念。

可預測型信任是信任的起點。而我們判斷的依據是伴侶過去行為的一致性。如果伴侶的行為時而穩定、時而變化多端，我們就很難對Ta進行準確的預判；或者“Ta變化多端“本身會成為預判，而這種預判會直接終止信任的發展。

而當我們冒著可能被對方拒絕的風險，向對方暴露出自己脆弱的部分（比如向對方求助、傾訴等等），并得到了他們正向的回應和支持，這時可依賴型信任就會發生。

學者指出，要產生信念，必須要滿足一個條件：我們主觀上能夠認為，伴侶之所以對我們好，是因為他們真誠地愛著我們，而不是因為伴侶這么做有利于他們自己。同時，也需要我們相信伴侶對我們的愛是獨特的，相信伴侶不會用同樣的方式去愛每一個人。由于信念是對伴侶情感的信任，心理學家認為擁有信念會給人們提供情緒上的安全感。

信任在親密關系中的作用

1. 信任伴侶讓人能更坦誠地自我暴露

心理學家Larzelere與Huston(1980)發現，伴侶之間信任程度越高，兩人越是能夠充分地自我暴露，更愿意讓伴侶了解自己內在的想法與感受。信任伴侶的人更少擔憂對方會作出負面反應；認為伴侶在了解自己真實一面后，還會一如既往地愛自己；也會更少壓抑自己想要自我暴露的愿望。隨著信任的提升，我們自我暴露的質量與頻率也會增加。

2. 信任讓伴侶在遇到沖突時傾向于正向歸因

信任程度會影響到伴侶們面對沖突時的表現。高信任度的人們在面對沖突時，對伴侶行為的歸因比較正向。歸因指的是我們對伴侶行為的解釋。正向歸因意味著當伴侶與我們發生沖突，我們會認為對方的行為總體而言是出于好意，而不是有意要傷害我們。就算我們因為沖突而情緒不好，對伴侶的評價也不會一落千丈。

中等信任程度的伴侶之間，會在信任與懷疑之間搖擺。當面對沖突，他們會希望能繼續信任伴侶，于是會緊緊抓住伴侶的正向行為，把這些行為解讀為關系可以持續的信號；但同時由于懷疑，他們又會從負面的角度解讀伴侶的行為，擔心那些行為是關系變壞的征兆。于是，為了消除自己對伴侶的懷疑，中等信任者會使用許多負面的應對方式（比如威脅、指控），來強迫伴侶把它們動機說清楚。

而在低等信任的伴侶之間，他們選擇回避沖突、表現出一種“虛假的良善”：他們不去嘗試溝通來尋找解決方案，而是雙方保持距離，以此來保證自己不會受到沖突的負面影響。表面上他們關系和睦，實際上兩人之間的問題只是被壓抑了下去，雙方對彼此懷有隱秘的怒氣。

所以如果你和你的伴侶經常爭吵，至少說明你們之間還是有一定的信任基礎的。

3. 信任簡化了親密關系中人際溝通的復雜性

如果沒有信任，我們可能就得在溝通過程中，不斷地對伴侶進行測試、分析、考察。但現實中，我們不可能做到每當伴侶說一句話，我們就去驗證對方話語的真實性，那樣會耗費過多的認知成本與時間成本。

哪些因素會影響人們對伴侶的信任？

1. 個人因素

a. 具備非整合能力的人對伴侶的信任更現實

非整合能力指的是“人們承受認知、情緒上的復雜性的能力”。具備這種能力的個體，他們能夠容許矛盾的信念、情感同時存在，并對此感到舒適；不會試圖通過操縱自己的價值觀與情感來消除矛盾。他們能夠接受“伴侶在大部分時間里是善意、真誠的，而在有些時候也可能會進行欺騙和傷害”。因為他們清楚現實中一個人不可能是純粹“善”的，總會有負面的部分，而且這是完全自然的。

而欠缺非整合能力的人，會傾向于對伴侶絕對信任或是絕對不信任。在他們看來，如果伴侶愛他們，就不可能傷害/欺騙他們；一旦對方造成傷害，就代表伴侶完全不愛他們。同時擁有互相矛盾的認知（“你愛我，但你也可能欺騙我”）所帶來的精神壓力，是欠缺非整合能力的人難以承受的。

2. 伴侶因素

a. 雙方的自我暴露程度越高，越信任伴侶

了解對方越多，越容易預測對方的行為。同時，伴侶的自我暴露往往會引起我們“響應式的暴露”，讓我們更愿意對伴侶傾訴內心的想法：“因為你對我不設防，作為回報，我也對你坦誠相待”。

此外，當我們對伴侶自我暴露得越多，并且在過程中得到了對方認真的傾聽與回應，我們會感到自己被伴侶接納，從而提升了我們對伴侶的可依靠型信任（Rempel et al., 1985）。

b. 伴侶和我們的差異性越大，越不信任伴侶

伴侶與我們的差異越大，越容易降低我們的可預測型信任。“相似”意味著“熟悉”，我們了解一個與我們類似的人會有怎樣的行為；而“差異”則意味著潛在的沖突，更容易引起我們的不確定感，比如“我們對感情的看法不一樣，Ta會和我想的那樣愛我嗎？”

這些差異可能體現在比較宏觀的層面；但也有時候，生活中一些細微的差異可能會引起我們瞬間的不信任感，比如你驚訝地發現自己和伴侶在裝修上意見不一，在那一刻，你意識到自己對伴侶的預判也不全都可信(Kirshenbaum, 2012)。

c. 一貫在小事上保持誠實

伴侶只在大事上保持誠實（例如，不出軌）是不夠的，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也維持一貫的誠實，才能獲得人們長久的可依賴型信任。如果伴侶在關系中時不時撒個小謊，次數多了后，我們也會認為伴侶是個不可靠、不誠實的人（Rempel et al., 1985）。

3. 關系中權力的失衡會降低人們對伴侶的信任

如果在關系中雙方的權力失衡，那么較弱的一方會不相信較強的一方。權力感的失衡可能來源于雙方客觀的差距，比如收入差距、家庭背景懸殊等等；也有可能是源于主觀的感受，比如“我覺得我配不上你”或“我覺得我愛得太多，在你面前感覺卑微”。

當人們覺得自己在伴侶面前更低微、更脆弱時，人會本能地對一切不放心。他們會覺得比起強大的伴侶，他們在這段關系中更容易受傷：因為一旦伴侶試圖傷害他們，他們會沒有力量去影響伴侶、讓伴侶停下傷害。

如何提升關系中的信任？

1. 和伴侶討論如何提升Ta的信任感

和伴侶坦誠地討論提升對方信任感的方法，比如詢問對方：“我做什么可以讓你更相信我？”如果你感到你做不到伴侶提出的標準，你需要坦誠地說“不”。不要為了討好伴侶而答應自己做不到的事、讓對方產生虛假期望；不然一旦你在將來達不到伴侶提出的這個要求，伴侶會因此感到你不可靠，反而降低了對你的信任。

2. 如果你撒了謊并被伴侶被戳穿，承認你撒了謊

如果你撒了謊而且被伴侶戳穿，你要立刻承認你撒了謊，不要過多抵賴。我們都有可能在生活中撒謊，但如果一味抵賴，伴侶可能會認為你做不到對Ta誠實，于是減少了對你的信任。在承認撒謊后，你需要真誠地道歉，并需要解釋自己說謊時的動機與考量，讓伴侶明白你是個總體可靠的人、不會無緣無故地撒謊。

3. 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言行一致

即使一件事微不足道（比如“明天提早下班”），一旦你答應了伴侶，就要盡量做到。如果你發現自己無法兌現承諾，要提前告知伴侶，而不是直接爽約、出爾反爾。信任是在一個一個實現諾言的瞬間逐漸積累起來的。

4. 在伴侶對你進行自我暴露時，傾聽并作出回應

當伴侶對你傾訴一些個人的感受與想法時，要給出“我在認真傾聽”的信號，包括語言信號（例如，及時的語言回應、復述對方說過的話、就對方說的內容進行提問等等）和非語言信號（例如點頭、表情的變化等）。這樣，伴侶會漸漸相信“如果我對你展現真實的一面，你也會對我作出尊重、善意的回應”，于是更敢于對你坦誠。

5. 為伴侶保守秘密

伴侶在私下里告訴你的、關于Ta個人的事，你要為伴侶保密，不要隨意地告訴他人，就算那個人是你們的共同好友也不行。在公開場合中，除非你的伴侶主動向別人提起關于Ta自己的事，不然你不要提起伴侶的私事。另外，即使伴侶在一些場合中、對一些人分享了Ta的個人信息，也不代表伴侶愿意與所有人分享。所以穩妥的做法是，不要隨意和其他人談論你伴侶的私事。否則伴侶不敢相信你會為Ta保守秘密，于是只好選擇對你隱瞞一些事。

通過今天的音頻我們想強調，不是只有在一些重大、關鍵的事件才能培養伴侶對我們的信任；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無數個微小的時刻，通過表現出我們的可靠和善意，讓伴侶產生信任感。這一個個瞬間，最終會積累起我們對彼此的信念。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很多人對他人的無法信任，歸根結底是無法相信自己。愿你能體會到相信，選擇相信，從而在瞬息萬變的生活里找到真正的安全感。

今日電影推薦：《忠犬八公的故事》2009年美國上映 豆瓣評分9.2

11月2日讀書心得

契訶夫《六號病房》or《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揭露了沙皇俄國像監獄一般陰森可怕，批判了不以暴力抗惡的主張。這部小說沒有眾多的人物。沒有復雜緊張的情節。以一間病窒為主要場景，以一對知識分子為主人公，以他們的爭論作為主要情節，卻揭示了深刻的主題思想。小說有意讓人物活動在病室這個有限的空間里，暗示第六病室就是俄羅斯大監獄的縮影，而這里的“病人”則代表著全體受苦受難的俄羅斯下層人民。

內容簡介：

知識分子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羅莫夫受盡生活的煎熬，對黑暗殘酷的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一次他因為看到一隊被押解而過的犯人而深受刺激，一下子明白過來：自己原來就生活在沙皇俄國這個大監獄里，而且永遠無可逃遁。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生活下去了，他每時每刻都感到被壓抑得透不過氣來，于是被關進了治療“瘋子”的第六病室。

醫生安德烈·葉菲梅奇·拉京剛來醫院時，想在周圍建立一種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現實里自己是多么軟弱無力。于是他干脆采取了逃避生活的途徑，躲在家里喝酒，看書，并形成了一種對現實妥協的自欺欺人的哲學。然而殘酷的現實，使拉京內心越來越苦悶和矛盾。在和格羅莫夫的爭論中他不由自主地被對方的激烈言辭和憤怒的抗議所吸引，漸漸覺悟和清醒過來。但是他很快也被當作瘋子關了起來，最終被迫害至死。格羅莫夫和其他人仍然被禁錮著，受著折磨，專制仍在延續。

創作背景：

第六病室原型就是薩哈林島（庫頁島），是當時沙皇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契訶夫在作品寫作之前對流犯和農民做了三個多月的實地調查，“除了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見了……我知道了許多東西……我覺得薩哈林島簡直是一座地獄。”他在寫給蘇沃林的心中說道。從此他更加關心政治，《第六病室》寫于1892年，正是庫頁島上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是當時俄國的縮影。這一時期，俄國農奴制己開始解體，但茍延殘喘的沙皇政府為了阻止這一進程更加強化了專制統治，正是由于時代處于動蕩不安的變革之中，所以這個時期的俄國黑暗、腐朽、令人窒息。而契河夫的描寫看似荒誕，實則真實，勾畫出一幅清晰而凝重的沙俄現實的輪廓，讓讀者對當時的黑暗社會有了形象而深刻的體會。

作品賞析：

思想性：荒誕中的批判

《第六病室》和契訶夫的許多作品一樣，沒有眾多的人物，沒有復雜緊張的情節，以一間病室為主要場景，以一對知識分子小人物為主人公，以他們的爭論作為主要情節，展現了一個什么都無意義的荒誕社會，控訴了那個病態社會對人靈魂的污染和性格的扭曲，從而發出了對罪惡社會的強烈抗議和對沙皇專制的有力批判。接下來我們試對作者的批判內容和方式進行詳細論述。

首先，契訶夫描述了一個荒唐怪誕的小城景象，他先展現了第六病室的惡劣環境：病室外雜草叢生，雜物亂放，“那些尖頭朝上的釘子、那圍墻、那廂房本身，都有一種特別的、陰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氛圍悲慘陰沉；病室里陰冷骯臟，鉛灰色的地板、冰冷的鐵窗，“酸白菜，燈芯的焦味、臭蟲、阿摩尼亞味，弄得房間里臭烘烘的，您一進來，這種臭氣就使您覺得仿佛走進了動物園”。而這個醫院的大致情況又是“病室里、過道上、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過起來。醫院的雜役、助理護士和他們的孩子，跟病人一塊兒住在病房里……整個醫院只有兩把外科手術刀，溫度計連一個也沒有。浴室里存放土豆。總務處長、女管理員、醫士，一齊向病人勒索錢財。安德烈·葉菲梅奇的前任是一個老醫師，據說私下里賣醫院的酒精，還羅致護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個后宮。”從這些描述中可見醫院的混亂和腐敗，但人們對此習以為常、滿不在乎，甚至有人還為此辯解，荒唐至極。安德烈·葉菲梅奇的話總結出了這個城市的荒誕面貌：“在這個城里的生活又無聊又煩悶，一般人沒有高尚的趣味，過著黯淡而毫無意義的生活，用強暴、粗鄙的放蕩、偽善來使這生活添一點變化；壞蛋吃得飽，穿得好，正人君子卻忍饑受寒。”人們失去了自己生存的目的和意義，“誰也不能保險不討飯和不坐牢”。

這個城市集體無意識荒誕存在的悲劇不是作者臆想出來的，它的原型就是薩哈林島（即庫頁島）。庫頁島是當時沙皇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1890年契訶夫在那對流犯和農民做了三個多月的實地調查，“除了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見了……我知道了許多東西……我覺得薩哈林島簡直是一座地獄。”他在寫給蘇沃林的心中說道。從此他更加關心政治，《第六病室》寫于1892年，正是庫頁島上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是當時俄國的縮影。這一時期，俄國農奴制已開始解體，但茍延殘喘的沙皇政府為了阻止這一進程更加強化了專制統治，正是由于時代處于動蕩不安的變革之中，所以這個時期的俄國黑暗、腐朽、令人窒息。而契訶夫的描寫看似荒誕，實則真實，勾畫出一幅清晰而凝重的沙俄現實的輪廓，讓讀者對當時的黑暗社會有了形象而深刻的體會。

其次，契訶夫通過對人物遭遇的描述，尤其是對伊萬·德米特里奇和安德烈·葉菲梅奇這兩個主人公的刻畫，集中批判了主張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國國家機器的荒唐可笑。關在第六病室的五個人，被限制在狹小陰暗的病室里活動，“除了理發師以外，誰也不到廂房里看一看。病人們注定了一天到晚只看見尼基達一個人”。而尼基達是一個退役老兵，“嚴厲而枯瘦”，“氣度威嚴、拳頭粗大”，經常以維持秩序為由，粗暴地打他們。這些病人不但沒有受到合理的治療，反而還要遭到虐待和剝削，悲慘的生活日漸摧殘他們的心靈，讓他們成為行尸走肉。伊萬·德米特里奇在這些病人中是獨特的，他本是一個有理性、有見解、愛思考的知識分子，由于生活在那愚昧、昏沉、黯淡的專制社會里，內心長期受到壓抑，精神憂郁苦悶，疑心重重，“覺得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團在追他”，便患上了被虐狂，被關在了第六病室，受著非人待遇和壓迫。可以看出，是社會將他逼瘋的，他和那些病人都是社會的犧牲品。而伊萬·德米特里奇認識到了這一點，當他清醒時和安德烈·葉菲梅奇的辯論中，我們能讀出他的反抗和掙扎，這是個狂人的形象，作者借他之口批判了專制社會的黑暗和恐怖，但也表達了他的希望：好的時代遲早會到來的。

在伊萬·德米特里奇的身上，作者表現了沙皇政府的殘忍和恐怖，而在安德烈·葉菲梅奇的身上，作者更多的是諷刺沙皇政府的腐敗荒唐。安德烈·葉菲梅奇剛從大學醫學系畢業分配到這個城里當醫生，開始工作時勤勤懇懇，有正義感，對醫院里的混亂情形和道德敗壞看不慣，好提意見。可是時間一長，他發現一切照舊，從此，他感到了乏味，工作便日益懶惰，也變得庸俗起來。在和伊萬·德米特里奇的談話和平時生活中，他經常宣傳托爾斯泰所向往的“自己內心的平靜”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奉行托爾斯泰主義的忍受哲學，不去抗爭。結果只因和伊萬·德米特里奇談了幾次話，親身體會到真實社會的無情和殘酷后有了清醒的意識，便被同事利用，關進了第六病室，因抗議遭到尼基達的暴打后中風而死。他體現了俄國文學傳統中“小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格，善良卻軟弱，明明意識到社會的丑惡，卻沒有勇氣去驅除它，改變它，而是抱著消極態度，以至使自己由一個厭世者變為混世者，最后成為罪惡社會的犧牲品。對于他身上所體現的托爾斯泰主義，作者通過伊萬·德米特里奇之口進行了嚴肅的批判態度:“好方便的哲學，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覺得自己是大圣大賢。……不行,先生,這不是哲學,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開闊,而是懶惰，是托缽僧（注：沿街乞討者）作風，渾渾噩噩的麻木。”指出了不抵抗論的荒謬。從安德烈·葉菲梅奇的變化和遭遇中，契訶夫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強烈的批判：明明是有著清醒思想的醫生，卻被關進了瘋人院；明明是在不正規的測試后被騙進瘋人院，俄國專制政府的法律上卻“明白地說著不經審判不能剝奪人的自由”。從這些荒誕的事件里，我們不難看出沙俄專制社會法律的荒唐，國家機關的可笑，專制社會的腐朽、黑暗，病態社會對人的摧殘之深，因此《第六病室》的控訴是有力的，批判是無情的。

契訶夫的這種創作風格和表現手法，對我國作家魯迅《狂人日記》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第六病室》和《狂人日記》極大的相似性中可以看出。這兩篇文章都是作者在對現實的考察反思后的產物，通過對當時真實荒誕的社會現象的描摹來批判專制政府的殘酷和腐朽。

《第六病室》里的伊萬·德米特里奇和《狂人日記》里的狂人都對當時的專制社會做出了病態的反映：一個是被虐狂，整天擔心人家要來抓他，一個是迫害狂，整天覺得別人謀劃著吃掉他。他們雖然都被恐懼折磨著，甚至發瘋發狂，但他們都看清了當時生活的愚昧庸俗，社會的強暴冷酷，都不甘心處于被奴役被壓榨的地位，他們奮起反抗，進行斗爭，寄希望于將來。他們的批判都不是通過重要的大事、有影響力的大人物和極富情節性的故事來體現，而是從生活中無聊的瑣事、社會上不起眼的小人物和一些片段連綴成篇里去挖掘人性，反映現實，從而進行深刻而普遍的批判，有極強的藝術概括力。

總之，《第六病室》是契訶夫極富批判性的作品之一，是他創作道路上的重要轉折點，從《第六病室》起，契訶夫作品中對丑惡現實的暴露和批判明顯增強，這從他以后的《農民》《出診》《套中人》《醋栗》等名篇里可以得到映證，這里不再做相關論述。

作為創作期適逢托爾斯泰影響最盛的時候，契訶夫沒有被托爾斯泰的文學濃蔭籠罩住，而是不斷求索，不斷創新，開辟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和托爾斯泰并肩構成了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最后的高峰。而《第六病室》，就是他探索創造中的起點之一。

從《第六病室》看契訶夫的思想轉變

19世紀末的俄國思想界是極其混亂的。民粹派的失敗使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俄國的第二次革命高潮被鎮壓下去,革命轉入低潮。此時，各階層人士都在急驟地分化。在解放運動中一直走在最前列并起過重大作用的俄國知識界更是動蕩不安，面臨巨變。他們在時代的潮流中，有的墮落變節投入反動勢力的懷抱，有的彷徨動搖找不到前進的路標，有的茍且偷安墮入小市民庸俗生活的泥潭，但是也有的在苦苦地思考，尋求救國救民之道。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精神狀態，充分體現了俄國19世紀80年代的時代特征。而生活在這個復雜、黑暗又多變時代的契訶夫的思想也出現了搖擺，在這樣一個環境下，知識分子該怎么做？契訶夫在他的《第六病室》中進行了思考。

一、拉京與“托爾斯泰主義”以及早期的契訶夫

拉京是第六病室所在醫院的院長，“他年輕時篤信上帝”，所以剛來醫院時就吃驚于醫院的混亂：醫生們中飽私囊、病人得不到有效救治、醫院衛生條件極差。年輕氣盛的他本想勵精圖治，變法改革，可不久他就發現自己能力的有限，并為自己的逃避找借口，把病人們遭受的痛苦視作理所當然。“種種偏見和所有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卑鄙齷齪的丑事也是需要的，因為久而久之它們會轉化為有用之物，正如畜糞變成黑土一樣。這個世界上沒有一種好東西在它開始的時候不帶有丑惡的成分”。“既然死亡是每個人正常合理的結局，那又何必阻止人們去死呢？”于是，拉京就這樣放棄了自己起初的社會理想，開始整日沉浸在自己的書齋之中，“他讀很多書，總是讀得興致勃勃。他的一半薪水都用來買書，六間一套的寓所有三間堆放著書和舊雜志”。他對病人的痛苦視而不見，工作常常交差了事，而除了讀書，他每天都在思索著五花八門的形而上的問題，“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人類智慧最崇高的精神表現之外，一切都無足輕重、沒有意思……”就這樣，久而久之他變得孤獨、驕傲、不屑與平庸為伍。

不久后，拉京陰差陽錯地來到了第六病室，在和格羅洛夫的交談中，他更視精神為至上，認為只要精神高潔就無所畏懼，“在溫暖舒適的書房和這個病室之間沒有任何差異”，“人的安寧和滿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內心”。

從上述拉京的言談中，我們不難和“托爾斯泰主義”聯系起來，即“勿以暴力抗惡”，力圖建立在宗教道德基礎上的為上帝、為靈魂而活著，愛一切人，通過“道德的自我完善”擺脫罪惡，使人類達到“最后的幸福”。所以一般認為，拉京就是“托爾斯泰主義”的代言人。

契訶夫早期也同樣不過問政治。正如他在1888年10月4日寫給普列謝耶夫的信中說的：“我心目中最神圣的東西是人的身體、健康、智慧、才能、靈感、愛情、最絕對的自由———免于暴力和虛偽的自由，不問這暴力和虛偽用什么方式表現出來。”同年，他在寫給蘇沃林的信中也說過類似的話：“藝術家不應當做自己的人物和他們所說的話的審判官，而只應當做他們的不偏不倚的見證人。”由此可見，這時的契訶夫與那個在書齋中整日思考形而上問題的拉京極為相似，是一位“托爾斯泰主義者”。

早期契訶夫的“托爾斯泰主義”信仰，在他1886年的作品《好人》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小說中薇拉的“勿以暴力抗惡”的觀點把她的哥哥符拉基米辯得啞口無言。另外，他的《乞丐》《邂逅》《哥薩克》同樣也是表現托爾斯泰思想的小說。

二、拉京的“瘋”與契訶夫的“自我發現”

拉京醫生一向被認為是早期契訶夫的化身，契訶夫書信和小說的顯示，拉京身上確實有庫頁島之行前契訶夫的影子。但身為“勿以暴力抗惡”的提倡者，拉京醫生為什么會被抓進禁閉“異己者”的第六病室呢？

評論者普遍認為拉京醫生被關進第六病室是因為俄專制社會的荒謬，如朱維之版《外國文學簡編》里就敘述道，“拉京也被誣告為‘精神病人’關進了第六病室，照例遭到看門人的毒打。這時拉京才醒悟過來，認識到‘不抗惡’是錯誤的，但是為時已晚”。但拉京真的是因“誣告”而被送去了第六病室嗎？抑或是他真的“瘋了”嗎？

在遇到格羅洛夫之前，拉京醫生的世界是一個十分穩定體系，讀書、喝茶、訪友，過得平靜自足。他此時的行為舉止是符合社會規范的。然而在第一次與格羅洛夫交談之后，他回到了家，“一直想著伊凡·德米特里”。就此，他穩定的生活開始動搖了，他愛上了與瘋子格羅洛夫交談。拉京在與格羅洛夫交談之中對自己的信念是確信的，并時時指責格羅洛夫，如“您是個有思想、愛思考的人。在任何環境中您都能找到內心的平靜”。表面上，拉京還是以前的他，但實際上，拉京已經在潛移默化地改變了，開始偏離人們認定的正常生活軌跡了，他最后邁進了第六病室，正是因為他“瘋”了，而不是被誣告。

他的改變表現在幾處。首先，“安德烈，葉菲梅奇發覺周圍有一種神秘氣氛。醫院里的勤雜工、護士和病人遇見他時總用疑問的目光看他幾眼”。得知醫生愛與格羅洛夫交談之后，常人肯定會覺得異樣，然而這里的重點卻是，一向不在乎他人眼光的醫生，開始“發覺”異樣的氣氛了。第二，“他的同事霍博托夫來過兩三次，他也建議戒酒，而且無緣無故推薦他服用溴化鉀藥水”。溴化鉀藥水是一種鎮靜劑，那么此時，醫生的精神是否開始紊亂了呢？第三，上面派人來考察他之后，“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為醫學感到惋惜和悲哀”，那個對工作敷衍了事的醫生變了。在他的穩定生活和精神被打亂后，他打算去旅行。但是，在一路上他都感到不安，他挑剔起他的朋友來，“醫師走路，參觀，吃飯，喝酒，但他只有一種感覺：討厭米哈伊爾·阿韋良內奇”。同時，也挑剔起了自己，“他照樣不出旅館，躺在沙發上，生自己的氣，生朋友的氣，生那些怎么也聽不懂俄語的仆役的氣”。他對朋友發怒，又常常陷入無處逃避的種種積郁之中，他問自己，“頭腦和分寸跑哪兒去了？通情達理和明哲的冷靜跑哪兒去了？”這時，我們不禁想起了醫生先前對格羅洛夫說過的話：“在哪里都一樣。”

醫生種種怪異的行為讓我們不得不懷疑：表面上試圖用自己的理論指導格羅洛夫的醫生，是否反而受到了格羅洛夫思想的影響，變成了和格羅洛夫一樣的人？

人們通常是把格羅洛夫和拉京看作俄知識分子兩種立場的代表者，也就是斯拉夫派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但是這種看法卻只是把拉京醫生做了簡單的歸類，并沒有看到他前后的變化。契訶夫在1890年的庫頁島之旅后，思想發生了轉變，他在寫給蘇沃林的信中說：“理性和正義告訴我，電和蒸汽機比貞潔和拒絕肉食更能體現人類的愛。”契訶夫就是在這之后漸漸否認了自己信奉的“托爾斯泰主義”。于是，人們也常常把拉京的人生哲學視作前期契訶夫的思想，把格羅洛夫的思想視作后期契訶夫的思想，把他們簡單地分為“犬儒哲學和積極人生觀”。但我們通過觀察拉京的前后變化，我們又何嘗不可以做這樣的解釋：契訶夫并不是簡單把自己寄于兩個人身上，而是寄于拉京一個人身上。拉京雖然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向格羅洛夫靠攏，但他確實在無意識中改變了，是同契訶夫一樣的轉變軌跡。

三、契訶夫“自我決裂”的意義

彼得大帝的改革使沉默而古老的俄羅斯分裂。俄羅斯究竟是應該恪守斯拉夫傳統還是向西方靠攏？這場爭論在19世紀中后期的俄國仍舊不休，眾多作家和知識分子都陷入了這場爭論的漩渦。斯拉夫派的提倡似乎會讓俄羅斯陷入貧窮和愚昧之中，但激進的改革卻造成了俄羅斯整個文化的分裂，消極意義持續至今。而托爾斯泰的思想以及“托爾斯泰主義”顯然也并非像我們之前理解的那樣簡單。因此，在此處討論契訶夫的政治立場，再去評價他的選擇對錯并無多大意義。

契訶夫“自我發現”、改變自己所信奉哲學的意義就在于他那份自我決裂、走出自己執迷的道德的勇氣。而在契訶夫的許多作品中，都是對“沉溺”“執迷”這樣的精神狀態的反諷，如《小公務員之死》《裝在套子里的人》等，里面主人公的悲劇都是因為其病態地陷入自己的一種情緒和道德信仰之中。而至于拉京，雖然其最后的結局仍然是慘痛的，但不管他是作為“托爾斯泰主義”也好，早期契訶夫的化身也好，他都在往另一種生活狀態發展，不再麻木不仁、故步自封，而是對生活有了知覺，開始不滿足，但正在這時，他被送進了病房。他的死，或許是對他前期“不以暴力抗惡”哲學的殘酷懲罰，也或許是契訶夫對開始轉變的拉京以及格羅洛夫等人的質疑，所謂的革命者已被當作瘋子，被關在暗無天日的病房內。這說明契訶夫“自我決裂”后并沒有盲目地走向另一邊，而正是這般的搖擺不定、這樣的質疑精神才是契訶夫深刻的原因。

《第六病室》并不是簡單揭露了沙皇俄國的黑暗以及專制社會對人的壓抑和迫害，契訶夫塑造拉京這個人物，描寫他對自己信念的固守、搖擺以及最后的悲劇，不是在確認哪一種政治選擇是正確的，而是在展現人的豐富以及人在有意或無意中的自我發現和自我決裂。這樣看來，契訶夫的小說并非是要如托爾斯泰一樣去探究人生與世界的真相，而是更多地關注人對自己所執迷信仰和道德的沉溺與突破。正如他本人的經歷一般，能在“自我發現”后突破自己，在質疑中走向深刻。

讀后感：今天是訓練營的第63天，今日小理論是：信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