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愛錄（十一）
原文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
?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后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
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后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于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于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于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后，《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后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于《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 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為圣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
?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后明，是歇后謎語矣。圣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圣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圣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圣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孔子刪《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后儒卻只要添上。”
? ?愛曰：“圣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后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譯文
徐愛問先生，如何評價王通和韓愈二人。
先生說：“韓愈是文人中的佼佼者，王通則是賢者大儒。后世之人僅從文章詩詞方面考量兩人，推崇韓愈，實則韓愈相較于王通差得遠了。”
徐愛問：“那么，王通為何會犯仿作經書的過失呢？”
先生說：“仿作經書恐怕也不能全盤否定。你來說說，后世儒者著書立說、闡述經典，與仿作經書相比怎么樣？”
徐愛說：“后世儒者著書講經，當然有追求名利的私意，然而主要的目的卻在于闡明圣賢之道，而仿作經書就純粹是為了個人的名聲。”
先生說：“以著書的方式來闡述經典，又是效仿誰呢？”
徐愛說：“效仿的是孔子通過刪述《六經》來闡明圣賢之道。”
? ?先生說：“那么王通仿作經書就不是效法孔子了嗎？”
徐愛說：“著書闡述經典對于圣賢之道總會有所發揚，而仿作經書則只是在形跡上模仿，對于圣賢之道恐怕沒有任何補正。”
先生說：“你認為闡明圣賢之道，是使得道理返璞歸真，見之于平常生活呢？還是用美艷的言辭嘩眾取寵呢？天下大亂的原因，就是由于空洞的言辭泛濫，而切實的行為卻衰敗了。如果圣賢之道彰明于天下，孔子就不必刪述《六經》了。而孔子之所以如此做，實在是因為不得已而為之。自從伏羲畫八卦，到文王演卦、周公作辭，中間闡釋《易》的著述，如《連山》《歸藏》等，數不勝數，可是《易》中的道理卻變得混亂。孔子發現世上崇尚文辭的風氣日盛，知道《易》的學說將沒有窮盡，故而采用文王、周公的學說加以闡發，并將之作為《易》之正宗。從此，紛繁復雜的學說均被廢棄，而天下闡述《易》的學說得以統一。其余《五經》的情況，也是如此。《尚書》從《典》《謨》之后，《詩》從《周南》《召南》之后，像《九丘》《八索》這類浮夸的辭章，多達上千篇。《禮經》《樂經》中關于事物以及規則的解釋更是多到數不甚數。孔子對此也都進行了刪削、訂正，然后奇談怪說才得以廢止。像《尚書》《詩經》《禮經》《樂經》等典籍，孔子何曾在其中加過一句話？而現在《禮經》中的許多闡釋，大都是后世的儒者穿鑿附會所加，早已不是孔子所刪定的版本了。至于《春秋》，雖然都說是由孔子所作，但其實是魯國史書中的一些舊的文獻。所謂‘筆’，也就是抄錄舊文；所謂‘削’，就是刪除繁雜。都是有所刪減但并無增加的。孔子刪述《六經》，是害怕繁雜的文辭惑亂天下，想要簡易卻很難做到，使天下之人務必去其繁文而求其實質，而不是用文辭來教化天下。《春秋》以后，各種繁雜的文辭日益盛行，天下也就更加混亂。秦始皇因焚書得罪了天下的讀書人，固然是出于一己的私心，也確實不應該焚毀《六經》。但如果當時秦始皇的目的在于彰明圣賢之道， 那些離經叛道的書籍統統焚毀，倒正合了孔子刪述《六經》的用意。自從秦漢以來，崇尚文辭的風氣又日益盛行，要想根除這一風氣恐怕不可能了。只能效法孔子，選取那些與《六經》的道理接近的加以宣傳表彰，這樣其他異端邪說就會慢慢自行滅絕。我不知道王通當時為何要仿作經書，卻對這一事跡深有同感，認為即便圣人重生，也不會改變王通的做法。天下沒有治理好的原因，就在于文辭盛行而實行衰敗。每個人都提出自己的見解，新奇的觀點競相高下，眩惑人的耳目以得到名聲。而這只能混淆天下人的視聽，使得天下靡亂相爭、崇尚文辭，以求得在世上出名，卻不再知道還有實事求是、返璞歸真的做法。這都是由那些著作闡述經典的人所開的風氣。”
? ?徐愛說：“著述也有不能缺少的理由，例如《春秋》這部典籍，如果沒有《左傳》作為注腳，恐怕也很難理解。”
先生說：“《春秋》的微言大義如果必須要有《左傳》才能明白，那就變成猜謎語了。圣人為何要寫這些晦澀難懂的文章呢？《左傳》大多是魯國史書的舊文，如果讀《春秋》必須參考《左傳》才能明白，那孔子又何苦要把魯國史書刪改成《春秋》呢？”
徐愛說：“程頤先生也曾說過：‘《左傳》就好比一個一個的案子，而《春秋》則是對案子的裁斷。’比如《春秋》記載著殺某個國君、征伐某個國家，如果不明白這些事情的經過，恐怕也很難做出裁斷。”
先生說：“程頤先生這句話恐怕也是沿襲后世儒者的說法，沒有真正領會圣人寫這些經典的本意。比如寫‘弒君’，那么殺害國君本身就是大罪，何必要問他殺害國君的詳情？征戰討伐的命令應當由天子發布，書中寫‘伐國’，就是諸侯擅自討伐某國，這本身便是大罪，何必要問討伐某國的詳情？圣人闡述《六經》，只是為了端正人的心思，只是要存養天理、去除人欲。對于存養天理、去除人欲的事情，孔子曾經就說過。有時候學生來請教，就因人而異來講解。但也不肯多說，因為擔心學生們專注于言辭表達。所以孔子說‘我不想說什么了’。如果《春秋》里都是一些放縱私欲、泯滅天理的事 情，又怎么能夠詳細地告訴世人呢？這豈不是教導人去作奸犯科嗎？所以孟子說：‘孔子的門下不記述齊桓公、晉文公的事跡，所以他們征戰侵伐的事情就沒有流傳后世。’這是孔子一派的家法。后世的儒者只是去討論霸道的學問，所以他們要去了解許多陰謀詭計的事情。這全都是出于功利之心，與孔子刪述《六經》的宗旨背道而馳，怎么能夠想得明白呢？”
? ?先生接著感慨道：“除非是與天同德的人，否則不能輕易和他們講這些道理！”
先生又說：“孔子說：‘我還能見到史書上有存疑而未記錄的地方。’孟子說：‘完全相信《尚書》，還不如不看《尚書》。我只從《武成》篇里取兩三卷來讀讀而已。’孔子刪述《尚書》，對于堯舜以及夏朝四五百年的歷史也不過保存了數篇，這難道是因為沒有更多的事情可以記述了嗎？但孔子只記述了這么幾件事，他的目的和用意可想而知。圣人只是要刪掉那些繁雜的文字，后世的儒者卻硬生生地又把繁文添了上去。”
徐愛說：“孔子刪述《六經》，只是要去除人欲、存養天理。比如春秋五霸以后的事，孔子不想詳細告訴世人，固然是這個道理。至于堯舜以前的事，為何也記載得十分簡略呢？”
先生說：“上古時代離孔子已經很久遠了，事跡也十分模糊，流傳下來的很少。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時的民風淳樸，沒有浮夸文飾的風氣，這就是上古時代的社會狀況，不是后世所能比擬的。”
徐愛說：“像《三墳》一類的書，也有流傳下來的，孔子為什么都刪掉了呢？”
先生說：“即使有傳下來的，也與時事的變革有所不合了。社會風氣更加開放，文采更勝以往，到了周朝末年，即便想要恢復夏商時期的淳樸風俗，也已經不可能了，何況恢復到堯舜的時代呢？更不必說恢復到上古時代的風俗了！雖然各個時代的社會治理有所不同，但所遵循的道理卻是一致的。孔子遵循堯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文王、武王之道即是堯舜之道。只是因為時代不同，社會治理也有所不同，所施的教化與所設的政令自然也不同。即便把夏商時代的制度政令在周代推行， 恐怕也不合時宜了。所以周公對于大禹、商湯及周文王的制度都有所研究，遇到有不合時宜的地方就反復琢磨，以至于夜以繼日地思考。更何況上古時代的典章制度，又怎么能夠恢復施行呢？這就是孔子為何要刪述上古時代之事的緣由了。”
? ?先生又說：“只采取無為而治的措施，不如像三王那樣因時制宜地治理。如果一定要恢復實行上古時代的典章制度，就是佛家和道家的觀點。如果能因時制宜地治理，但不能像三王那樣本于大道，而是出于功利的心態來推行治理，則是春秋五霸以后的社會治理了。后世的儒者討論來討論去，只是講如何實行霸道而已。”
無住居士感悟
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后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自古至今，大道未變，然而大道之用需因時因地而變。圣人都是守大道而變小節。完全照搬古圣先賢，則不合時宜，在當下行不通；完全迎合時俗，則遠離大道，不能長久。
所以，春秋五霸，只霸一代，這就是完全依賴君主和權謀的結果，秦國一統天下，卻二世而亡，這是因為商君之法乃戰時之法，而秦國君主嚴守成法，大一統之后的國家治理和戰國互相征伐時的國家治理情勢已然不同，如果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商君之法缺乏反脆弱性。至于漢唐宋明，則是儒法并用、間雜黃老、亦用權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是復雜的，因為心之本體是無善無惡的，治理社會就是治理人心，要合于天道，秉持天道，但要因時因地因勢而變通，沒有絕對善，沒有絕對的惡，人心因時因地因勢而變，所以，沒有萬世不易之法，沒有萬世不易之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