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大腦是如何被影響的
盡管這看上去有悖邏輯，但大腦的發育卻是通過自殺來實現的。出生伊始，你的大腦有著數十億個神經細胞，可待你成年之時，大約只有一半活了下來。神經細胞的過度產生及其后來的削減，正是哺乳動物大腦發育的一個標志特征。大部分神經細胞如果不被使用，便注定要死亡，這種生物過程叫做“細胞凋亡”。由于你的大腦將資源都用在了確實需要的地方，這就使得大腦工作得更有效率。人們普遍認為大腦不會改變，殊不知再沒有比這更錯誤的認識了。事實上，你的大腦總是在改變。真正的問題是，你該怎樣引導并利用這種改變？
我們清楚地知道，麻醉品會影響大腦。它們有時會殺死細胞，有時則會讓受體活動、神經遞質功能甚至支持細胞活動發生更為微妙的改變。要理解這個，我們需要探討一下“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這個術語，即人的大腦是可塑的。這里的“可塑”是指大腦并不是靜態的，它確實會受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你在一年前所擁有的大腦并不是你今天的大腦。事實上，你的大腦無時無刻不在改變。這樣說是有道理的，因為你也處于持續不斷的變化中。
體驗或純粹的思考行為確實能夠改變大腦。
巴斯庫爾-里昂讓另一組人在腦海中進行即興重復演奏，即讓手和手指保持完全靜止，僅僅在想象中進行即興演奏。令人驚奇的是，快速經顱磁刺激結果顯示，這組人的大腦中負責手指運動的那部分區域也出現了大幅度的增長和擴大。可見，光是一種想象行為（也是思考行為）就能改變大腦的物理特性。研究同樣表明，在人們用抗抑郁藥改善抑郁后所出現的大腦變化也會在有效的談話治療后出現。此外，威斯康星大學的一項針對僧侶的研究表明：冥想使這些僧侶的腦波活動出現了持久而有益的改變。綜上所述，某些談話療法能夠治療大腦，冥想也能讓大腦產生暫時的或是持久的改變。
情緒：積極情緒更多地涉及前額葉皮質左部的大腦活動，而消極情緒則傾向于激活前額葉皮質右部。實際上，一項十分有趣的研究已經表明，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會對決策產生不同的影響，我們可以在查看功能性腦成像圖時發現這種差異。然而，就算不理解積極情感和積極思考的腦科學，我們仍然可以找到很多好的理由去注重積極的東西。整個積極心理學都是圍繞“關注積極的東西能夠為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大改觀”這一觀點而建立的。快樂的人比不快樂的人表現得更好，他們能創造更多成果，一些研究甚至表明他們能夠活得更久。對心境（mood）的研究表明，積極的情緒能夠改善你的思考能力、記憶能力以及與他人建立社交關系的能力，這些能力對于擺脫渴求來說相當重要。例如，光是認真負責的態度就能提高你擺脫消極情感并恢復積極情緒的能力。研究還顯示，積極的情緒會增強復原力（resiliency） ，使人們產生積極的想法，改善記憶和思考能力以及各種社會關系。此外，積極的思考也能改善情緒、記憶、社會關系以及認知功能。你大概已經聽說過那些處在一種向下的螺旋運動中并且抑郁消沉的人。可是，我在此描述的卻是一種向上的螺旋運動，對你來說，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盡可能地將你的思想和情緒聚焦在積極的事物上。
身體：最近，一項針對18例涉及該主題的研究而進行的元分析表明，身體健康可以提高認知能力，并且，這在提高執行能力方面最為明顯（正如我們在第三章中做出的解釋，大腦的這項功能對于成癮及其康復來說十分關鍵）。這種現象甚至也出現在年齡較大的小提琴初學者身上，這就證實，雖然改變在你年輕的時候更為容易，但你永遠都可以通過簡單的行動來改變并改善你的大腦。
大量證據表明，兒童時期的體驗也會影響到大腦的發展，無論是從消極的層面（貧困、軀體虐待、情感或心理虐待、性虐待、忽視等）還是從積極的層面（愛、憐憫、投入及互動等）來看均是如此。例如，在前語言期（preverbal）的兒童當中，比起首要語言來源為電視的孩子，其母親與之說話的孩子能夠更早地獲得語言能力。童年早期的介入[7]能夠改善智力和功能，甚至在這種介入已經結束幾十年后也是如此。
b.羞愧
在那些遭受渴求的人中，羞愧是極為普遍的。《治愈羞愧，擺脫束縛》（Healing the Shame That Binds You）一書中，他對這種經歷進行了描述。根據他的假設，“對進食失調的放任”本質上是對那些會導致羞愧的人際關系需求的一種替代。換句話說，在這些人那里，被愛、被撫育、被照料的欲望是不被接受的，它們不可避免地與羞愧聯系在了一起。于是，食物成為了一種代替物。正如布拉德肖所寫的：食物永遠不能填滿渴望，并且，隨著渴望發展成羞愧，人們會用更多的食物來麻痹這種羞愧。這種元羞愧（meta shame），對偷偷進食和大吃大喝的羞愧是一種情感的轉移，它把對自我的羞愧轉變成了對食物的羞愧。
盡管人們有時不加區分地使用“內疚”（guilt）和“羞愧”（shame）這兩個詞，但是從心理學角度或治療角度來看，這兩個詞截然不同。雖然大多數人并未表達出這種差異，但他們似乎已經有所意識。在成癮治療界，我們將羞愧看作這樣一種感覺：你覺得自己有一些非常嚴重的根本性缺陷，這讓你變壞并且不配得到愛。“我是一個壞人”，這就是羞愧背后的核心想法。而另一方面，內疚則是你感覺自己做了錯事。這里的核心想法是“我做了一些我本不該做的事”。內疚通常是一種健康的情緒，它讓我們知道：我們需要處理好與某人的關系或是在未來改變自己的行為。然而，羞愧卻不能給我們帶來補償，不能帶來糾正性的行為并以此打消“自己是個壞人”的想法。用這種方式來看待羞愧和內疚的話，內疚并不會危及一個人最核心的自我認同感。可是，羞愧卻會給對人們來說最為重要的價值感和重要性造成毀滅性的破壞，讓人們無法有尊嚴地作為一個完整的個體而生活。
羞愧者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堵“情緒之墻”。在觀察者看來，他們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任何情緒，他們看上去鎮定自若，對那些會讓大多數人體驗到（或表現出）強烈情緒的情境，他們似乎無動于衷且擁有免疫力。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出，那些表現出自憐或自厭的人實際上是在克制羞愧。但是，要看到那些情緒上無動于衷的人藏在其超然和堅強外表之下的羞愧卻要困難得多。然而，無論如何，若想獲得任何形式的解脫，應對羞愧是關鍵。由于羞愧讓人不適，許多人都設法避免它或聲稱它并不存在，就連心理治療師也同樣如此。曾見有過許多這樣的情況：治療師往往由于自己對羞愧這一話題感到不適，于是便以一種極為簡單的方式來進行治療。一旦發現患者表現出羞愧或是流露出任何相關跡象，治療師便會避開話題，試圖將話題引到另一方面或是信口開河地敷衍過去。例如，患者有可能會表達出一種讓人羞愧的想法或信念（口頭地或非口頭地），每當這個時候，治療師便會立馬跳出來，設法說服患者這并不是事實——即是說，他其實是一個好人。在收到這樣一種回應之后，患者的體驗并未得到認可，真正的問題被回避了，羞愧仍在暗中滋生。最初的羞愧還在那里，現在又多了患者因最初的羞愧而產生的羞愧。
從臨床學角度來看，羞愧似乎既是成癮行為的一種促成因素，又是成癮行為的一種結果。正如我們將在下文中探討的，唯有愛能驅散羞愧。
c.宗教
我曾治療過幾百名患者。對那些已處于人生第二階段（即35歲以上）的人來說，問題的癥結毫無例外地都在于他們無法對生活采取一種宗教的態度。——卡爾·榮格（Carl Jung）
當患者經歷抑郁、焦慮、憤怒、怨恨、恐懼、壓力、悲痛和失敗時，他們的渴求出現得更為頻繁、更為強烈。同樣，根據我的經驗，在這些情緒最為強烈的時候，渴求是非常難以抗拒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常常會屈從于自己的渴求，以致出現了更多的情緒問題。可悲的是，人們越是用力抵抗，渴求就越是惡化。我們無法通過與渴求作戰來解決問題，我們只能讓自己有所成長從而超越渴求。可到底該怎么做呢？
在宗教、精神性（spirituality）和成癮三者之間有著一種深刻的聯系。許多大型宗教都禁止或不鼓勵迷醉物的使用。而另一方面，為了獲得更深層的精神聯系，許多世界宗教、神秘儀式或修行實踐都會使用迷醉物或是利用迷醉行為。
在榮格看來，生命中最重要且最根本的問題不可能得到解決，它們只能隨主體的成長而不再引起注意。他指出，為了實現這種成長，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意識層面，隨著某種新的、涉及面更廣的興趣的出現，主體將朝著這個新的超越方向進行探索，舊的問題便會逐漸暗淡并隨主體的成長而不再引起注意。
從很多方面來看，這其實就是很多團體成員用來“解決”其各類問題的方法。酗酒者的問題表面上看來是因為無法控制飲酒行為而出現的，但他們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似乎同飲酒沒有任何關系。利他主義、樂于助人、更廣大的精神目標，這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最后，以一種看似毫不相關的方式，他們竟漸漸失去了飲酒的欲望，這同榮格所描述的如出一轍。紐約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馬克·蓋蘭特（Marc Galanter）是一位著名的成癮治療專家，他將這種過程稱為“解脫效應”（relief effect）。他觀察到，通過獲得（經由集體參與）精神上的意義并將其加于自身體驗上，人們可以從心理痛苦中得到解脫，而這種賦予并獲得意義的做法也在此過程中受到了強化。
許多研究顯示，遭受成癮折磨的人只具有很低層面的精神性和宗教虔信，他們的生活常常缺少目的或意義。看起來，這兩個結論最顯而易見：第一，宗教群體有較低的成癮率；第二，需要治療的成癮群體的宗教虔信和精神性層面較低。我們能從這些結論中推斷出什么呢？首先，宗教有一種保護作用（但并非是絕對的保護）；其次，低層次的精神性是促進成癮發展的危險因素。從研究角度看，我們仍然不清楚皈依宗教或宗教活動的增加是否能減少物質濫用的危險，我們也不清楚它們是否能增加康復的幾率，但確定無疑的是，這正是許多選擇用這種方式來獲得康復的患者的普遍經驗。根據對渴求者的治療經驗，采用精神療法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從渴求中得到一種令人滿足的、讓人喜悅的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