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寶木笑
歷史從來都帶有某種“原罪”，比如人們在內心深處會有著一定質疑，我們今天看到歷史真的就是當年的真相么？而且大部分歷史作品因為體例所限，內容形式不免枯燥，與讀者有著天然的距離。上述情況或者說瓶頸也同樣適用于藝術史，加之繪畫、音樂等藝術門類的專業性給藝術史的傳播帶來更多障礙，突破這種瓶頸對于藝術史自身而言顯得更加迫切和必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格拉迪米爾?斯穆賈和女兒伊萬娜?斯穆賈一同創作了一部叫做《瘋狂藝術史》的漫畫，以歐洲漫畫特有的幽默詼諧的腔調演繹出一部非常輕松的歷史作品，這對兒父女起初的意圖也許很簡單——其實藝術史可以很好看。
當然，要實現這種“好看”并不簡單，《瘋狂藝術史》作為一部另類的歷史作品，必須實現形式、內容和思想的某種平衡，其前提是首先要做到史料的豐盛翔實。這部別開生面的藝術史用漫畫的形式，以少女魯娜和一只名叫文森特的貓作為線索人物，將讀者帶入歐美藝術史的長河，從拉斯科洞穴到西斯廷教堂，從文藝復興時期的羅馬到巴洛克時期的阿姆斯特丹，從路易十四的宮廷到江戶時期的日本，從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到“二戰”時期的西班牙……達芬奇、米開朗基羅、丟勒、布呂蓋爾、魯本斯、委拉斯凱茲、埃爾?格列柯、倫勃朗、維米爾、戈雅、莫奈、梵高、蒙克、畢加索……這些藝術史上地標式的大師逐一登場，不曾錯漏，客觀地說，從史料的豐盛程度來說，斯穆賈父女做的已經非常到位了。
然而，這還遠未結束，斯穆賈父女在具體敘事中對歷史上的大師們是完全“零距離”的，他們讓魯娜和文森特穿越到當年，就來到大師們的身邊，直接參與到那些藝術史的“大事件”中，向讀者揭示他們創作才能背后的玄機，揭示那些曠世名作背后不為人知的秘密。這樣的敘事格調和方式方法不由讓人想起金庸老先生的《鹿鼎記》，那是金庸武俠的封刀之作，如果說《書劍恩仇錄》是金庸開辟的新武俠時代的濫觴，那么《鹿鼎記》便標志那個時代的終結。在很多人看來，金庸先生以《鹿鼎記》“封刀”實在匪夷所思，至少在文本風格上讓人很難接受，金庸先生原本可以借《鹿鼎記》中康熙盛世的宏大史料背景，不設定韋小寶那樣的反俠者角色和與《瘋狂藝術史》一樣的敘事腔調，寫成一部嚴肅的《鹿鼎英雄傳》，從而與《書劍恩仇錄》的風格對接，為自己的小說生涯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只是，金庸先生并沒有那樣做。
在某種程度上，格拉迪米爾?斯穆賈所處的情況與金庸先生是類似的。這位已過花甲之年的藝術家生于前南斯拉夫，1982年離開祖國遷居瑞士，正式成為畫家，涉獵十分廣泛，在油畫、素描、漫畫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其一生都對藝術抱有無盡的熱情。這樣一位對繪畫藝術充滿著虔誠的畫家，在其人生的后半程，也同樣想用一部充滿顛覆感的《瘋狂藝術史》實現自己在藝術追求和哲思方面的某種頓悟。這種顛覆或者頓悟首先就表現在將以往高高在上的大師們拉下神壇，用完全私人化的視角重新對其進行解讀。達芬奇的《蒙娜麗莎》被譽為史上最著名的女神之一，然而當魯娜和文森特穿越至達芬奇身邊，卻發現這位蒙娜麗莎原來是達芬奇的女仆，而且很有些“女漢子”味道，她動輒就拿達芬奇的筆記生火，會把兩只大腳支在達芬奇精心制作的模型上，絲毫不以為意……倫勃朗是一位幾乎沒有什么生活經驗的“畫癡”，他把自己那座帶閣樓和地下室的四層樓只賣了四個弗羅林；雙耳失聰的戈雅實際上是一位嚴重的精神分裂者，深受自己的幻視和幻聽的折磨；畢加索也并非人們想象中那樣玩世不恭，反而更像是充滿著激情的法國地下抵抗組織的成員……
這種對“大人物”性格甚至隱私的揭示，是一種對歷史嚴肅性的消解，從而一下子拉近了歷史與讀者之間的距離。這樣的情況在《鹿鼎記》中表現的極為突出，千古一帝康熙爺變成了有著常人喜怒哀樂的“小玄子”，收復臺灣的千古功臣施瑯卻也有向韋小寶行賄求官的一面，而建寧公主卻是一個有點心理變態的施虐狂兼受虐狂……但僅僅如此，《鹿鼎記》式的歷史演繹也絕不可能成為讓無數讀者深深沉思的經典，更為重要的是《鹿鼎記》在基本史實的前提下，真正實現了一種對歷史的再創作。康熙智擒鰲拜、吳三桂的最終反叛、臺灣鄭氏的復明斗爭與失敗、中俄雅克薩之戰和尼布楚條約的簽訂等等,這些都是歷史上的實有之事，而金庸先生只是將其中的過程進行了一種幽默的演繹——讓韋小寶成為現場的歷史見證者甚至是創作者。
這一點在《瘋狂藝術史》全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甚至可以說是這部另類藝術史最明顯的文本特征和成功之處。穿越時空的少女魯娜和貓咪文森特見證了雅克-路易?大衛是如何在1793年創作了《馬拉之死》；也見證了法國最重要的浪漫主義畫家之一的歐仁?德拉克羅瓦是如何創作了《自由引導人民》；看到了荷蘭最偉大的油畫和版畫家倫勃朗是如何在1641年完成了最高藝術成就——《夜巡》；魯娜與飽受焦慮癥折磨的愛德華?蒙克同處一室，親眼看到這位天才畫家如何被自己《吶喊》中扭曲的人像所折磨；傾聽了附于櫻花樹的葛飾北齋經歷了怎樣的苦痛折磨，才創作出了日本近代藝術的代表——《神奈川沖浪里》；魯娜甚至去當了兩回偉大的荷蘭畫家揚?維米爾的模特，卻成為曠世名作《倒牛奶的女仆》和《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的原型。
是什么促成了《瘋狂藝術史》這種“現場感”十足的精彩，這就又回到開篇我們曾提到的那個問題，人們為何總愛揪著歷史的真實性不放，那是因為我們只能看到絕大部分歷史的結果，卻無法得知其中的具體細節，而這反倒給《鹿鼎記》和《瘋狂藝術史》留下了完全展開演繹翅膀的機會和空間。比如，康熙智擒鰲拜本是歷史,算得是康熙臨朝之初的一件大事,連正史都有記載，可在《鹿鼎記》中是完全演繹化的：先是韋小寶與康熙的巧遇和練武，然后是康熙與韋小寶合謀以12小太監與鰲拜戲斗,想以此法擒捕鰲拜，但滿洲第一勇士力大無窮，危急時還是韋小寶撒香灰、砸香爐，才算把鰲拜制服。但是，讀者在讀到此類情節的時候絕不會對這種大膽的演繹嗤之以鼻，只會大呼過癮，因為正史只是記錄了鰲拜被擒的結果，其中的過程如何誰也不曾親見，可以說《鹿鼎記》式的演繹是一種非常高明的“合情合理”的歷史想象。
而斯穆賈父女的《瘋狂藝術史》也正是用這種《鹿鼎記》式的演繹，給自己留足了對藝術史大膽想象的敘事空間。世人皆震撼于巴洛克時期的大畫家委拉斯凱茲的《宮娥》，因為在那幅畫中空間技巧登峰造極，畫家與國王夫婦一同入畫，國王夫婦好像置身在旁觀者的微妙位置，而在斯穆賈父女的演繹下，這僅僅是因為畫家是照著眼前鏡子中的影像進行繪畫的效果。而成為一個時代象征的《自由引導人民》，其創作過程更是很有些“無厘頭”，德拉克洛瓦找來一群“群眾演員”，卻因為自己的肺病大熱天也不讓開窗，最后搞得“群眾演員”們不歡而散。與此同時，在不停漏水的樓上，另一幅不朽的名作《梅杜莎之筏》正在“緊張”地創作中，德拉克洛瓦的鐵哥們兒泰奧多爾?熱里科卻完全沉浸在畫作的滔天海浪世界中迷失了自己。
毫無疑問，這種尺度相當大的演繹和想象確實給讀者帶來了極大的沖擊感，斯穆賈父女將自己的這部藝術史以“瘋狂”命名也算名至實歸。然而，讀者在閱讀這些橋段后，并未因為這些看似荒誕的想象而覺得憤怒，其原因正是前面我們提到的——這是一種《鹿鼎記》式的歷史演繹，某種意義上更像是一種循著規則的舞蹈。比如，斯穆賈父女將大畫家戈雅演繹成與魔鬼簽訂了契約之人，甚至精神開始分裂，想象雖然不免大膽，但這與戈雅雙耳失聰后開始逐漸探索一個充滿幻覺與怪誕異象的內在世界是吻合的；將畢加索演繹成為仿佛充滿著激情的法國地下抵抗組織成員，也和其在名作《格爾尼卡》中對法西斯表現的出離憤怒聯系得十分自然；蒙克確實有著精神疾病，但其到底為何備受折磨是眾說紛紜的歷史懸案，因此將其演繹成被自己《吶喊》中扭曲的人像所折磨也是可以接受的。
格拉迪米爾?斯穆賈在談到自己的這種演繹時說道：“我堅信歷史有不為人知的一面，我的靈感就來自于往事的謎團：面對歷史的未解之謎，我試圖通過想象之旅來探索它們的真相。”如果這可以作為《瘋狂藝術史》詼諧幽默、想象大膽的創作緣起，那么要實現一種《鹿鼎記》式的演繹則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一點斯穆賈在創作《瘋狂藝術史》的時候一直在有意或無意地進行著踐行。因為僅僅是在尊重歷史大事件基本結果的基礎上，做一個熱熱鬧鬧的歷史過程的演繹，《鹿鼎記》是不會也不應有著如今如此之高的文學地位的，更為重要的是，金庸先生將自己對歷史的哲思融進了小說中。
在這部金庸先生武俠小說的“封刀之作”中，對俠者形象的顛覆就像《瘋狂藝術史》中對很多藝術大師形象的顛覆一樣，然而真正奠定這兩者文本價值高度的卻是其對歷史和藝術進行思索的深度。在《鹿鼎記》中，順治要康熙對百姓“永不加賦”,并告誡他“能給中原百姓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 要咱們走,那么咱們從哪里來,就回哪里去。”出家后的順治是否真的這樣說過，早已無從查驗，這只是金庸先生傳達的自己的歷史哲思。而在《瘋狂藝術史》開篇不久，斯穆賈就借達芬奇之口說出了自己一生藝術實踐的所得，表述了自己對于藝術實質的深刻理解：
“藝術是在人類認知與想象之間、真實與虛構之間的一場旅行。只有不怕失去理性的人，才能找到揭示所有奧秘的線索。”
值得注意的是，《瘋狂藝術史》有一個很突出的情節設計，就是魯娜和文森特的藝術史穿越一直是在一根紅線的“牽引”下完成的。從魯娜被這根紅線絆倒，與文森特一起跌入拉斯科洞穴開始，一直伴隨著全書始終，魯娜自覺和不自覺地順著紅線前行，找到了一位又一位名垂藝術史的大師。顯然，這是一種相對生硬的情節串聯手法，但確實非常有效，讓人聯想到《鹿鼎記》中忽隱忽現的《四十二章經》。然而，向全書更深處探索，我們不難發現如果紅線的出現是一種情節發展的硬性需要的話，那么由達芬奇之口說出的那段話才是全書聚合各類內容的真正核心，是隱藏的另一條紅線。
由此看來，正是達芬奇所說的“揭示所有奧秘的線索”，讓無數大師名家為此無所畏懼，甚至甘心飛蛾撲火般投入一場場“認知與想象之間、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旅行。那是米開朗基羅仰望圣彼得大教堂穹頂時的如癡如醉，那是布魯蓋爾創作《巴別塔》時的全心投入，那是飽受折磨的格列柯扭曲的吶喊，那是一生坎坷的梵高不為人知的善良……藝術每每伴隨著瘋狂，所謂“不瘋魔不成活”，無數大師就像金庸先生選擇《鹿鼎記》“封刀”一般讓很多人無法理解。因為大部分人總喜歡順著顯性的“紅線”追求所謂“合理”的邏輯，他們自然不能明白，其實在大師們的內心，還有著另外一根若隱若現的“紅線”，那是精神更高處，那是靈魂最深層，那才是他們生命的浣沙溪。
乞與安仁涼鬢霜，不須紅線小機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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