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歲那年，我和張牧躺在鎮上那條河流岸邊的草地上，他嘴里叼著一只狗尾巴草，翹著二郎腿，望著滿天的繁星，非常認真的對我說：“我要拯救這個世界。”
我不以為然，我覺得他連自己都拯救不了。張牧挺可憐的，他爸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得了癌癥走掉了，聽人說最后瘦的就剩下一張皮了，她的媽媽后來改嫁，一句話沒留就走了，留下他跟他爺爺奶奶一起住。可是在這種環境里長大的他卻異常的溫柔，不管對誰都非常的友好，也一直非常善良。我們經常一起騎著單車上下學，他總是騎得比我快些，我在他后面，看到他的衣服被風揚起來，像一只張著羽翼的大鳥。
后來他上不起學了，他的媽媽拒絕付撫養費，他爺爺奶奶也沒有能力供他上學。其實張牧成績挺好的，他如果不能讀書的話，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的。
我一度懷疑他是不起是他媽媽親生的，這世上還有這樣狠心的母親，我的媽媽雖然脾氣暴躁，也愛數落我，但我想要的東西她總是盡力滿足。我暗自慶幸過，我覺得比起張牧來我要幸福多了。
后來張牧他說他要去北京闖蕩一番，聽說北京遍地是黃金，只要會點東西總不會過得很差，如果能抓住一些機會說不定還可以飛黃騰達，總之要比待在這個偏僻的鄉鎮里要好。這里沒有什么值得眷戀的。就這樣他毅然決然的就離開了，坐的鄉鎮上的綠皮火車，先轉到市中心再開往濟南最后再從濟南輾轉到北京。這是他第一次出遠門，而且是這么遠，在那個信息閉塞交流不便的時代，我沒有及時收到他旅途中和到達北京后的感受，我想象他一落地，腳一踏出車廂就落在金燦燦的地面上，四周金碧輝煌，路邊隨便一個長椅上用嘴一咬都能沾滿金色的粉末，行道樹上的樹葉都散發著金色的亮光，嘩啦嘩啦的做響，像數鈔票的聲音，這些想法有些好笑，但以我當時有限的認知腦海里就是這樣想的。
后來幾個月后我收到張牧的來信，郵遞員在鎮上打聽我的名字，說有北京的來信，我高興極了，如同收到遙遠國度一位國王的問候一樣興奮，北京來的信哎，我想也不用想就知道是張牧。我拿到信就跑回家回到自己的房間，把門關起來，摸著信封，上面是北京的郵票，蓋著戳子，然后小心翼翼的打開信封，如同打開愛麗絲打開一扇未知的大門。張牧在信里告訴我，北京真的很遠啊，坐車坐了足足有兩天一夜的時間，從南到北路上的風景他都看夠了，他去了天安門、故宮、王府井、頤和園、天壇好多地方，北京城轉了個遍，很氣派，很繁華，燈紅酒綠，雍容華貴，路上車比人多，他見過一輛紅色的跑車，聲浪迷人，輪胎很大，車身很長，他聽人說叫什么瑪莎拉蒂，車挺好看，就是車標跟咱那里用的糞叉子一樣，他覺得挺難看的。他還說有機會也來北京看一下，真的棒極了。我仔細讀著寫封信，感覺到我的目光有些熾熱發燙，要把寫封信點燃了。我收起信來，望著窗外，想象著那一個世界。
寫封信之后，張牧就沒來過信了，很多年都沒再來過，這讓我有些擔心，我不知道張牧在那邊過得怎樣的生活，他自己一個人會不會很寂寞，會不會很累，有沒有想我們這個鎮子和我。
有一天我收到一條信息，是張牧，問我有沒有時間，他想見我。我不知道他從哪里弄到我的電話，我想是那邊也許有我們以前的同學。我稍微愣了一下，隨即發過一條信息過去，你在哪。他給我回了一個地址，我急急忙忙買的凌晨的打折票，飛到了北京。
飛機飛行在萬里高空，我向窗外望去，云層如同黑色的棉花糖，厚重而又無比巨大，讓人感覺到自己的渺小。沒有云的時候我能清晰的看到路過的城市的夜景，各種顏色的燈光在地面閃爍，有無數的男男女女依然活躍在城市的各種場所里面。大概兩個多小時我就到了北京，落地之后我打了個的士去找他。
我在一個胡同里跟他相遇了，好多年不見了，開始我沒認出他，因為他的頭發留的很長，前面的劉海快遮住眼睛，人有些瘦，瘦的有些病態，如果不是他叫我的名字，我還以為他是哪個落魄的行為藝術家。他象征性地問我過得如何，我回道還行。然后我跟著他在胡同里七拐八拐，最后到達他的住處。
他住在四環外城中村逼仄的破舊樓房里，陰暗而又潮濕，樓道里貼滿了管道維修、地面找平、開鎖防盜門的廣告，白色的墻皮開始脫落，墻面如同一幅地圖。他很高興的把我領到他住的地方，我走進他的房間，楞了一下，這里和門外完全是兩個世界，他把四周的墻壁上貼上了墻紙，是那種淡雅的原木色，客廳里干凈而又整潔，陽臺上有一些植物，我能分辨出的有君子蘭、白掌、綠蘿和龍須鐵，墻角有一個書架，摞滿了書籍，我粗略看了看，有《瓦爾登湖》《罪與罰》《月亮和六便士》什么的，有些我看過，有些沒有，我好久不看書了。然后他興致勃勃的把我領到客廳左邊的房間，我大為所驚，整個房間的墻壁上被顏料涂滿了，藍色的星空里刮著形狀扭曲的風，有一只巨大的鯨魚漂浮在空中，它的周圍簇擁著各種的海底生物。我指著其中幾個細小的東西問他，“這些是什么”。
“蛤蚌，蠕蟲，盲眼蝦，這幾個大的是盲鰻，鯊魚。”
“他們圍在這干嘛？”
“吃鯨魚，鯨魚死了。”
“你畫的？”
“對，怎么樣。”
“好看是好看，就是不知道這些海里的東西為什么漂浮在空中呢，不太理解。”
“畫不需要符合固有的邏輯，那是枷鎖。”他回道。
我看到地上有一個盒子，里面有各色的顏料，旁邊是個畫架，畫架下是一個水桶，里面混合著各種顏色的顏料，閃爍著奇異的光澤。
我轉過身去，看到兩幅畫像，其中很明顯是梵高，旁邊還有一幅我認不出來，他說：“這是我的偶像，梵高和高更。”
我突然想起什么事情來，我問他：“你在北京這里這么多年都干嘛呢。”
他攤開手轉了一圈，說：“你看到了，畫畫，看書。”
“不是，我是問你在做什么工作？”
“我不做工作。”
我有點生氣，“你不工作整天在這看書畫畫，你不用吃飯付房租的嘛？你這些工具顏料不要錢的啊？”
他笑了，“當然需要的，但也不需要很多，生活本來就不需要太多的花費，梭羅沒錢不一樣在瓦爾登湖活的好好的嘛，你放心好了我有辦法的，不是偷的也不是搶的。”
我開始覺得有些無力反駁，不想再說什么。我仔細看了看了看他那些靠著墻的畫作，和墻壁上的畫不同，上面是些猙獰扭曲的圖案，分辨不出到底畫的是什么，我心想，我要屁股上沾上顏料，一屁股也能坐出個這種畫來。
“這些畫的什么？”我問他。
“我當時的情緒。”
“情緒？這能畫出來？”我有些不能理解。
“對，你看到的那些畫的好看花美麗的景都是表象，是膚淺的，不深刻，我畫的很多是抽象的本質，比起墻壁上的這種看起來好看的畫，我更喜歡它們。”他講的頭頭是道，我云里霧里的聽著，腦袋感覺比平時大很多，沉甸甸的。
他說：“別說這些了，下午我帶你去后海玩玩，順便見個朋友。”
下午我們去后海，微風浮動，柳枝搖擺，后海有一條街，開的店大部分都是酒吧咖啡廳，我們路過酒吧，里面傳出滄桑而又沙啞的男聲：“理想今年你幾歲，你總是誘惑著年輕的朋友……”隔壁響起歌聲，一點也不遜色：“北方的村莊，住著一個南方的姑娘，她總是喜歡穿著帶花的裙子，站在路旁……”清一色的民謠風。
“現在民謠很火啊。”我隨口說了句。
“嗯，現在就流行這個，我還有幾個唱民謠的朋友。”
在地安門大街到銀淀橋的路邊，有一家酒吧，我們走進去，門面不大，看起來有些破舊，叫“白楓”，窗戶是木質的，不仔細看很容易被人忽略，沒有三里屯酒吧的那種喧囂，這里很安靜，適合情人竊竊私語，傾訴衷腸。張牧說：“過來，給你介紹個人。”迎面走過來一個姑娘，大波浪頭發，像一條蜿蜒的河流，涂著深色的眼影，白色外套，破洞牛仔褲，酷酷的樣子，眼睛有些奇怪，手里還拿著一根木棍，看起來格格不入。“你好，周文。”她講話很簡練，伸出手來，但面部沒有朝向我，眼睛盯著前方，眼球沒有轉動，我才發現她是個盲人。
我們坐下來，點了些飲料，他倆相談甚歡，聊毛姆，凱魯亞克，蕭伯納和海明威，我很本不懂這些，插不上嘴，我仔細觀察他倆的身體，我發現張牧胳膊上有一些紅點，周文的嘴角上有一顆黑痣。我又往舞臺上看去，一個蓄著長發的男子旋轉著吉他弦扭調音，為待會的演出做著準備，我不太理解為什么搞文藝都喜歡留長發，看起來更加放蕩不羈一些？大概是，我猜。
過了一會兒，我想打破這種狀態，插了一句，“你好周文，你做什么工作啊。”張倩似乎還沉浸在藝術海洋里，聽我問她回過神來一樣，說：“盲人推拿，聽說過嗎？”我知道我當時的眼神一定透露出一絲鄙夷，不過她是盲人看不到這些，我調整一下呼吸說：“嗯，了解一些，挺好的。”她似乎沒察覺出什么異樣，繼續跟張牧聊天。
吃完飯，周文跟我們一起回去。我感到奇怪，周文說她就住張牧樓上，我有些吃驚，問張牧來的時候為什么不叫她一起，周文說不怪張牧，她上午還有工作要做。
回到張牧的住所，周文也一起進來了，開始抽煙，那種細細的女士香煙，我是很反感女生抽煙的，但是周文抽起來很自然，煙霧飄在半空，像是清晨河面升騰起的水汽。
我感覺到周文絕對不是張牧普通朋友這么簡單，我把張牧拉到一邊，小聲問他，“周文是你什么人。”他想了想說：“就朋友，鄰居啊，怎么了。”
老實說，我不太喜歡這個回答，我能從張牧看羅文的時候，我能在他眼睛里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像有一只蔚藍的魚游弋在其中，像清晨太陽初升波光粼粼的海面。
我打算離開了，我不太喜歡這種氛圍，我忙碌慣了，像這樣每天無所事事談文學畫畫什么的對我來說是種煎熬，看張牧這種狀態好像也不錯，我還以為他遇到了什么大事才找我。于是我跟張牧告別，臨走前我跟張牧說：“你最好找個正經工作。”
張牧眼睛里閃過一絲不屑，“這就是我的工作。”羅文在一旁也說，“張牧畫得很好，會有人買的，而且是高價買。”我笑了，我心想你一個盲人怎么知道畫的好不好，真是可笑。我感覺我說出去的話像拳頭砸進棉花里，我簡單收拾了一下轉頭走了，臨走的時候我跟說：“祝你好運。”
張牧說:“祝你生活順利。”
我開始回到了我所在的那座小城，開始了往常一樣一天天平常而又忙碌的生活，我時常會想起以前的一些朋友和往事，但轉眼就拋在腦后，我已經快三十歲了，沒什么力氣再去回憶什么了，太累了，讓人身心疲憊。我感覺自己一步從青年就步入了老年，儼然已經沒有了以前的熱血和激情。這時候我就想起王小波的那句話——“生命就是一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有一天我早上起來的時候照了照鏡子，看到我瘦長的面孔和渾濁的眼睛，是有那么幾分牛的模樣，我笑了笑，也不知道自己笑些什么，強打著精神開始工作。
兩年時光不緊不慢的就這樣流淌過去了。
我又開始想起張牧，想起他很自然的跟我說畫畫、看書，身形消瘦，眼睛清澈明亮，充滿著對未來的希望，我突然開始有點羨慕他。
晚上十點的時候，我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一只蜘蛛從上面拉下來一條長長的蜘蛛絲，我用嘴輕輕一吹，它如臨大敵，緊緊抓著那根細小得幾乎看不見的絲線，左右搖擺，電話響了，那根線斷了，蜘蛛落下來，我抖了抖被子接電話。
“是我，張牧。”
“怎么了，這么晚了。”我猜想一定出了什么事，張牧的聲音很奇怪，氣息很弱，似乎是個病人。
“你來一趟可以嗎，我想見你。”
第二天，我坐最早的航班趕到北京，他讓我直接去首都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找他，我想他應該是病了，而且很嚴重。
我在醫院前臺咨詢張牧的房間，402號，然后坐電梯上去，房間門關著，我本來想直接推門進去，想了想還是敲了敲門，沒有回答，我又敲了敲，里面傳出一個虛弱的聲音“請進”。我走進去，著實嚇了一跳，我有眼前的這個男人有些陌生，他穿著條紋病服，露在衣服外邊的手看起來瘦骨嶙峋，說是皮包骨頭一點也不為過，他看見我，強撐著身體坐起來，咳了兩下，說：“你來了。”
“你怎么……怎么變成這樣，什么病？”我問他。
“什么病不重要，反正都治不了。”他很輕松的說出這句話，好像在說別人一樣。
他跟我說了很多，我才知道他的經濟來源很大一部分來自于賣血和做藥物實驗，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感染了，開始一段時間他有些不舒服，他很不在意，但是情況越來越嚴重，甚至到了咳血的地步，不得已來醫院檢查，醫生說讓他家屬過來，他說他就一個人，醫院就把實情告訴他了，說他這種情況還有三五個月，想做什么趕緊做吧，他能看到醫生眼里的那種惋惜。我突然想起那天在酒吧看到張牧胳膊上的紅點，原來和這個有關，我后悔當時沒有仔細問他。
我呆在那里，不知道說什么好。我問他找我來想讓我幫他做什么，他說就一件事，他走了之后把眼角膜捐給周文。
“其實我早就決定了，沒想到來的這么快，如果不是得病，我也會通過其他方式捐給她的，看來這是命中注定。”他這樣說。
周文就是張牧的整個世界。
他開始自顧自的不斷的說：“我來北京這么多年，一事無成，打零工打了很長一段時間，后來發現這些都沒賣血和做藥物實驗來錢快，風險是有，但我不在乎。日子一天天過去，我有時候會問自己為什么來北京，我在這里干嘛。我開始畫畫，隨便畫，想到什么畫什么，我看書，看很多書，但我什么也找不到，畫里和書里都沒有我想要的答案。我不想死，但也沒有活著的理由。直到有一天，我陽臺上掉下來了一件衣服，是一條紅色的裙子，漂亮極了。過了沒多久，周文就敲門，我開門看到她，她很抱歉的朝我笑，問我要裙子，她笑起來好看極了，我突然有了繼續活著的理由。她是盲人，做盲人推拿，我覺得她不應該做那個，如果她的眼睛沒問題的話她不會做這個的。我問過她她眼睛還能治嗎，她說能，有給她提供眼角膜的就可以，但一直沒有。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想著怎么才能捐給她，后來我想過了，我死了就可以了，我想過自殺，但是現在沒必要了，反正也快死了，我沒什么留戀的，如果能讓周文眼睛好起來，我就沒白活。你說呢。”他看著我，全身的皮膚灰暗陰沉，唯有那雙眼睛，探照燈般明亮。
后來我幫他辦理手續，過了一段時間，周文給他打電話，興奮的告訴他有人愿意給她捐眼角膜，免費的，張牧也跟著開心的笑，說：“那真是太好了。”他囑咐我不要讓我告訴周文，他怕她知道了會有壓力，他還說，“她如果問你來找我你就告訴她我去別的地方生活了。”我答應了。
像醫生說得那樣，張牧在三個多月之后就死掉了，他走的像從來沒來過這世界，除了我沒有人知道他離開了。
我去他房間收拾東西的時候又看到墻上那副畫，那只浮著的死掉的鯨魚，后來我才知道，這種現象叫鯨落，不過實際上肯定不會發生在空中，是在海洋里發生的。詞條里是這樣解釋的：當鯨魚在海洋中死去，它的尸體會緩慢沉入海底。這個緩慢的過程有一個飽含詩意的名字——鯨落（WhaleFall）。這樣一座鯨魚的尸體可以供養一套以分解者為主的循環系統長達百年，這是它留給大海最后的溫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