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皮裹大樹，小皮裹小木。
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
省得分田宅，無人橫煎蹙。
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
1977年4月某一天，在瑞金縣合龍公社山岐大隊一個叫下勝潭的小村子里，一群婦女正準備出發去縣城結扎。走到路上，其中一位婦女突然肚子疼了起來。于是，她被留在家里。第二天，這個婦女生下來一個男孩。在此之前，她已經生了兩個兒子、三個女兒。
這個男孩，就是我。
2015年10月29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發布公報，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消息傳來，妻子一遍一遍地刷著手機上的新聞，半信半疑，又驚又喜，竟然抱著兒子哭了起來。而我呢，趕緊噔噔噔噔跑下樓去，把這個喜訊告訴了母親。母親也非常高興。為了讓孩子不至于太孤單，我們希望再生一個。如今，機會終于來了。2016年春天，我家貼上了我自擬的春聯：“好趁十分春色，再生一個猴娃。”當年12月，我們終于迎來了第二個男孩，成了一個四口之家。照例，我又擬了一副春聯：“喜得二孩落地，愿如雙子飛天。”貼在了陽臺門兩邊。
作為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生人，我對“只生一個好”這一口號印象尤其深刻。這句曾經刷滿墻壁的口號，大概源于1978年“最好只生一個”的號召。如今，它永遠成為了歷史。其實說起來，這句口號可以追溯到唐朝的一個叫王梵志的詩人。他在詩歌里公然宣稱“只生一個好”。今天是中國人口日，就讓我們來讀讀王梵志寫的這首詩。
王梵志，唐初詩僧，唐代白話詩派也叫作通俗詩派的開創者，衛州黎陽（今河南浚縣）人。原名梵天，生于殷富之家，后家道中衰，50多歲又皈依佛門，享年80有余。有五男二女，但子女不孝，晚年生活無著，成了“身無一物”的“硬窮漢”，甚至衣不蔽體，食不飽腹，被迫沿門乞討。他的存世詩作有300多首，大多說理性強，有懲惡勸善、刺時警世之功，當然也有形象，以俗語俚詞入詩，通俗易懂。
在他的詩集中，有相當部分是關于人口主題的，但都是與當時“多子多福”的主流思想唱反調，被人譽為提倡計生第一人。理由就是這首《大皮裹大樹》。
詩人開頭借用大樹、小樹被不同樹皮包裹的情形闡釋道理，告誡人們：無須多生兒子，生一個能干的兒子就足夠了。“了事”，就是“能干”的意思。這里不僅提倡少生，還有優生的思想。為什么呢？詩人進一步解釋說：省得兒子多了，為瓜分有限的田地住宅而爭搶鬧矛盾。人口少的話，就不會有人愁苦困窘了。有人擔心孩子少被大戶人家欺負，他勸告說：只要以平等心立身處世，上天都會顧念你，誰還敢欺負你呢？
王梵志之所以認為多子沒有多福，反而多苦，是源于他自身的經歷。他有一首《夫婦生五男》，實際上是他家的自畫像：
夫婦生五男，并有一雙女。
兒大須娶妻，女大須嫁處。
戶役差科來，牽挽我夫婦。
妻即無褐裙，夫體無裈袴。
父母俱八十，兒年五十五。
當頭憂妻兒，不勤養父母。
渾家少糧食，尋常空餓肚。
男女一處坐，恰似餓狼虎。
粗飯眾廚餐，美味當房去。
努眼看尊親，只覓乳食處。
少年生夜樂，老頭自受苦。
詩中真實再現了一對生有5兒2女的老夫妻的可憐境遇：給兒子娶媳婦，要花錢；按人頭納租稅，也要繳錢繳糧；夫婦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當父母八十歲時，兒子已經五十五了，兒子們只顧養育自己妻兒，不勤勞供養父母，給父母吃的是劣質的東西，而美味的食物則各自開小灶享受；兒女們對長輩的態度十分惡劣，只顧喂養自己的孩子；年輕的兒孫只顧自己整夜玩樂，糟老頭子糟老婆子卻在受苦。這首詩所描述的景況在當代也屢見不鮮。
在《富兒少男女》一詩中，王梵志揭示了窮漢村形成的根本原因：
富兒少男女，窮漢生一群。
身上無衣掛，長頭草里蹲。
到大耶沒忽，直似飽糠牲。
長大充兵役，未解起家門。
積代不得富，號曰窮漢村。
窮漢之所以窮，因為多生。越生越窮，越窮越生，于是形成惡性循環，形成貧窮的代際傳承。整個村子，大家爭著生，搶著生，于是形成了窮漢村，甚至是光棍村。
王梵志在《你孝我亦孝》一詩中，還批判了不贍養老人的行為：
你孝我亦孝，不孝絕門戶。
長大取得妻，卻嫌父母丑。
爺娘不理聒，專心聽婦語。
生時不供養，死后祭泥土。
如此倒見賊，打煞無人護。
“生時不供養，死后祭泥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活著不給一碗飯，死后宴席擺一院”。矛頭所指，正是如今一些農村愈演愈烈的薄養厚葬的不良現象。
王梵志還在《自生還自死》中表達了杞人之憂：
自生還自死，煞活非關我。
續續生出來，世間無處坐。
若不急抽腳，眼看天塞破。
作者心急如焚：如果不趕緊采取措施，地球上都沒有坐的地方了，甚至連天都會被塞破了。
綜觀王梵志的人口詩，至今依然有極強的教育意義，體現了可貴的憂患意識。但是他畢竟處在農耕社會，認識具有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一是多子不一定導致多苦，少子不一定導致多福；二是人口會帶來資源的耗費，但更會創造生產豐富的物質財富；第三，只生一個會對家庭倫理造成破壞，造成不少空巢老人無人贍養、無力贍養，不能讓老人享受兒女滿堂、子孫繞膝的天倫之樂。今天中國實行的全面開放二孩的政策，我認為正是對幾十年來倡導的“只生一個好”的反撥，也是對傳統家庭文化的回歸。相比之下，還是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的主張更靠譜。他在一篇文章《古元之》旁邊批注道：“不若生一男一女，永無增減，可以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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