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5 華杉

因病發藥和因藥發病。圣人論道，是因病發藥，比如王陽明是因聶文蔚的病，給他發一個藥，這藥不是給你吃的，你別拿起就吃，又吃出病來，成了因藥發病。當思想成為文字，它已經死了。所以才有“不立文字”之說。然而，不立文字，又沒有一個下手處，又必須有文字，包括“不立文字”，也是四個字。讀書，是自己去復活古人的思想，你也不可能百分百復活他，只是致自己的良知而已。

【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為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為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發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發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個，雖則只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發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說到致知的學說，在事奉父母，尊崇兄長上磨練體察，就覺得有所持守、遵循，就找到路子了。這一段最能體現你近來所下的真切篤實的功夫。自己這樣做，沒問題，有一個切實用力的地方。但是，把這個作為定說來教別人，就又難免你對自己，是因病發藥，別人拿了你的藥，又因藥發病了。所以這個地方必須得講一講。

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的地方，良知的發見，就是對他人真誠的惻隱之心，這就是他的本體。致良知的真誠惻隱以侍奉雙親就是孝，致良知的真誠惻隱以遵從兄長就是悌，致良知的真誠惻隱以事奉君王就是忠。只是一個良知，只是一個真誠惻隱。如果遵從兄長的良知不能真誠惻隱，那就是事奉雙親的良知沒有真誠惻隱；如果事奉君王的良知沒有真誠惻隱，那就是遵從兄長的良知沒有真誠惻隱。所以，致得事君的良知，就是致了從兄的良知；致了從兄的良知，就是致了事親的良知。不是說先有事親的良知，然后再擴充開來，有了事君的良知。如果這樣，又脫離了本原，在枝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揮呈現，自然完備，無來無去，也無須假借于外。然而他的發揮呈現，自然有輕重厚薄，絲毫不能增減，這就是程頤先生說的“事事物物都有一個天然的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良知只有一個，雖然只有一個，但是其輕重厚薄恰如其分，不增不減，無過不及。如果可以增減，如果可以向外求，那就不是他真誠惻隱的本體了。這就是良知的妙用，沒有形體，無窮無盡，《中庸》說：“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說它大，天下任何東西都裝載不下它；說它小，天下任何東西都不能再把它分割成更小的單位。

聶文蔚所說的體會，從事親、從兄的致良知，推及到忠君的致良知。這是我們熟悉的，儒家抓住善端擴充，是推己及人，由近及遠的方法論。王陽明卻說他不對。那我們覺得誰對呢？還是王陽明前面說的，只問自己的行動，別管圣人的對錯，“就著文字上解釋，牽強附會，表面上是在求融會貫通，其實是都沒有在自己身上切實下功夫體驗，所以論證得越精細，偏離大道越遠！”

這里要強調因病發藥和因藥發病的觀念。

圣人論道，是因病發藥，比如王陽明是因聶文蔚的病，給他發一個藥，這藥不是給你吃的，別拿起就吃，又吃出病來，成了因藥發病。當思想成為文字，它已經死了。所以才有“不立文字”之說。然而，不立文字，又沒有一個下手處，又必須有文字，包括“不立文字”，也是四個字。讀書，是自己去復活古人的思想，你也不可能百分百復活他，只是致自己的良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