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學習之病：把不同的圣人不同的話拿來比對琢磨，找不同，找不通，找不對，都是就著文字上解釋，牽強附會，表面上是在求融會貫通，其實都是空談，都沒有在自己身上切實下功夫體驗，所以論證得越精細，偏離大道越遠！你若切實去做了，照誰的話做，結果都一樣。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于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末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旁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末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收到你的來信，見你進來學問進步很快，非常欣慰。你的信我仔細讀了幾遍，其間有一二還不通透的地方，那是致良知的功夫還不夠純熟，等到純熟了，自然就沒毛病了。這就好像駕車，已經走在康莊大道上，但有時走得不算太直，還有迂回曲折，那是馬性還沒有調教好，韁繩沒有勒齊的緣故。但是，人已經在康莊大道上，絕對不會在竄到旁蹊曲徑去。在最近的其他同學中，還沒有達到你這種境界的，所以我非常欣喜和快慰，這也是圣道之幸事啊！
【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力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浚一簡幸達致之?！?/p>
我最近身體不太好，咳嗽，怕熱，到了南方，更加發作得厲害。主上圣明洞察，給我的責任托付很重，我不敢推辭，地方軍務又十分冗雜，我只能帶病處理。如今幸已平定，我已經上奏折請求回鄉養病，能到林下清涼處療養，或許還能痊愈吧。送信來的人就要回去，我爬上枕頭上，草草給你寫幾句，匆忙間也難以訴說得盡。
另外，給惟浚的信，也煩請你轉交給他。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個甚么？助是助個甚么？”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閑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氨赜惺卵伞闭咧皇菚r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拔鹜⑽鹬保痪推溟g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么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奔奔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個沈空守寂，學成一個癡呆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擱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這一段講的是《孟子》的必有事焉和勿忘勿助，我們先復習一下《孟子》：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事，張居正解說，就是用功。正，是預期其效，老是在問結果。必有事焉而勿正，朱熹解說：“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p>
張居正說：浩然之氣，是由集義所生，不是義襲而取，來源于日日事事不斷的積累，要想浩然之氣充足，需要怎么做呢？必須從事于集義，靠積累，功深力到，自然充足。切不可預先期必，一定要得到什么效果，一面用功，一面要效果，進修本來是一種志向，這樣卻變成了謀利的私心。以夾雜進了私心，就跑偏了。
心勿忘，勿助長也。
時時刻刻都不要忘了自己要做什么，每時、每刻、每事，都只管照既定方針原則去做。但是，切不可躁進求速，使得本來光明正大之體，反遭矯揉扭曲之害。在每件事上，都不要忘了基本原則和既定方針，則浩然之氣有所養。不要去違背規律幫助他生長，則浩然之氣不會受傷害。
張居正說，孟子一生的學問，都從集義中來。而告子的強制其心，正是宋人拔苗助長之害。
“勿忘勿助”，這也是武術家練功的心法，比如你要學太極拳，你要照著師父教的去練，不能成天惦記著什么時候練成，那就永遠練不成。
王陽明信中，就講這個：
最近來山里跟我討論學問的，好多人談到“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難！我就奇怪了，問，這么簡單的事，難在哪里？他說：“稍有意念就是拔苗助長，稍不注意呢，又落入‘忘’了，所以太難了！”
我問：“你說的忘是忘記了什么呢？你說的助又是助了個什么呢？”對方默然答不上來，又來請教。
我就說，我這里講學，不談勿忘勿助，只說必有事焉。必有事焉，就是時時刻刻去集義，時時刻刻下這“必有事”的功夫，一刻也不間斷，一事也不違背，若是間斷了，違背了，就是忘了，這時候就要勿忘。如果貪巧求速，老想下點快功夫，就是拔苗助長了，這時候提醒自己勿助。所以一切功夫，專注于“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不過是給你提個醒。這是何等明白簡易，灑脫自在！今天你不去“必有事焉”上下功夫，空懸個勿忘勿助，要找點事來勿忘，又要找點事來勿助，就像要煮飯，你鍋里既不放米，又不放水，盡惦記著添柴放火，那你要煮出個什么東西來？我恐怕火候還沒調停到位，鍋已經燒裂了。近日這些專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病根就在這兒。成天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茫茫蕩蕩，完全沒有實際下手的地方，最終只落得個死守空寂，學成個癡呆漢，剛遇到一點事，就會心緒紛亂，啥也應付不了。這些人，也算是有志之士，卻因此勞苦困擾，耽誤一生，這都是學術的錯誤耽誤人的緣故，真是可憐??！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末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功，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于后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只是集義的功夫，集義的功夫呢，只是致良知而已。光說集義，一時不知道從哪里集，說個致良知，就有下手的地方了，所以我專門講致良知。隨時就具體事情致良知，就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就是“誠意”；著實去致良知，沒有意必固我，沒有一絲一毫的主觀臆斷，沒有期必其效驗，沒有固執己見，沒有執著于自我，就是“正心”。著實致良知，自然就沒有“忘”之??；沒有一絲一毫的意、必、固、我，自然就沒有“助”之病。所以，說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也就沒有必要再講“勿忘勿助”了。
孟子講“勿忘勿助”，那是有他說這話的對象和語境，他是針對告子的毛病而言，對癥下藥。告子強制其心，正是“助”的病痛，所以孟子專門講拔苗助長之害。告子拔苗助長，是因為他以義為外，不懂得在自己心上集義，不懂得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如果他時時刻刻在自己心體上集義，其良知之體自然明白，自然是是是非非纖毫分明。
在插播復習一段《孟子》：
孟子說：“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坏糜谛?，勿求于氣，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薄案覇柡沃^浩然之氣？”
告子說：“如果你言語說不清楚的事，卻要用心思索以求通解，那是心以言動了。應該把那言語放下，心也放下，不動心，不考慮那事便罷了。如果你在處事時，做一件事，于心不安，卻要用力修為，以求妥當，那又是心以氣動了。所以你要制住心，不要心都不在這兒，還使勁給自己打氣，硬撐著要干。”
這就是告子的話：“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
孟子就評論說：“不得于心，勿求于氣，那是可以的。但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那不行！”
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因為心為本，氣為末，要抓住心這個根本，沒抓住根本，就不要亂動氣。這是對的。
至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什么意思呢，你言語上說不清楚的事，正要反求諸于心，把道理想明白，弄清楚，然后能說明白，你干脆就把他放下，那不是放下，是放棄，那不是修心，是死心。那心如死灰，沒心沒肺，怎么叫“不動心”吶？
王陽明此處引用這段話，就是說，告子如果懂得在自家心體上集義，就不會說出“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边@樣的話了，就是要在自己心上求啊。
孟子的“集義”、“養氣”之說，自然是大有功于后學。但是，也是因病立方，對癥下藥，針對告子講的，不如《大學》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功夫，尤其惟精惟一，簡易明白，上下通透，千秋萬世永無弊病。
【圣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吻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個“致良知”而后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凹x”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個“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適足以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p>
圣賢講學，大多是就事而論，每一句話，都是針對當時的語境、對象，他們的說法不一樣，是語境不同，說話對象不同，上下文不同，角度不同。但是，他們的功夫主旨卻是一致的，就像兵符一樣嚴絲合縫，一點差別也沒有。為什么呢？因為這天地間，只有這一個性，只有這一個理，只有這一個良知，只有這一件事而已。
所以，凡是就古人論學之處討論功夫，不能把他們不同的話摻和、兼搭、比對著說，自然就能吻合貫通，你照孟子說的去下功夫也行，照子思說的去下功夫也行。你非要把他們不同角度的話拿來比對，來找不同，找不通，找麻煩，那就是自己功夫還沒有明白通透。比如孟子說“集義”，你照著做就是了，如果你必須結合“致良知”才能理解完備，那是因為你“集義”的功夫還沒明白罷了。集義的功夫沒明白，那恰恰成了致良知的牽累，兩個都搞不成。
如果你下“致良知”的功夫，又必須時刻懸著個“勿忘勿助”來提醒自己，那是你致良知的功夫還沒搞明白罷了。致良知的功夫沒搞明白，那恰恰又成了“勿忘勿助”的牽累，還是兩個都搞不成。
所有出現這些問題，都是就著文字上解釋，牽強附會，表面上是在求融會貫通，其實是都沒有在自己身上切實下功夫體驗，所以論證得越精細，偏離大道越遠！
【文蔚之論，其于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于“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將釋然矣?！?/p>
你的觀點，在大本達道上，已經沒有問題，只是關于致知、窮理、勿忘勿助等說法，還有摻和兼搭的地方，也就是我所說的，在康莊大道上，但是還有迂回曲折，等到你功夫純熟了，自然自己就通透了。
我的《傳習錄》學習參考書目：
《傳習錄 明隆慶六年初刻版》，王陽明撰著，謝廷杰輯刊，張靖杰譯注，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
《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