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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正式成為封建社會的上層意識形態主流架構，是在漢武帝時期大儒董仲舒通過上書形成的。
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給漢武帝上書，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
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癢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圣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示敗也。秦滅先圣之道，為茍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馀烈至今未滅，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捍，熟爛如此之甚者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漢武帝延續西漢建國以來“漢承秦制”，下繼承秦朝完善的律法治理基礎上，開啟了儒家道德教化成為封建王朝主流意識形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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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表法里，在漢高祖劉邦建國之初已經成為執行層面上的國策。
西漢承秦制，漢高祖劉邦的開國功臣大多是秦朝的刀筆小吏，熟悉秦朝的法治制度。劉邦在秦朝是泗上亭長，蕭何是沛縣掾吏，曹參是沛縣主吏；劉邦起兵也是因為熟知秦朝法律，送戍卒勞役失期當斬，不得已而遣散戍卒而自己逃亡到芒碭山中。
（既而季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愿從者十馀人。）
即使劉邦率先入關之后，為安撫人心爭取三秦最大程度的支持，也仍然堅持簡約之法。【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桀，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劉邦在叔孫通和陸賈等大儒的建議下，已經有意識采取德治教化的國策。比如采用叔孫通儒生禮儀作為群臣朝堂禮儀，采用陸賈的“下馬治天下”、寬法簡約、與民休息等順民之策。
劉邦還是歷史上第一位到孔廟祭孔的皇帝。（公元前195年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從劉邦開國皇帝的建國策中，儒表內法已經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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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和“昭宣之治”是在嚴苛的律法之下實現的。
漢文帝的舅舅薄昭是他在代地的重臣，對支持他即位功莫大焉。【周勃、陳平等在誅諸呂之后迎接代王，張武極力勸說代王立即進京。代王猶有懷疑，于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
即使這樣的功臣親貴，后來因為殺了一位家奴犯法，文帝也沒有徇私枉法，而是用逼其自殺的方式給舅舅一個體面、同時維護了漢法的尊嚴。
【公元前170年，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于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于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于始乎！】
再來看看另一位來自民間的漢宣帝，公元前52年，《資治通鑒》第27卷。【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
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系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
數月，京師吏民解馳，枹鼓數起，而翼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在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薄欲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屏跡。】
以法律作為王朝治理的基本準繩，使上下有所遵循，是封建王朝長治久安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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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與法，德治與法治的關系權衡往往左右封建王朝的國策和興衰。
皇太子（漢元帝）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漢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巨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于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司馬光的這段評論有失公允，也算是正確的迂腐之見。漢宣帝起自民間，知道民間稼穡艱難疾苦，非法治無以御下、無以御眾，社會治理也就不會有一個好的秩序。
儒表法里，以儒為主，慢慢大多不接地氣，難以形成復合現實的社會德治標準，道德綁架則幾近虛偽；漢宣帝一語成讖，之后漢元帝、漢成帝時期，朝廷治理外戚、宦官、權臣三者與皇權角斗，都戴著一頂道德制高點的帽子，最終給王莽制造了機會。也算是漢宣帝一語成讖。
儒表法里，以執法嚴苛為主，苛政猛于虎，刻薄無情；隨著發展，法律條文越來越繁瑣細致，就越來越被執法文吏所掌握，玩法弄法者刀筆吏階層，失去民心。即使一時強大，遇到社會災荒年份或者事件，社會一觸即潰，強大的秦朝15年崩潰就是這樣的例子。
儒表法里，形成道德和法制的統一，自己又能規模宏遠立定道德根基，又立足法治作為社會治理的基礎，趙匡胤、劉邦、劉秀就是這樣的開國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