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纏不清的學而時習

? ? ? 《論語》的開篇寫道：“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一章簡稱為時習章，歷來受到大儒名士們的推崇和重視。宋儒鄭汝諧[1]覺得此數(shù)語蓋孔門入道之要，故為首章[2]；明代大儒劉宗周[3]也認為學字是孔門第一義，時習一章是二十篇第一義。孔子一生精神，開萬古門庭閫奧實盡于此[4]?？梢哉f在相當一部分人眼中，時習章是打開論語或者說是儒學大門的一把金鑰匙，只有領(lǐng)會和明白了這一章的道理和奧義，才可能真正進入夫子的萬古殿堂。因此要了解《論語》的內(nèi)涵與精髓，就不得不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學而時習？

摸不著頭腦的解釋

? ? ? ?一般而言，一個民族關(guān)于某個理論最普遍、最權(quán)威的解釋，都會在教材中予以反映和闡述。因為教育是傳承民族文化最重要，也是最基礎(chǔ)的途徑。盡管在近現(xiàn)代，儒家思想已不在日常教育中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但由于儒家文化對中華民族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論語》仍然以摘錄的方式頻頻出現(xiàn)在教材中。那么在當下的教材中是如何解釋時習章的呢？

? ? ? ? 以人教版七年級語文為例，在第十課《論語十則》中就收錄了時習、三省、溫故等十章[5]內(nèi)容。其中關(guān)于時習章給出了這樣的參考注釋：孔子說：學習并且時常復(fù)習，不也是很愉快嗎？有朋友從遠方來看望你，不也是很快樂嗎？別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怨恨，不也是道德上有修養(yǎng)的人嗎？[6]。

? ? ? ?無獨有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十三經(jīng)譯注系列叢書中，《論語譯注》一書的作者金良年先生也認為時習章應(yīng)該解釋為：孔子說：學了能按時溫習，不也很快樂嗎？有共同見解的人從遠方來，不也很快樂嗎？不為他人所理解也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嗎？[7]

? ? ? ?被譽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的錢穆先生也做出了類似的注釋：學能時時反復(fù)習之，我心不很覺欣暢嗎？有許多朋友從遠而來，我心不很感快樂嗎？別人不知道我，我心不存些微怫郁不歡之意，不真是一位修養(yǎng)有成德的君子嗎？[8]

? ? ? ?雖然上述解釋在個別字詞上存在細微的差別，但總體意思大體相同。這個版本可以說是目前學界主流的解釋。但細細思之，不難發(fā)現(xiàn)這個權(quán)威版本在語句邏輯上存在一個小小的瑕疵。因為按照這種注釋，這章三句變成了首句說學習方式，次句講待友之道，尾句談個人修為，可謂一句一個意思，彼此毫無聯(lián)系，讓人猝一讀不知所云。如此言語如何當?shù)?i>五經(jīng)之錧鎋、六藝之喉衿[9]的盛譽？

? ? ? ?因此，有不少學者就對如此的注釋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尤以南懷瑾[10]先生的論述最為直白。講良心話，當年老師、家長逼我們讀書時，那情形真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苦’乎”?？鬃尤绻者@樣講，我才佩服他是圣人，因為他太通達人情世故了。至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似通非通的，什么道理呢？從一般人到公務(wù)員，凡靠薪水吃飯的，是“富不過三天，窮不過一月”，遇上了窮的那幾天，朋友要來家里吃飯，當褲子都來不及，那是痛苦萬分的事。所以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慘’乎?！苯^不是不亦樂乎。第三句話“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所謂“慍”，就文字解釋，是放在心中的怨恨，沒有發(fā)出來，在內(nèi)心中有煩厭、厭惡、討厭、怨恨之感。那么，別人不了解我，而我并不在心中怨恨，這樣才算是君子。那我寧可不當君子，你對我不起，我不打你，不騙你，心里難過一下總可以吧！這也不可以，才是君子，實在是做不到。[11]

? ? ? ? 誠如斯言，如此解釋確有商榷的余地。當然，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時習章作為論語首章，并不具有深意[12]，因為《論語》是孔子應(yīng)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13]。但也有學者針鋒相對的提出《論語》所載錄的孔子及其弟子之言語，在一章中是連貫而一體的，這種割裂開來的解釋，顯然有悖于本章的連貫性和整體性[14]。

? ? ? ? 面對眾說紛紜的解釋，有時候甚至是南轅北轍的注釋，如何才能把握住論語的本意，了解夫子的初心呢？不妨如楊義先生所說的那樣，懷抱著尊重心和務(wù)本求真意識，啟動追問力，以追問經(jīng)典文本存在的疑難和內(nèi)蘊的聲名時，必須啟動人文地理學、歷史編年學、史源學，以及文獻學、簡帛學、考據(jù)學等等方法，實行以史解經(jīng)、以禮解經(jīng)、以生命解經(jīng)。[15]

? ? ? ?今人李啟謙先生曾指出一部《論語》共20篇，498章，每一章都是前后連貫地說明一個事、理。不僅六、七個字一章的是如此，就是最長的有315個字的《先進》篇中的“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也是系統(tǒng)地記述同一件事。[16]既然時習章三段論式的敘述方式不符合《論語》全文的體例，那么這樣的孤證反而堂而皇之地占據(jù)著《論語》的篇首，似乎有些難圓其說了。

? ? ? ? 再換個角度來看《論語》成書的先秦時期，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先秦諸子往往在其著作的開篇，便開宗明義、高屋建瓴地提出其思想體系的精髓所在或基本態(tài)度。舉例來說，被譽為言簡意賅、玄之又玄的《道德經(jīng)》不也是在開篇通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17]點出了道家 “道”、“有”、“無”的基本概念嗎？

? ? ? ? 同為儒學經(jīng)典的《孟子》在開篇就通過“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18]的記述，點出了孟子思想的核心價值觀——仁和義；《中庸》也在首章通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才分窗l(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19]這等點睛之筆闡述子思推崇的中庸之道。難道被譽為儒學根基的《論語》，在論述儒學思想主旨時反倒不如后學之輩來得更直接和更干脆嗎？

? ? ? ?如此看來，目前通用的解釋似乎有些不靠譜了?；蛟S也正是這樣似是而非的解釋和闡述，曲解了先賢的本意，進而使整個光輝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層非常厚重的陰影，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20]?？墒?，是什么原因造成時習章解釋違背孔子本意的呢？難道如同南懷瑾先生所說的那樣是因為五四運動后提倡新文化運動、倡導(dǎo)白話文，將中華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明割裂所導(dǎo)致的誤解和偏差嗎？

皇帝的老師如是說

? ? ? ?要還原時習章的原貌，不妨如前文所述那樣仍然選一本教材作為參考。只不過這次選的教材可不是給平頭百姓看的私塾課本，而是給素有圣主之稱的康熙皇帝準備的獨家教材。這本教材就是由當時的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喇沙里和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陳廷敬[21]牽頭，由翰林院五十八位大小翰林將經(jīng)筵日講[22]所述的四書內(nèi)容加以整理，并經(jīng)康熙帝親自審定并作序的《欽定日講四書解義》。

? ? ? ?在這本康熙朝最權(quán)威的御用讀本中，對時習章就行了如下的注釋：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勤學之意?？鬃釉唬骸案F理盡性。”期臻圣賢，其功在學。己所未知效圣賢之所已知；己所未能效圣賢之所已能；學之事也。而或以此事為苦者，不克時習之故而耳！若既學矣又能時時習之無有間斷，則所知益精、所能益熟，中心亹亹然不厭，不亦說乎？學既有得，人自信從。同類之朋自遠方而來以求敎誨，一人之學廣為眾人之學、一人之說廣為眾人之說。中心油油然不倦，不亦樂乎？然朋，知我者也。朋之外、豈無不知我者？茍以人不知我而稍有不樂焉？學猶未純也！惟人不知而無一毫含怒之意，中心曠曠然無累，不亦君子乎？夫?qū)W由說而樂至于不慍而為君子。則臻乎圣賢之域矣?？偠撝簩W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成徳豈難事哉？[23]

? ? ? ?雖說注釋有些長，但概括一下大致是說：想要成為圣人，就必須仿效圣人的行為、理解圣人的思想。如果覺得仿效圣人有點苦，那是因為不肯時時練習的原因。如果立志仿效圣人并時刻練習不間斷，那么一定會十分高興。如果仿效圣人有所心得，那么一定有人信服你，并從遠方來跟從你學習。于是一個人仿效圣人的心得就成為一萬人的心得，一個人高興也就變成一萬個人高興，如果這樣一定會十分快樂。跟從你學習的是了解你的朋友，這個世界上一定還有不理解你的人存在。如果因為別人不理解你，你就不高興，那么你仿效圣人的功夫還不到家。只有別人不了解你，你依然能豁達的無所牽絆，那你才能達到君子的標準。等你成為了君子，那么恭喜你，你也成為圣人了?？偠灾痪湓?，效仿的方式一定要正確，練習的程度一定要精熟，才能真正體驗到發(fā)自內(nèi)心的喜悅，并且不停止或不改變這種狀態(tài)，那么成為大德之人也不是什么難事。

? ? ? ? 雖說翻譯的不是十分精準，但大致是八九不離十了。把這段注釋和前文所提到的注釋一對比，立刻可以發(fā)現(xiàn)前文注釋中混亂的邏輯關(guān)系到這里變得清晰了。時習章的邏輯關(guān)系變成了先要自己時刻效仿圣人，有所心得就帶領(lǐng)別人一起時刻效仿圣人，再進一步就是不管別人是不是了解你效仿圣人決心或者貶低你效仿圣人的行為，仍然維持成圣的心智與行為，最終成為圣人。

? ? ? ?經(jīng)過對比，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整個章節(jié)中幾個關(guān)鍵字的注釋出現(xiàn)細微差別。首先是學字，現(xiàn)代通行的解釋中注釋為學習，而這里則具體為仿效圣人；其次習字由溫習、復(fù)習變成了練習；朋由朋友變成跟隨學習成圣的人，即志同道合的人或弟子；人不知由別人不了解自己具體到不了解你效仿圣人的決心或者貶低你效仿圣人的行為。正是這些關(guān)鍵字的差別使得整章的意境與語義變得清晰了起來。顯然，這樣的注釋比起現(xiàn)行的注釋聽起來更為合理、更像那么一回事。那么這個代表著康熙朝最高學術(shù)權(quán)威的時習章注釋就是孔子的原意嗎？現(xiàn)在通行的注釋難道就沒有古代典籍的支持，是憑空而來、無中生有的嗎？莫急，且讓我們看看另一位皇帝的老師說了些什么？

? ? ? ? 這位帝師就是明朝的狀元公焦竑[24]，一生以治學嚴謹、不入俗流著稱，曾為還是太子的明光宗朱常洛講學。其在翰林院講學所用的教材，被稱為《焦氏四書講錄》。不過，他對時習章的注釋實在是太長，限于篇幅只能忍痛提供個刪節(jié)版。

? ? ? ?孔子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此是講學第一章，故記者以為書之首篇。學者于此需反而思之，曰圣人且憂學之不講，況吾人乎？憂之如何？亦曰講學而已。講也者，非口舌之空談也。講即是習、習即是講……學而時習之者，講學之謂也。不亦說乎，悅則無可憂矣。……世儒緣此遂謂學只是讀書，而以記誦辭章為學?；掴肿佑钟?xùn)學字為效字，只以效法先覺為學。曾不思說命之言，學者非一也！曰：惟學遜志,務(wù)時敏，則道積于闕躬。曰：念終始典于學，則德修罔覺。所謂道積德修，皆是身心上用功有得也?？杀阋杂浾b詞章效法先覺而盡于學乎？

? ? ? ? ?陽明子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粼弧扔X之所為’，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磳W時，心與理原不是兩個,只為私意間隔所以不能悅。今既學而時習之，則時時是此天理。最可玩味。愈玩愈見妙處，何等可悅！……君子存心廣大，我能之而人不能，多少可悶？人能之而止于一二，亦未足滿其意也?！瓌t我所學者人人亦學之，我所悅者人人亦悅之，安得而不樂？……君子之心渾是天理。天地萬物皆我之一體也。朋來便有以遂我一體之愿，能無樂乎？圣人所以急急于繼往開來成就后學者，亦不是功業(yè)上做工夫，只是此心流通于天地萬物之間，欲不間隔而已。……

? ? ? ? ……為學是我分內(nèi)之事與人原不相干，何必問人知不知？人知之于我亦無益，不知于我亦無損。今時學者往往以人不知便有悔，便半途而廢了，所以學不得成。惟不知而不慍則時習的工夫始終一致。天理純乎其純，而君子之德成矣。……子曰：莫我知也夫。見得圣人，道至大尚處不知，卒不能掀天之大業(yè)，其下者，人而知之可不怪哉？……孔子所望于學者甚大。學者要為君子，除是學孔子之所學。……而今觀孔子自十五志于學到七十亦不肯休，然后從心所欲不逾矩。此其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已。為何如者？吾人須如此學，終可以為。君子終是第一等人，…不有知于人必有知于天下；不有知于當時亦必有知于后世也，否則碌碌小人將草木同腐朽矣。惜哉！[25]

? ? ? ?概括起來說，焦竑主張將時習章理解為：一個人必須積道修德，在身心兩方面下工夫，經(jīng)過研習修為體會到控制私欲、遵循天理，一旦達到心性合一的境界，難道還有比這樣更愉快的事嗎？一個人僅僅自己達到心性合一的境界是不行的，還應(yīng)該由己推人幫助別人、教化別人一起積道修德。當人人都達到了天地萬物皆我之一體，此心流通于天地萬物之間的境界時，難道這不值得不快樂嗎？別人了不了解自己，對積道修德是沒有損益的，但慍與不慍則事關(guān)天理之純。只有排除慍與不慍的心魔干擾，才能達到不有知于人必有知于天下，不有知于當時亦必有知于后世的君子境界。

? ? ? ?在大段的文字中不難發(fā)現(xiàn)，焦竑比較傾向于陽明子王守仁[26]的主張，認為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追求抑制私欲弘揚天道人理的至圣境界，而效仿圣人只是這種追求的外在表現(xiàn)，還需要對內(nèi)用心進行體認，通過自身的獨立思考而進行是非判斷、取舍揀擇，不能不經(jīng)思考地簡單承襲。由此可知，在《焦氏四書講錄》中學字的概念比《欽定日講四書解義》又廣義了一些，已經(jīng)不是簡單的仿效圣人，而是通過對外仿效對內(nèi)體認，達成道德上的完善。其次，焦狀元用論語中的一句話學而不講，是吾憂也[27]來點明學而時習之的習是指講習，也就是講義研習的意思，《易經(jīng)》所載“《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28]” 也正是這個意思。為了防止別人誤讀自己的意思，焦竑還特意申明“講也者，非口舌之空談也。講即是習、習即是講”，從而明確的將“習”界定在踐習而非溫習。當然關(guān)于學字和習字具體的訓(xùn)詁絕對不是三兩句話就能說清楚的，這里就先點到為止。

? ? ? ?在這段注解中還提供了幾個寶貴的信息：首先，就是在明朝時也有人將學簡單理解為記誦辭章的讀書或?qū)W習，當然在焦竑這樣大儒的眼中，這種主張不過是世儒[29]的鄙見罷了；其次，這種以學為記誦辭章的主張，是受到晦庵子朱熹[30]把學字解釋為效的影響?？磥硪宄r習章的真正含義，就不得不看看朱老夫子對時習章究竟是如何解釋的，為什么他的學說會導(dǎo)致世儒和帝師產(chǎn)生了截然不同的兩種理解，以至于弄得我輩后生如墜云霧。

朱老夫子的時習路

? ? ? ?朱熹朱老夫子是宋明道學[31]中最主要支派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梢哉f是一輩子都在研究論語，先后寫了《論語纂訓(xùn)敘》《論語要義》《論語訓(xùn)蒙口義》《論孟精義》《論孟集注或問》《四書章句集注》等多本論語專著。正是朱熹的不懈努力，才將漢唐時代被視作儒家啟蒙讀物的《論語》被提升到超越五經(jīng)的地位[32]。作為朱熹論語學術(shù)思想的集大者，《四書集注》影響了元明清三代學子。元朝皇慶二（1313）年復(fù)科舉，詔定以《四書集注》為標準取士；明朝洪武二（1369）年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清代也沿襲不變。從此之后《四書集注》就成了科舉取士的金科玉律，天下學子無不專研朱熹的注釋。

朱老夫子在《四書集注》中如此注釋時習章：

? ? ? ?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后，后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fù)其初也。習，鳥數(shù)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shù)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fù)思繹，浹洽于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敝x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

? ? ? ?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fā)散在外?！?/b>

? ? ? ? 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背套釉唬骸半m樂于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后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33]

? ? ? ?朱老夫子的注釋簡單來說：認為學習就是效仿。人性都是善良的，而發(fā)現(xiàn)和達到人性這種至善境界，則有先后之別。后覺的人必須效仿先覺的人，才能使人性的本善得以恢復(fù)。這種仿效必須是時時刻刻進行的，就如同鳥數(shù)次飛翔一樣，最終使仿效變成本能，人就能悅由心生。當一個人體驗和發(fā)揮了人性的本善并以己推人，那么跟隨你的人也會日益增多，因此也就由然而樂。及人而樂是順勢而為，相對而言比較容易，但別人不了解自己而不會不高興，則比較難以做到，只有道德健全的君子才行。要健全道德，只有效仿的方式正確，練習的程度熟練，真正體驗到發(fā)自內(nèi)心的喜悅，并且不停止或不改變這種狀態(tài)。

? ? ? ? 朱老夫子在闡釋習字字義時，特意引用了伊川先生[34]的話，強調(diào)“習，重習也。時復(fù)思繹，浹洽于中，則說也”。這句話的文意十分明晰，這里的“重”是重復(fù)的意思。而下一句“時復(fù)思繹”更是明白無誤的將“習”字定義在復(fù)習、溫習上。正是受朱子的影響，直到清代還有大儒名家在注釋學而時習之時，將其解釋為其引程子說“學”為讀書，“時習”為既讀而時思繹，則此章之正解[35]。

? ? ? ?作為《論語》最權(quán)威的研究者，朱子是否真的認定“習”就是溫習、復(fù)習、時復(fù)思繹呢？其實仔細看朱子的注，不難發(fā)現(xiàn)在同一段文字的最終朱子又引了謝上蔡[36]的“坐如尸、立如齋”來強調(diào)“習”不止于“時復(fù)思繹”。其實《四書集注》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對同一字義進行不同詮釋的情況。關(guān)于“習”一字兩意的原由，朱子門人集撰的《朱子語類》中倒是留了一段解釋：學而時習之，若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于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37]。

? ? ? ? 朱子早年寫過一本名為《論孟精義》的書，此書輯錄了程顥、程頤、張載、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煌、周孚先十二家解釋《論語》《孟子》之說。此后，朱子雖在《論孟精義》的基礎(chǔ)上，精煉薈萃而成了《四書集注》一書，但對《論孟精義》也不偏廢，嘗言：讀《論語》須將《精義》看[38]；又說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39]

? ? ? ?如果，我們對照一下兩書關(guān)于“學而時習之”一節(jié)的注釋，就會發(fā)現(xiàn)《論孟精義》收錄了七家之言，而最終編入《四書集注》的只有小程子的二條和謝上蔡的一條。未被收入集注的詞條中如范祖禹“學先王之道，將以行之也。學而習之，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則說矣。習之言試也”[40]的主張，楊時 “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于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絶，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有朋自遠方來學者，以其類至也。合志同方，相與講學，故樂。夫孔子以學不講為憂，則講學之樂可知矣。朋來，人知之也，以人知而樂。不知而或慍，亦非君子矣”[41]的主張，其實都注“習”為行。既然早年朱子主張“習”是思行兼顧，那么為什么其晚年關(guān)于學而時習一節(jié)的定論卻又偏重于思呢？這就要扯到宋代那段著名的公案——鵝湖之會了。

? ? ? 《中庸》有句話，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42]。兩宋道學諸家向來把此句作為治學的入門根基。大意是君子既尊崇先天賦予的德行本性，又要通過后天的求教和學習，使自己的知識達到廣博境界，又深入到精妙細微之處；使自己的德行既高尚文明，又能奉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而恰恰就是這樣一句入門之法，引起朱子與象山先生陸九淵[43]的分歧。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后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fā)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44]。兩家的分歧簡單說就是人為學到底應(yīng)該是先讀書還是應(yīng)該先立心志。

? ? ? ?淳熙二（1175）年，呂祖謙[45]為了調(diào)和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的分歧，使兩人會歸于一。于是邀請陸九齡、陸九淵兄弟來信州鵝湖寺與朱熹見面。結(jié)果雙方激辯三天，依舊誰都不服誰。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fù)齋止之[46]。

? ? ? ?陸九淵的“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可謂殺招。堯舜之前無一書流傳后世，如果承認堯舜不讀書即可成圣人，自然是尊德性為重。如果說堯舜必經(jīng)讀書而后成圣人，那么堯舜所讀之書已失傳，后人成圣就無書可讀，如此道問學也就無立足之地。當然朱子是不會認可這一觀點的，視陸氏兄弟之說為歧途。朱子為防后學入了象山的狂禪之路，與門弟子反復(fù)強調(diào)“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認識的兩個方面，主張多讀書、多觀察事物，根據(jù)經(jīng)驗加以分析、綜合與歸納，然后得出結(jié)論。當然朱陸還在本體、太極等諸多問題上分歧，但因朱陸兩先生的分歧，宋明道學就衍生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兩支。此后儒學諸家宗朱者詆陸為狂禪，宗陸者以朱為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47]。

? ? ? ? ?正因如此，朱子在訓(xùn)“習”字時，才刻意強調(diào)思的一面，但又恐荒廢了行的一面，又把謝上蔡的一條補在注釋之后。就此而言朱子關(guān)于“習”的本意不僅有思的溫習、復(fù)習之意，也有行的實踐和嘗試之意。而后儒只從讀書解“學”字、以溫習解“習”字，反偏離了朱子的本意。況且以《論語》中“習”字的用法進行互校，也不難發(fā)現(xiàn)“習”之義?！墩撜Z》中“習”字僅出現(xiàn)三次，一次在時習章，一次在三省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48]，一次在性相近章（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49]，這兩處的“習”只有訓(xùn)之為踐行始通，由此可見世儒以溫習注疏“習”不合《論語》本意。

在故紙堆中覓端倪

? ? ? ? 探究完朱老夫子對“習”的糾結(jié)心情，讓我們再往前推看看漢唐諸儒對《論語》的開篇首章有何論述。兩宋諸儒多鄙視漢唐諸儒，謂漢儒只知章句訓(xùn)詁，無甚大用。伊川先生在答弟子問時就說，曰：漢之經(jīng)術(shù)安用？只是以章句訓(xùn)詁為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馀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jié)，只為不明理。[50]王荊公[51]也說：然孔氏以羈臣而與未喪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沒之圣，異端雖作，精義尚存。逮更根燼之災(zāi)，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勝質(zhì)，傳注之博溺心。此淫辭該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為隱[52]。因此，漢唐諸家關(guān)于諸經(jīng)諸子的注疏在宋代以后大多失傳，只有各類輯本勉強拾得一二。

? ? ? ?曹魏何晏集解、南梁皇侃[53]義疏的《論語集解義疏》是目前保存較為完整的漢唐注疏，其對時習章疏為：就此一章，分為三段。自此至不亦悅乎為第一，明學者幼少之時也。學從幼起，故以幼為先也。又從有朋至不亦樂乎為第二，明學業(yè)稍成能招朋聚友之由也。既學已經(jīng)時，故能招友為次也。故《學記》云“一年視離經(jīng)辨志，三年視敬業(yè)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是也。又從人不知訖不亦君子乎為第三，明學業(yè)已成，能為師為君之法也。先能招友，故后乃學成為師君也。故《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又云“能博喻，然后能為師；能為師，然后能為長；能為長，然后能為君”是也。今此段明學者少時法也。謂為學者，《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導(dǎo)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徳也。時者，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為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學之道，擇時為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故《學記》云“發(fā)然后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后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nèi)則》云：“六年教之數(shù)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shù)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并是就身中為時也。二就年中為時者，夫?qū)W隨時氣則受業(yè)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yè)，則為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濁。重濁時學重濁之業(yè)，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為時者，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并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而”猶因仍也，“時”是日中之時也?！傲暋笔切薰手Q也。言人不學則己，既學必因仍而修習，日夜無替也?！爸敝谒鶎W之業(yè)也。云“不亦悅乎”者，“亦”猶重也?！皭偂闭邞驯罆持^也。言知學已為可欣，又能修習不廢，是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彌重為可悅，故云不亦悅乎，如問之然也[54]。

? ? ? ?之所以不厭其煩的全文引了皇侃的疏，想說明幾點。首先，皇侃也認為時習章文雖分三段，但其文意貫通為一整體，只是說了為學的三個階段，從旁佐證了古來未有將時習章割裂而言者。其次，皇侃訓(xùn)習為修習，也是偏行的，未曾著意于溫習。當然，最重要的是關(guān)“學”和“時”兩字的注疏，頗有些可議之處。

? ? ? ? 先說“時”字。皇侃從人身中為時、年中為時、日中為時三個方面用了339個字解釋了“時”字。這種注疏法正是宋儒所反對的，也難怪伊川先生斥之為不知要。試想以人幾歲當學什么，以四季分學詩樂書禮，乍看引自《禮記》中的《內(nèi)則》《王制》兩篇，言之鑿鑿。然細品之，就不難發(fā)現(xiàn)二者所謂皆學之事，若訓(xùn)“時學”則可也，若訓(xùn)“時習”則風馬牛不相及也。至于日中為時與宋儒所疏之時時同義。那“時”除經(jīng)常外，就沒有其他解釋嗎？

? ? ? ?王肅[55]在注疏“時”字說: 時者, 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yè)，所以為說懌也[56]。這里的以時通常按照按時、及時來解。如習訓(xùn)作溫習、誦習，則訓(xùn)作按時并無不當。但如上文所證，習訓(xùn)作踐習、踐行，則似乎有些別扭了。但是，如果回到《論語》的原文來看“時”字，則其義自見了?！墩撜Z》全書“時”字共出現(xiàn)了十一次，其中二次作時間解（四時行焉，百物生焉[57]；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58]）、一次作歷法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59]）、一次作時機解（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60]），剩下的七處時都當作適時解。如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61]；又如不時，不食[62]；再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63]。由此看來，如將“習”訓(xùn)作踐習、踐行，那么按《論語》的用語習慣，則“時”字當作以時解，即適時。清儒焦循[64]也持此主張，其就明白無誤地將“時”訓(xùn)為當其可之謂時[65]。

? ? ? ?最后，來解“學”字。無論皇侃引《白虎通》訓(xùn)學為覺、為悟，還是朱子訓(xùn)學為效，王陽明訓(xùn)學為去人欲、存天理，凡此種種皆訓(xùn)學為動詞。當然諸儒所覺所效所悟者，皆為先王之道，以期成君子之徳。清儒毛奇齡[66]就對朱老夫子將學訓(xùn)為效大為不滿：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詩》、學射、御，此虛字也。若志于學、可與共學、念終始典于學，則實字矣。此開卷一學字，自實有所指而言。乃注作“效”字，則訓(xùn)實作虛，既失既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字學并無此訓(xùn)，即有時通“效”作“效”，亦是虛字。善可效，惡亦可效?！蹲髠鳌贰坝热硕е保f一效人尤，而亦習之乎？錯矣！學者，道術(shù)之總名。[67]今人李啟謙先生也贊同此說：學字固然可以訓(xùn)為學習, 但也可以解釋為學問、學說、學派。《莊子·天下》：“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這里的“學”，便是學說的意思。不僅道家的典籍中有這樣的義項，儒家的文獻中也有，如《大學》首章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里的“學”，也是學說之義。再進一步說，就是《論語》中也同樣有之。如“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保ā妒龆罚┻@里的“學”字，也是學問、學說之義[68]。

? ? ? ?在校驗《論語》原文之后，可知“學”字共出現(xiàn)了65次，有作動詞解的，也有作學術(shù)、學問當名詞解的。想用枚舉法和排除法來論證“學”字在此處的真實含義，似乎有些為難。若換個角度，確另有蹊徑。在《論語》中有這樣一條記載，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69]意為，孔子說：如果說到圣和仁，那我怎么敢當！不過是朝著圣與仁的方向去努力做而不厭倦，教導(dǎo)別人不知疲倦，那是可以這樣說的。如果我們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為夫子的習，那么夫子的學不就是“圣與仁”嗎？類似的記載還有，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b>[70]如以“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為習，則學舍“圣與仁”其誰？因此，當我們把語境還原的孔子時代，推原至《論語》之中，就不難理解孔子所謂的學，當指先王之道的“圣與仁”。

以行不厭成教不倦

? ? ? ?花了萬把字終于理清了“學”“時”“習”三字的字義，將字義釋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則此句當解為：我所信奉的先王之道，在適當?shù)臅r候得以踐行，難道不值得高興嗎？但要說通時習章，還是要將整章的三句話，貫通一體。誠如前文所述，除了近代將時習章割裂進行注釋外，從漢至清，整個時習章都是前后一體注釋的。對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句，古來爭議不大。關(guān)鍵的注釋在于“朋”字?；寿┰谑琛芭蟆弊謺r，引了漢儒苞咸[71]注，同門曰朋[72]?！秾W記》也說，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73]?；寿┮龝x儒江熙語：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yīng)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乎？道可齊味，歡然適愿，所以樂也[74]。清儒宋翔鳳[75]更是直接引史記，以夫子的實際經(jīng)歷注此句：“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yè)焉?！钡茏又磷赃h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可見，此句中的“朋”是指門人弟子而言。門人弟子遠來而聚，則孟子所謂的君子三樂中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76]也。

? ? ? ? 或許有人會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確為孔孟之樂，即便可將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解作“門人弟子自遠方來受教，難道不值得快樂嗎？”但此句與剛才解的“我所信奉的先王之道，在適當?shù)臅r候得以踐行，難道不值得高興嗎？”畢竟還是二件事，未能貫通。清儒阮元[77]給此句做了一個絕佳的注腳：圣人之道不見用于世，所恃以傳于天下后世者，朋也。[78]綜合阮文達之見和宋翔風引《史記》記載的夫子事跡，可推想夫子在魯不見用，故退而不仕，修《詩書禮樂》以載先王之道，聚門人授業(yè)以傳先王之道。見朋自遠來，思道之廣傳，此不可樂乎？再則回到《論語》之中，前文的為之不厭不就是夫子所謂的不懈推動先王之道行之于世嗎？誨人不倦不就是夫子所謂的朋來而樂嗎？因此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此當解作“（先王之道不行于世，而）門人弟子自遠方來受教，難道不值得快樂嗎？”

? ? ? ?再來看第三段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此段的解釋也不復(fù)雜，關(guān)鍵在“人不知”三字上。通常此三字可注釋為不知我和不知學二義，見皇侃的《義疏》。此有二釋：一言古之學者為己，己學得先王之道，含章內(nèi)映，而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此是君子之徳也。有德己為所可貴，又不怒人之不知，故曰亦也。又一通云：君子易事，不求備于一人，故為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之也，為君子者亦然也。[79]

? ? ? ? 先看“不知我”即不了解我一說。毛西河曾反駁道：人不知而不慍《孔疏》原有二義：一是不知學，一是不知我。今人但知后說，似于本章言學之意反未親切。何平叔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其云“有所不知”者，言學有所不解也?！熬硬慌闭?，猶言“君子易事不求備”也。蓋獨學共學，教人以學，皆學中事。夫子一生祇學不厭，教不倦，自言如此，門弟子言如此，后人言如此，故首章卽以此發(fā)明之。[80]且不論毛西河所言是否周全，僅其似于本章言學之意反未親切之論就頗有幾分道理。世人不知我者，繁若星瀚，而知我者寥寥可數(shù)。若以人不知我，而不慍即可為君子，則君子何其有也！朱陸鵝湖之會，與會諸君子可互為知我？象山的堯舜之前讀何書之言，豈謂無慍？朱子指陸氏兄弟與釋氏通病，豈謂無慍？我向來主張以《論語》釋《論語》，如核對《論語》全文就不難發(fā)現(xiàn)，《論語》中多次提及不知我或不了解我，但在句法從無“人不知”的結(jié)構(gòu)，而常用“不己知”，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81]；又如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82]?；蛴谩安晃嶂本涫?，如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83]或用莫己知句式，如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84]；又如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85]?；蛴谩澳抑本涫剑?b>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86]因此，將“人不知”簡單解釋為別人不了解我，顯然不合《論語》語法。

? ? ? 再說第二說，不知學。清儒劉寶楠曾駁《義疏》：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以不慍即稱君子。此注所云不與經(jīng)旨應(yīng)也[87]。確實如果將不知學簡單理解為弟子于師門之道不能知解、不能詳盡，而不動氣就是君子，那么恰恰和前面的不知我成反向，變成了君子何其多了！

? ? ? ?阮文達則在不知我和不知學外，給出了第三解。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慍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后世學者，于學尚未能時習，而妄欲見知于時，見用于世，或且患得患失，茍患失之，無所不至，君子小人之別在乎此矣。[88]無獨有偶，劉寶楠也持此說：人不知者，謂當時君卿大夫不知己學有成舉用之也[89]。由此可見，人不知的本義當為“人不見知”，即不見知于人，引申為不見知于時，不見用于世。

? ? ? ? 同樣，這樣的見解還是要回到《論語》的條文中加以驗證的?？础墩撜Z》諸章，夫子似乎對不知我還是十分在意的，多次提到了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斷告誡弟子要增加自己的本領(lǐng)，以使人知。為什么要人知？還是那句話見知于時，見用于世。那么如何曾其能？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若此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一句在此當解作（我信奉的先王之道）不見知于人，我也不怨恨，我不還是個道德高尚的君子嗎？

? ? ? ? 或許還有人會說，如此解法不過是古人常用的添字訓(xùn)詁，當不得真。不過，文言文文法中有個規(guī)則，稱為“從前省”。即在首句出現(xiàn)過的某些字詞，在后句可以省略。本文解時習章，就是認為時習章三句話“從前省”了關(guān)鍵的“學”字，即先王之道，才導(dǎo)致三句話文意割裂。若將省字添回原文，時習章的變動并不大。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學），不亦樂乎？人不知（學）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由此，我們再來看時習章三句的解釋，即“我所信奉的先王之道，在適當?shù)臅r候得以踐行，難道不值得高興嗎？（先王之道不行于世，而）門人弟子自遠方來受教，難道不值得快樂嗎？（我信奉的先王之道）不見知于人，我也不怨恨，我不還是個道德高尚的君子嗎？

? ? ? ?儒家是主張入世的學派，常將希望以先王之道救治當時之世。故夫子在開篇即告后世弟子，儒家主張推動以仁為核心的先王之道，此為儒者的最高追求；如暫不能治世經(jīng)用，則退而授道傳學，以興先王之道，此為第二等的要求；如先王之道不為國人所見知，則守道勤學、以下學上達，這是儒者的底線。其實夫子的這一思想也就是孟子所謂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90]。數(shù)千年來，后儒們不也正是如此，踐行著夫子的宗旨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辛丑季夏十七子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于書如羽齋

[1]?鄭汝諧（1126～1205），字舜舉，號東谷居士，處州（今麗水）青田人。紹興廿七(1157)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卒贈開國伯。與辛棄疾等交好，著有《東谷集》、《五經(jīng)書注》等典籍。

[2]?《論語意原·學而》。

[3]?劉宗周（1578—1645），字起東，別號念臺，浙江山陰（今紹興）人，因講學于山陰蕺山，稱蕺山先生。為人清廉正直、操守甚嚴，立朝敢于抗疏直言，屢遭貶謫，不改其志。明亡后清軍南下，他在家鄉(xiāng)絕食殉節(jié)。半生從事于講學育人，故其弟子遍天下，而以黃宗羲、陳確、祝淵、張履祥等最為著名。學術(shù)上，劉宗周于《五經(jīng)》、諸子百家無不精究，皆有所論述，堪稱為宋明道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4]?《論語學案·學而》。

[5]?《論語》在傳統(tǒng)上一般將其分為二十篇，每篇再依自然段落分成若干章。而教材中往往將章稱之為則，此處依照習慣仍稱之為章。

[6]?《初中語文·論語十則》。

[7]?《論語譯注·學而》。

[8]?《論語新解·學而第一》。

[9]?漢代趙岐在其所著的《孟子注·孟子題辭》提到：論語者，五經(jīng)之錧轄，六藝之喉衿也。

[10]?南懷瑾（1918—2012），浙江樂清人。幼承庭訓(xùn)，少習諸子百家?？谷諔?zhàn)爭中，投筆從戎，躍馬西南，籌邊屯墾。戰(zhàn)后，旋即潛心佛典，遁跡峨嵋大坪寺，閱藏三年。后講學于云南大學、四川大學、輔仁大學等處。生平致力于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出版有《論語別裁》《孟子旁通》《大學微言》《老子他說》及佛、道兩家三十多種著作。

[11]?《論語別裁·學而第一·學而有何樂》。

[12]?《論語今讀·學而第一》。

[13]?《漢書·文藝志》。

[14]?《論語校釋辯正·學而篇》。

[15]?《論語還原·導(dǎo)言》。

[16]?《關(guān)于“學而時習之“章的解釋及其所反映的孔子精神》，《孔子研究》雜志1996年第4期。

[17]?《道德經(jīng)·道經(jīng)·一章》。

[18]?《孟子章句·梁惠王章句上》。

[19]?《中庸章句·第一章》。

[20]?《論語別裁·學而第一·冤枉的一打》。

[21]?陳廷敬（1639~1712），字子端，號說巖，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1658）年進士。初名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者，故改為廷敬。先后任職于禮部、吏部、戶部、刑部、都察院等重要部門，長期擔任侍讀、侍講學士，直至文淵閣大學士。主持編撰了《康熙字典》、《欽定日講四書解義》，著有《午亭文編》、《尊文閣集》、《河上集》等文集。死后被賜予謚號“文貞”。

[22]?漢唐以來帝王為講論經(jīng)史而特設(shè)的御前講席。宋代始稱經(jīng)筵，置講官以翰林學士或其他官員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節(jié)、八月至冬至節(jié)為講期，逢單日入侍，輪流講讀。元明清三代沿襲此制，而明代尤為重視。除皇帝外，太子出閣后，亦有講筵之設(shè)。經(jīng)筵每月三次由勛臣一人知經(jīng)筵事，內(nèi)閣學士或知或同知經(jīng)筵事，六部尚書等官侍班，另有展書、侍儀、供事、贊禮等人員。日講只用講讀官內(nèi)閣學士侍班，不用侍儀等官。日講儀式較經(jīng)筵大為簡略，或稱小經(jīng)筵、小講。經(jīng)筵講學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講，每旬一大講。清襲明制，經(jīng)筵講官為大臣兼銜，于仲秋仲春之日開始進講。

[23]?《欽定日講四書解義·論語上·學而第一》。

[24]?焦竑（1540－1620），字弱侯，號漪園、澹園，江寧（今南京）人，明朝狀元。博覽群書，精于文、史、哲學科。治學嚴謹，不入俗流，常有獨到之處。著作甚豐，有《澹園集》《澹園續(xù)集》《焦氏類林》《老子翼》《莊子翼》《養(yǎng)正圖解》《玉堂叢話》等。方志著述有《國史經(jīng)籍志》《熙朝名臣實錄》《國朝獻征錄》《中原文獻》《遜國忠臣錄》《焦氏筆乘》等。

[25]?《焦氏四書講錄·論上卷之四·學而第一篇》。

[26]?王守仁（1472—1529），幼名云，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紹興府余姚縣（今屬寧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亂軍功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贈新建侯。集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絕有明一代。謚文成，故后人又稱王文成公。

[27]?《論語·述而第二》。

[28]?《易經(jīng)·兌卦》。

[29]?這里指俗儒。

[30]?朱熹（1130-1200），江南東路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又稱紫陽先生、考亭先生、滄州病叟、云谷老人，謚文，又稱朱文公，尊稱朱子。朱熹家境窮困，自小聰穎，弱冠及第，中紹興十八年進士，歷高孝光寧四朝。于建陽云谷結(jié)草堂名“晦庵”，在此講學，世稱“考亭學派”，承北宋周敦頤與二程學說，創(chuàng)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學風，稱為理學。其著作甚多，輯定《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四書作為教本。

[31]?又稱宋明理學，泛指以討論天道性命問題為中心的整個哲學思潮。產(chǎn)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與元、明時代，清中期以后逐漸衰落。其主要流派分為：周敦頤的道學派（以“道”為核心概念）；邵雍的數(shù)學派（以“數(shù)”為核心概念）；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派（以“氣”為核心概念）；二程與朱熹的理學派（以“理”為核心概念）；陸九淵與王陽明的心學派（以“心”為核心概念）；陳亮與葉適的事功學派（以“事功”為核心概念）等。

[32]?漢代官方設(shè)立五經(jīng)博士，在太學教授五經(jīng)，使五經(jīng)取得了學術(shù)上的至高地位。天下學子莫不以研習五經(jīng)為學術(shù)正宗。南宋朱熹編注的四書集注自元代被確立為科舉取士的標準之后，四書一舉成為學術(shù)正宗，排名在五經(jīng)之上。

[33]?《論語集注·學而第一》。

[34]?程頤（1033-1107），字正叔，洛陽伊川（今河南洛陽伊川縣）人，世稱伊川先生。與其胞兄程顥同學于周敦頤，共創(chuàng)“洛學”，為理學奠定基礎(chǔ)，世稱“二程”。學說以“窮理”為主，認為“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主張“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yǎng)方法，目的在于“去人欲，存天理”，認為“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宣揚“氣稟”說。其著作有《周易程氏傳》《遺書》《易傳》《經(jīng)說》，后人輯錄為《程頤文集》。

[35]《論語后案·學而一》

[36]?謝良佐（1050-1103），字顯道，壽春上蔡人，世稱上蔡先生或謝上蔡。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同學于程門，號“四先生”。學說以仁、天理為主體，講究修身養(yǎng)性，且摻雜禪學思想。其“格物窮理”論，上承二程思想，下啟朱熹“窮理”學說，又開陸九淵“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先河。著有《論語說》，其核心思想被門人曾恬、胡安國收入《上蔡先生語錄》，后經(jīng)朱熹編定為三卷。

[37]?《朱子語類·論語·學而》。

[38]《朱子語類·論語·語孟綱領(lǐng)》。

[39]《朱子語類·論語·語孟綱領(lǐng)》。

[40]《論孟精義·論語·學而第一》。

[41]《論孟精義·論語·學而第一》。

[42]《禮記·中庸》。

[43]?陸九淵（1139 -1193），字子靜，號存齋，撫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縣)人，講學于象山書院，人稱象山先生、陸象山。為宋明兩代“心學”的開山之祖，主張“心即理”、“發(fā)明本心”、“尊德性”、“大做一個人”、“踐履工夫”等，常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學茍知本，六經(jīng)皆我注腳”。上承孔孟，下啟王守仁，形成“陸王學派”，著有《象山先生全集》

[44]《陸九淵集·年譜》。

[45]?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省金華市）人，郡望東萊郡，人稱“小東萊先生”。其博學多識，主張明理躬行、學以致用、反對空談心性，開“浙東學派”之先聲。他所創(chuàng)立的“婺學”（又稱“金華學派”），是當時最具影響的學派，在理學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與朱熹、張栻齊名，并稱“東南三賢”。著有《東萊集》《歷代制度詳說》《東萊博議》等，并與朱熹合著《近思錄》。

[46]《陸九淵集·年譜》。

[47]《宋元學案·象山學案》。

[48]《論語·學而》。

[49]?《論語·陽貨》。

[50]《二程集·二程遺書·伊川先生語四》。

[51]?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qū)）人。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被封為荊國公，故后人稱其王荊公。元祐元（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圣元（1094）年，獲謚“文”，世稱王文公。

[52]《王文公文集·謝除左仆射表》。

[53]?皇侃（488-545），一作皇偘，其字不詳，吳郡(郡治在今江蘇蘇州市)人。少好學，師事時之名儒會稽賀塌。精通儒家經(jīng)學，尤明《三禮》《孝經(jīng)》及《論語》。撰有《論語義疏》十卷，略于傳統(tǒng)的章句訓(xùn)詁和名物制度，而多以老、莊玄學解經(jīng)。

[54]《論語義疏·學而第一》。

[55]?王肅（195-256），字子雍，東?？ほ翱h (今山東省臨沂市郯城縣) 人。出身東海王氏，師從大儒宋忠。早年任散騎黃門侍郎，襲父王朗爵，封蘭陵侯。家學淵博，學貫今古文經(jīng)學，曾遍注群經(jīng)，其所注經(jīng)學被稱作"王學"。曾助大將軍司馬師平定毋丘儉之亂，把女兒嫁給司馬昭。累遷中領(lǐng)軍、散騎常侍。甘露元（256）年，病逝，享年六十二歲，獲贈衛(wèi)將軍，謚號為景。唐代時，作為"二十二先賢"配享孔廟。宋真宗時，追贈司空。

[56]《玉函山房輯佚書·論語王氏義說》。

[57]《論語·陽貨》。

[58]《論語·季氏》。

[59]《論語·衛(wèi)靈公》。

[60]《論語·陽貨》。

[61]?《論語·憲問》。

[62]《論語·鄉(xiāng)黨》。

[63]《論語·學而》。

[64]?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江蘇揚州黃玨鎮(zhèn)人，博聞強記，與阮元齊名。阮元督學山東、浙江，俱招往游。后應(yīng)禮部試不第，托足疾不入城市，構(gòu)一樓名雕菰樓，讀書著述其中。于經(jīng)史、歷算、聲韻、訓(xùn)詁之學都有研究。有《里堂學算記》《易章句》《易通釋》《孟子正義》《劇說》等。

[65]《論語補疏·學而》。

[66]?毛奇齡（1623-1716），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于一、齊于，號秋晴，又號初晴、晚晴等，浙江紹興府蕭山縣(今杭州市蕭山區(qū))人。以郡望西河，人稱"西河先生"。明末諸生，清初參與抗清軍事，流亡多年始出?？滴鯐r薦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充明史館纂修官。尋假歸不出。治經(jīng)史及音韻學，著述極富。所著《西河合集》分經(jīng)集、史集、文集、雜著，共四百余卷。

[67]?《四書改錯·小詁大詁錯·學》。

[68]?《關(guān)于“學而時習之“章的解釋及其所反映的孔子精神》。

[69]《論語·述而》。

[70]《論語·雍也》。

[71]?苞咸（前7-65），字子良，會稽曲阿（今江蘇丹陽）人。少為諸生，以博士從細君為師，倡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遷大鴻臚。

[72]《論語集解義疏·學而第一》。

[73]《禮記·學記》。

[74]《論語集解義疏·學而第一》。

[75]?宋翔風（1779-1860），字虞庭，一字于庭，江蘇長洲(今蘇州)人。治今文經(jīng)學，通訓(xùn)詁名物，志在西漢家法，微言大義。所撰《論語說義》，認為《論語》系孔子言性與天道微言所在，牽合陰陽以言“圣王大義”。所著《過庭錄》，系其讀書筆記，對古代史料詳加考證。撰著編入《浮溪精舍叢書》。

[76]《孟子·盡心上》。

[77]?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蕓臺、雷塘庵主、揅經(jīng)老人、怡性老人，江蘇儀征人。師戴聯(lián)奎，身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歷任巡撫、總督之要職所至之處，以提倡學術(shù)、振興文教為自任，勤于軍政，治績斐然。晚年官拜體仁閣大學士，致仕后加官至太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阮元去世，年八十六。獲賜謚號"文達"。

[78]《揅經(jīng)室集·論語解》。

[79]?《論語集解義疏·學而第一》。

[80]《四書賸言·卷一·論語十四條》

[81]《論語·學而》。

[82]《論語·衛(wèi)靈公》。

[83]《論語·先進》。

[84]《論語·憲問》。

[85]《論語·里仁》。

[86]《論語·憲問》。

[87]《論語正義·學而第一》。

[88]《揅經(jīng)室集·論語解》。

[89]《論語正義·學而第一》。

[90]?《孟子·盡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