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是中華武圣，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義”的形象代表。關公的歷史原型為三國名將關羽，自關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臘月壯別人間，關羽的事跡一再被傳揚，魏晉之后成為武勇的代名詞，宋元明清統治者視關公為“安邦定國、護國保民”的崇高威德倍加推崇，儒釋道三教都將關公納入自身的宗教信仰體系而崇祀膜拜，普通百姓、士農工商等也都堅信奉關公有司命祿、佑科舉、祛病除災、驅邪避惡、巡察幽司乃至招財進寶、庇護商賈等多種法力。
經過1800多年的對關公大義精神的形象再塑造，關公的“義”成為了具有為全社會所接受的普世性價值觀，關公的忠義、信義、俠義、仁義等義的行為實踐，因對儒家所倡導的道德思想的相互印證，使關公的義具有了豐富具體的中華傳統文化內涵，關公精神也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
關公文化最早誕生于三國名將關羽的歷史、典故以及傳說中，元末明初《三國演義》的出現，使關羽的人物形象達到成熟。《三國演義》評論家毛宗崗評道：“歷稽載籍，名將如云，而絕倫超群者，莫如云長。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竹達旦，人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誼重。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關公的大義精神形象得到中華民族全社會成員的認可和推崇。在漢文化圈及華人文化圈，不知關公者，不服關公精神者，幾乎是很難想象的事，幾乎可以成為文化淺薄無知者的代名詞。
歷史上真實的關羽多取材于東晉時陳壽的《三國志》，《三國志》在史記、漢書的經驗基礎上完成，號為良史，裴松之的注，起了很大作用。但歷代研究者，仍以志為主據，注為參考。
陳壽寫《蜀書》時，因為蜀漢沒有設置史官，尤其關羽久鎮荊州，對于關羽的生平事跡記錄的還是很簡明很扼要。這就給后世的關羽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間，其中爭議最大的莫過于“關羽失荊州”這一細節。
關羽失荊州，說的是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出兵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區，孫權派呂蒙乘虛偷襲荊州，導致荊州三郡失陷。
《三國志關羽傳》原文：
“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愿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后，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自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
這是《關羽傳》中關于關羽失荊州的全紀錄，全文300字左右。
從文中可以看出，關羽失荊州是因為孫權呂蒙偷襲荊州，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關羽失敗不是敗在正面戰場，而是敗于孫權的背盟棄義，糜芳傅士仁的變節偷襲，而最終使得關羽失敗被俘的根本原因，則是因為孫權呂蒙占據江陵之后，綁架了荊州將士的家人，同時又借故“擅取民笠覆蓋官鎧亂了軍紀”為名誅殺同鄉來對荊州人民進行恐嚇，使得一向愛民如子，善待士卒的關羽就地解散了軍隊，沒有據城自保，或者帶兵突圍，只是帶了十余騎突圍。
《吳書呂蒙傳》記載：
“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憮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栗，道不拾遺。……故羽吏士無斗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
《吳書孫權傳》記載：“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馀騎。”
關羽北伐襄樊，圍曹仁于樊城，擒于禁三萬人送往江陵，又遣別將阻絕襄陽，總軍馬至少也要在3萬人以上，且史書記載除了與徐晃偃城之戰有所失利，但損失也不是很嚴重，關羽兵馬大部分還是存在的。
關羽就地解散軍隊，是出于對荊州軍民的憐愛之情，是仁義情懷使然。《吳書呂蒙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斗心。”
關羽討徐晃不克，返回江陵，得知江陵已被占據，關羽所做的并非攻打江陵，而是多次派遣使者與呂蒙交涉，且使者回軍中之后，關羽也并沒有封鎖消息，使得軍士與家人得以通訊息。關羽帶兵多年，且不知如此會怠慢軍心，士心不穩？關羽坦誠大度，仁義待人，由此可見。而且在這期間，并未有史書記載在如此情形之下，有兵士大批量逃離的情形發生，說明關羽與軍士之間還是很融洽的。兵士解散是發生在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之時。這是戰局最緊要之時，也是最需據軍自保之時。關羽不忍軍士與家人分離，就地解散，這才是關羽的大義精神所在。
何謂大義？大義精神的本質是來自于對人民的仁愛，為了人民的利益而甘愿犧牲自身的安樂甚至生死。關羽熟讀左傳，左傳的主題指導思想就是大義精神。大義精神是一種置生死與度外的一切以人民利益為重的精神境界。古往今來，有多少帶兵之將會在戰局最不利的時候遣散自己的軍隊？人人皆有私心，但在緊要關頭，才能看到義利之分。仁義之道，不在嘴上，而在行為上。
關羽與荊州士民關系是怎樣的？
關羽原來是與諸葛亮一起鎮守荊州，建安十七年，劉備入川不利，失了龐統，于是急調諸葛亮進川輔佐，關羽于是獨自鎮守荊州，共約七年。
荊州是魏蜀吳三個政權的交集地：地處長江中游地區，北過江可攻宛洛，東順江可取江東，西逆流可進益州，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當時，曹、劉、孫三分荊州，相互接壤，摩擦不斷，防守形勢十分嚴峻。在這種斗爭形勢十分嚴峻的情況下，關羽在長達七年的時間內守住了荊州，鞏固了蜀漢這個至關重要的根據地，劉備才有可能西取益州、攻占漢中，成為三分天下的一方。沒有關羽守荊州，就不會有劉備向西發展的成功，也不會有以后蜀漢政權的建立。
關羽守荊州始終堅持內樹恩信，外強防務的辦法，使得魏和吳都不敢輕易窺伺。
在荊州政務治理上，荊州軍政要務秩序井然，政通人和、局面穩定。《三國志陸遜傳》中記載，“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三國志》作者陳壽評價關羽“善待卒伍，有國士之風”。曹魏謀士程昱評價關羽“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義素著。”
且在《三國志關羽傳》中也有零星片段記載關羽與荊州軍士的融洽情形：關羽得知馬超入川時，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謂馬超可與張飛并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在關羽刮骨療毒時，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三國志》對于關羽的記述本就簡略，但幾段故事都有關羽與賓客、諸將一起其樂融融的記錄。可知關羽與荊州軍士以及民眾還是很融洽的。
在防務上，關羽鞏固城防，修筑江陵城，將其建成內外套城，城墻外有護城河。在長江沿岸設置了沿江觀察哨所，史稱為“屯候”，以監控江面及吳軍的動向，保持信息傳遞通道。
隨軍司馬王甫曾問關公：“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并荊州之意，倘率兵徑取荊州，如之奈何？”，關羽回答：“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調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倘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煙為號。吾當親往擊之。”關羽的嚴密布署得到了遠在益州的劉備肯定：“忽又探馬到來，報說關公于江邊多設墩臺，提防甚密，萬無一失。因此玄德放心”。
關羽在荊州軍政事務上的舉措，充分顯示出他作為三國名將的英雄本色，關羽鎮守荊州，威名大振，實至名歸，功績卓著。關羽東和孫權做到了既聯盟又對峙，剛柔并濟，使得孫權一直不敢覬覦。北抗曹魏擊退曹軍多次進犯，保障了荊州多年的穩定局面，使荊州民眾能休養生息，為劉備西取益州，興復漢室囤聚了基礎。
關羽與荊州士民融洽和諧，出現糜芳傅士仁的背叛，是因糜芳傅士仁自身行為所致：一是因糜芳傅士仁自身疏忽職守，害怕關羽治罪，二是因糜芳“私好攜貳”，所以不被性情剛直正義的關羽喜愛也理所必然，三是糜芳身為劉備妻子的親弟弟，負守城重托，卻開關降敵，不只是與關羽個人不睦那么簡單，更多的還是個人道德品格的原因。
蜀漢名臣楊戲在《季漢輔臣贊》中評價糜芳傅士仁：“古之奔臣，禮有來逼，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自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與之二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荊襄之士在此期間的忠義表現。
如廖化，襄陽人。廖化曾為關羽主簿，關羽敗亡后歸入孫吳，用詐死之計回歸蜀漢。
如習珍，襄陽人。關羽北伐中原時，習珍留守零陵，后呂蒙白衣渡江，為孫權襲殺關羽。荊州各郡陸續降于東吳，只有習珍在零陵孤軍抗擊。孫權派使者前來招降，習珍大義凜然地說："請回去告訴碧眼兒，我寧做漢鬼，不做吳臣！"最后因糧絕，援兵不到，拔劍自殺報國。
廖化，襄陽人；習珍，襄陽人。糜芳，東海朐縣人，傅士仁，廣陽人。
且關羽遇害之后，劉備準備討伐東吳，除諸葛亮、趙云、及少數益州官吏勸阻外，無荊襄人士進行勸阻。即使到蜀漢滅亡，荊襄之士寧愿投降晉國，也再無一人投降吳國。可想而知關羽在荊襄軍士的威望之高，口碑之好。
所以，關羽失荊州既非因大意，也非失人心。而是在孫權呂蒙偷襲據城下，在糜芳傅士仁開關投降下，在面對荊州士民被綁架的情形下，關羽大義參天，舍己救民，實現了從小義到大義，從劉關張的情義，到掛印封金的信義，到一心一意的忠義，到恩施惠民的仁義，到舍身取義成全萬民的大節大義，一步步完美地展現了中華民族道德范疇的“義”的精髓。
關羽雖然大義失荊州，被俘臨沮，大義歸天，但是其人格魅力，精神品德卻一直在荊襄之地流傳，并蔓延全國，為關公文化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關公文化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