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當地方官期間，有一次下鄉去，在一位七旬老翁家蹭飯，老翁親自腰帶鐮刀到山上挖來竹筍，做熟了端上來，可蘇東坡剛吃了第一口，就皺起了眉頭——沒放鹽吧？
老人家有點尷尬，他的解釋后來被蘇東坡寫進詩里，叫“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好家伙，三個月沒吃上鹽了，用李逵兄弟的話來說，嘴里不得“淡出個鳥來”啊！
其實鹽是有的，可是全在國家倉庫里呆著呢，倉庫鑰匙則在宰相王安石手下那幫鹽官的兜里。
食鹽專賣，這是王安石變法的重頭戲，但這招并非王安石的發明。中國自有鹽業以來，政府大都在搞食鹽專賣。王安石之前，就有不少人利用這棵搖錢樹為政府創收，大獲成功。王安石給皇帝的上書中，特意提到了其中的兩個人，一個是西漢的桑弘羊，一個是唐朝的劉晏。
桑弘羊的老板是漢武帝，打仗、巡游、求仙兼搞面子工程，開銷不是一般的大，可是每次找桑弘羊伸手要錢，不管該花還是不該花的，老桑從沒讓他失望過，而他的法寶就是鹽鐵專營。劉晏就更厲害了，唐朝安史之亂過后，國家經濟一團糟，連御廚都沒有存糧，若非劉晏這個“財神爺”在，皇帝恐怕都得討飯去。單說江淮地區的食鹽一項，劉晏接手時政府收入僅四十萬緡，他任職期間硬給提高到六百多萬緡——瞧人家這政績！
桑、劉二人理財都有個顯著特點，叫“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在他們看來，靠加稅來增加政府收入，那也太沒技術含量了，但就食鹽專賣而言，兩人又有很大不同。
先說桑弘羊，他的做法是：政府壟斷食鹽的收購和銷售，不準商人們摻和。劉晏的前任叫第五琦，他沿襲了桑弘羊的做法，而且變本加厲地搞起了產、供、銷一條龍，連負責生產的鹽戶都給擠掉了。
劉晏上任后，一看第五琦這套不行，于是大力調整，他的辦法簡單來說就是六個字：“民產、官收、商銷”，政府主要扮演收購方和批發商的角色。按經濟常識來說，這中間的環節是油水最多的，但不管怎樣，商人們畢竟還有一定利潤空間，所以劉晏的食鹽專賣政策得以順利實施。政府吃肉，商人喝湯，老百姓也有鹽吃，皆大歡喜。
王安石搞的食鹽專賣，學的是桑弘羊。可是他那時離桑弘羊時代已一千多年了，西漢時私鹽生意還不甚發達，干這行的都是些富商大賈。桑弘羊拿走了這些人的利潤，他們怎么辦？史書上說的是“反本”，也就是投資搞農業去了。可是北宋時個體私鹽販子很多，尤其是江浙一帶，很多人家靠此為生，這下子斷了生計，很多人只好鋌而走險，偷運私鹽販賣。對這種行為，王安石予以嚴厲打擊。一時間，監獄人滿為患。
更麻煩的還在后邊。所謂“隔行如隔山”，王安石手下那幫沒什么商業經驗的官僚們，以為“賤買貴賣”很容易，可是一干起來就發現不是那么回事。由于銷售渠道不暢，政府收來的鹽，硬是到不了老百姓飯桌上去，偏遠地區更甚。“三月食無鹽”，這并非夸大其詞。
這個時候，王安石要是能拐個彎，把人從牢里放出來，商量商量怎么合作，這事情或許還有轉機。可天下人都知道，“拗相公”認準了的方向，九頭牛都拉不回來，于是這食鹽專賣就走進了死胡同。結果呢，政府挨罵，商人坐牢，老百姓沒鹽吃，個個倒霉。
倒霉的還有蘇東坡，他在鄉下吃了頓名副其實的“淡飯”，回到衙門還忙得連“粗茶”都顧不上喝。忙什么呢？就忙著審那些新抓來的私鹽販子，一直到除夕夜還沒審完。蘇大學士郁悶壞了，就在墻上題了首詩，“執筆對之泣，哀此系中囚”。他想，這些私鹽販子不過是為了糊口，和自己當官追求俸祿有什么區別呢？于是他又在后面加了一句：
“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
句子不漂亮，和“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沒法比，可在我看來，這是蘇東坡寫得最好的句子。因為這十個字里，滿滿的全是悲天憫人的情懷。
自古以來，任何可行的政策都有一條底線，那就是顧及人的基本生存條件。若是越過這條底線，只顧政績而不顧民生，那這樣的政策必敗無疑。劉晏的做法與民分利，公私兼顧，故而成就斐然，而王安石陷入與民爭利的泥淖，觸及了民生底線，他的理想之舟又怎么行得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