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9 年秋天，“二戰(zhàn)”激戰(zhàn)正酣。一個下午，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和他的學生馬爾康姆在倫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時聊起一則消息：據(jù)說德國政府正在譴責英國政府煽動一起針對希特勒的謀殺案。
維特根斯坦評論說：如果這個消息是真的，我也不會驚訝。
馬爾康姆則反駁：這種行為不符合英國人的“民族性格”。
似乎是無傷大雅的爭論，卻導致了維特根斯坦跟馬爾康姆的斷交。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五年之后，在美國的太平洋艦隊上服役的馬爾康姆收到維特根斯坦的來信，終于了解了維特根斯坦為什么那么生氣并與之斷交——那封信里，關于他們的爭論，維特根斯坦說：“你關于民族性格的議論簡單幼稚得令人吃驚。我發(fā)現(xiàn)研究哲學給你帶來的只不過是使你能似是而非地談論一些深奧的邏輯之類的問題，并沒有改善你關于日常生活中重要問題的思考。”
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維特根斯坦的苛刻和較真，而我們大抵不會遇上這么矯情的老師。馬爾康姆的錯誤多數(shù)人常會犯——就是通過一個抽象的概念來作為答案，試圖作為結論蓋棺論定。
說上海人都很精明小家子氣、河南人都是騙子心很黑、東北人都愛吹牛皮、新疆人擅長偷東西……諸如此類，全都試圖通過一個抽象的概念來進行歸納，從而方便自己的認識。
這是我們在應對巨量信息時形成的一種本能，降低思考所消耗的能量，本是無可厚非，卻也極容易成為固化認知的框架，并常常接納其倒果為因的合理性，于是狹隘的偏見自然就形成了。
因為一直以來對太平天國是農民反抗?jié)M清暴政起義的定位，使我們更愿意相信其正義性，而無視這場革命造成了超過二戰(zhàn)的人口死亡數(shù)；
因為史書一貫強調道德品質的重要性，使我們更愿意相信那個遵守祖制的海瑞是個好官，卻看不到他幾乎一輩子沒干出過什么政績；
因為蘇東坡文采飛揚才華橫溢，使得我們更相信靠文才就能當個好官，基本不會注意他在治水、理政方面的突出才干……
這樣的偏見的例子舉不勝舉，絕大多數(shù)時候，我們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于是推理出了合理性。而很多能讓我們看到的也是我們所愿意看到的，比如為那些打動人的勵志故事，大抵都沿著逆襲的套路，強調了勤奮努力的重要性，忽略了環(huán)境、時代的背景和相應的趨勢——畢竟，誰都看不見風，只能看見飛在天上的豬，那頭豬就是精彩而抽象的答案了。
事實只有一個，但一個事實卻有千萬面，人因為自己的局限，往往只能看到自己認同的那一面，很少有人能面面俱到、看到一個事實的全貌，結果各人還是各有“事實”并各自相信。相信很正常，但我們很容易把“相信”變成了“認為”，加上了自己的觀點去鞏固這一切，這就構成了我們各自傲慢和無知的鎧甲。
更可怕的是，隨著知道越多、經(jīng)驗越多，這種鞏固的力量反而越強，人也越發(fā)自信——我們并不容易接納自己不認可的觀點，更趨向于接受自己認同的方向并不斷強化佐證這一切，而對于那些并不認可的，就巴不得蓋棺論定，用一個概念或者結論進行回避或無視。
所以說，就算我們懂了很多道理，也過不好自己的一生，不止是因為絕大多數(shù)道理沒有融入實踐，更因為這些我們“懂了”的道理是被我們的理解能力所提煉的，大抵已經(jīng)和實踐無關了。
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如果學習哲學的人非但沒有因此養(yǎng)成謙卑的習慣，學會鞭辟入里、小心謹慎地分析，反而借此贏得了知識上的驕矜，隨心所欲地濫用這些危險的語句，那將不止是對哲學的踐踏，而會戕害公共討論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常識感。
這句半個多世紀前的觀點至今仍讓人深感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