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zhàn)國畸形的佛教形態(tài)
佛教在公元6世紀中葉由朝鮮半島東傳至日本。時值日本國內憂外患，執(zhí)政的圣德太子認為佛教能凝聚民族信仰，鞏固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因而極力推崇佛法，佛教在日本國內得以長足發(fā)展。到了公元8世紀初，也就是中國的盛唐時期，唐王朝國力之強大令日本羨慕不已，日本派遣超過20次的使團出使唐朝，耳濡目染唐朝文化，日本佛教也就隨之走向了興盛。
任何宗教都是社會的產物，也會隨之而改變。到了日本幕府時期，日本國權力之牛耳掌握在武士階層手中，國內“士農工商”階級等級森嚴，加之戰(zhàn)亂不斷，導致下層“賤民”為了活命大批的投奔寺廟。而日本的貴族階層，也就是天皇、將軍以及地方大名這些“士”階層，大多有著家督繼位后他的其它兄弟們要出家為僧的傳統(tǒng)，目的是保證統(tǒng)治者的絕對地位。于是寺廟里就有了大批的亡命之徒和社會地位高受過高等教育的富二代官二代們。由于大多數人并不是因為信仰而出家為僧，在戰(zhàn)亂中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各寺院紛紛組建了被譽為“日本戰(zhàn)國最強步兵”的僧兵軍隊，僧兵多的寺院人數有上萬之眾，寺院也就成了“獨立王國”。他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拿起屠刀便是殺人狂魔，上陣戰(zhàn)斗時口中低吟著佛法咒語，自以為有佛祖保佑而不顧一切的往前沖殺，實在令人喪膽。
四面楚歌
“織田信長殿，你有什么不開心的事，說出來讓我開心一下。”這大概就是足利義昭最真實的內心獨白，織田信長在姊川合戰(zhàn)的勝利令足利義昭非常沮喪，他決定親自給信長制造點麻煩。
元龜元年，畿內五國之一的攝津國發(fā)生了一件事情，家督池田長正因為選擇能力優(yōu)秀的小兒子池田勝正作為繼承人，而被長子池田知正聯(lián)合三好一族流放了。被流放的長正可是織田信長的攝津國總代理人，于是足利義昭討伐篡權的知正也就顯得非常符合信長的心意了。本來是小規(guī)模沖突，可是打著打著四國島一帶的三好一族、齋藤龍興這些視織田信長為死對頭的人也參戰(zhàn)了，人數達到8000人，并攻陷了古橋城。這下織田信長不能坐視不管了，調來重兵約四萬人，而四國島的部隊也得到了兩萬“雜賀眾”雇傭軍的援軍，雇傭軍的首領是火炮專家鈴木重秀。兩軍交戰(zhàn)地點在攝津國石山附近，震天動力的喊殺聲與槍炮聲日夜不絕。正當信長的軍隊開始逐漸掌握優(yōu)勢的時候，石山本愿寺的僧兵們出現(xiàn)了。
“一向一揆”在日后長達十年的時間里一直是反對織田信長的主要力量，堪稱信長旗下武士們的噩夢。“一揆”是日文詞匯，意指同心協(xié)力，“一向”指的日本佛教的宗派“一向宗”，而石山本愿寺正是“一向宗”的大本營。“一向宗”認為只要多念念“阿彌陀佛”就能上西方極樂世界，可以娶妻生子，也無需戒葷戒酒，這對于普通人來說簡直不能再簡單了，因此信眾極多。本愿寺是世襲制，當時的本愿寺法主是顯如上人，這是一個政治色彩極其濃厚的和尚，娶了名門望族細川家的養(yǎng)女為妻，妻子姐姐的丈夫是有著“甲斐之虎”之稱的大名武田信玄。
按理說，織田信長這仗打得和本愿寺沒任何關系，這幫僧兵為何會突然出現(xiàn)呢？依筆者之拙見，一方面是足利義昭從中作梗，另一方面就是織田信長對于當時日本佛教的態(tài)度了。前面說到，當時的日本寺院儼然就是一個個“獨立王國”，擁有自己的獨立武裝，一心想統(tǒng)一天下的織田信長是絕對不能夠允許這樣的武裝力量存在的。
本愿寺顯如的參戰(zhàn)令戰(zhàn)斗的天平開始向四國島的部隊傾斜，攝津國的戰(zhàn)斗從7月持續(xù)到了9月，信長的主力部隊依舊打不開局面。而這時位于信長空虛大后方的淺井、朝倉勢力也發(fā)難了。他們這次聯(lián)合了比叡山延歷寺的僧兵軍隊，一共集結了三萬余人，兵鋒直指宇佐山城，宇佐山城是由琵琶湖西岸進攻京都的必經之路，鎮(zhèn)守這里的是信長旗下上將森可成，森可成幾乎參與了織田信長此前所有的重要戰(zhàn)役，戰(zhàn)功卓越，人稱“攻之三左”。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此刻森可成手上只有區(qū)區(qū)3000士兵，加上織田信治的2000援軍也不過才5000人。兩軍交戰(zhàn)的第二日森可成、織田信治便雙雙戰(zhàn)死。后院起火，織田信長只得放棄攝津國的戰(zhàn)事火速回援宇佐山城，琵琶湖西岸的危機因信長的及時趕到得以緩解。秋去冬來，到了11月，信長根據地尾張國附近的長島又出事了，長島愿證寺的“一向宗”僧兵們攻陷了尾張國小木江城，城主織田信興自殺。
1570年，這一年的織田信長36歲，本命年，這一年也是信長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年，奔命于各個戰(zhàn)場之間。妹夫淺井長政叛變，兩個弟弟信治、信興以及愛將森可成相繼陣亡。充滿憤怒的信長再也無法阻止內心殺戮的沖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