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尋找施耐庵》序

佘德余

2016年5月18日，接受諸暨市楓橋鎮人民政府之邀，我與浙江水滸研究會一行十余人，齊聚楓橋參加“三賢”文化研討會。會上，我宣講了新近撰寫的《楊維楨與〈水滸傳〉》一文。與會的現任諸暨市科技局副局長陳強同志是楓橋人，1989年畢業于紹興師專中文系，與我有師生之誼。他先后做過中學語文教師，諸暨日報社記者、編輯，又在諸暨市人民政府辦公室、大唐鎮人民政府、諸暨市廣播電視臺擔任過領導之職，閱歷豐富，學識廣博，會后即與我攀談楊維楨與《水滸傳》之間的關系。當時，他對《水滸傳》作者是楊維楨之說將信將疑。不料過了四個多月，他竟將《尋找施耐庵》的書稿目錄寄給我，爾后又將全部書稿內容寄我索序。一見目錄和書稿，油然產生“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感嘆。他真是我《楊維楨與〈水滸傳〉》研究的知己。
看了陳強同志《尋找施耐庵》的書稿，我大為驚奇和佩服。在六月至九月酷熱的暑天里，他一方面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盡責繁忙，一方面又在業余潛心閱讀《水滸傳》和楊維楨的詩文集，查閱《諸暨縣志》《楓橋史志》等大量資料，在此基礎上構思撰寫了煌煌二十五萬字的書稿，從中可以想見他對于楊維楨與《水滸傳》研究的熾烈熱情和頑強毅力，以及多年工作中獲得的廣博學識和豐富閱歷賦予他的才情和鉆研精神。
我的《楊維楨與〈水滸傳〉》一文，只是一種提綱挈領式的粗線條研究，而陳強同志《尋找施耐庵》一書，則是對楊維楨與《水滸傳》關系的多角度、多方位、多層面的細致深入的考證詮釋的研究。首先，他將楊維楨的生平經歷、思想傾向及詩文創作與《水滸傳》的主題思想作了深入的對應比照研究：如他認為楊維楨長期沉抑下僚、苦求苦等官府對他的再度任用、楊維楨為朝廷盡忠的心態，在宋江身上得以淋漓盡致地體現；“施耐庵的本”即《宋江》，疑是楊維楨曾經撰寫的《俠游錄》。其二，他將楊維楨生活的諸暨和楓橋的自然地理與《水滸傳》所描寫的人文環境作了深入的對應比照研究：如諸暨歷史上的“七十二湖”與水滸開篇的“遇洪而開”，諸暨北部水域就是八百里方圓的梁山泊原型，石碣湖蕩就是諸暨的白塔湖，二龍山就是楓橋全堂的桐崗山等等。第三，他將楊維楨的筆下人物及生平交友與《水滸傳》中的人物形象作了深入的對應比照研究：如楊維楨詩文中的孝人孝事與梁山好漢的孝道，《睦州李侯祠堂記》所記的人物李士龍身上有著燕青相撲、張清投石、花榮射箭、張順變鬼的影子，還有《楊維楨與宋江》《楊維楨與公孫勝》《鹽場司令與販私鹽的童威童猛》《閑通判黃文炳與諸暨吏目張德元》等等。第四，他將諸暨和楓橋的風俗、方言、地名、習武作了細致的對應比照研究：如《魯智深在五臺山吃楓橋狗肉》《梁山買市與諸暨廟會》《〈水滸傳〉諸暨（楓橋）方言舉例》《在全堂尋找梁山好漢的兵器》《在趙家尋找梁山好漢的拳棒》等等。第五，他將“施耐庵”與楊維楨的關系作了頗為新穎且合理的剖析，足備一說：如《“饅頭庵”到底是個什么庵》《“施耐庵”的另一種解釋》等等。
陳強同志多角度、多方位、多層面將楊維楨與《水滸傳》作對應比照研究，千方《尋找施耐庵》，使我們不得不相信“楊維楨就是施耐庵”、“施耐庵就是楊維楨”的推斷有理有據，而且令人心服口服。這不僅僅是我的偏愛，相信讀過這本書的讀者都會有這樣的感受。其實，尋找的結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尋找的過程。陳強同志建立在文史基礎上的求索與論證，為水滸研究和楊維楨研究趟出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不失為一次大膽、積極、有效的文化探索與發現。
以前我只為自己的著作寫序，卻從未為他人著作寫序，這次受陳強同志之邀，盛情難卻，勉力為之，不知當否。
寫于廊橋南風和苑
2016．10．1

序二

多余的擔憂

潘 丹

當“白塔湖就是梁山水泊的原型”在坊間傳得紛紛揚揚的時候，我很冷靜，甚至還有些反感，總覺得沒有史料的有力佐證，便是無稽之談，就自然而堅定地站在反方的隊列。
弘蟲與我們一起編著完成《我們的傳家寶》之“家訓匯編”與“家訓縱論”后，閑不住的他又開始尋找下一個探究課題。有一天，他竟一本正經地說，他想寫“水滸里諸暨元素”。這著實讓我們替他擔憂。因為涉足這樣的課題會得不償失，招來譏諷和嘲笑是必然的，甚至會毀了他在諸暨文字圈里的口碑。但無論我們怎樣竭力勸阻，弘蟲卻毅然決然，壯士一去不復返了。
我初涉文字圈，簡單地將搞文字的人分成界線分明的兩類，搞文學的和搞文史的。與弘蟲認識數十年了，知道他是搞文學的，甚至跟八旬老父談及陳強時，老人竟也脫口而出：“就是那個弘蟲吧！”確實，弘蟲的鄉土散文和他的筆名已經深入人心了，《老家》《那時候》《與稻草為伍的日子》……一本本描寫兒時記憶、農村風情的散文集，足以讓我們這一代以及我們的父輩產生強烈的共鳴。
未及天命之年，就已功成名就，但弘蟲不愿圈在文學的柵欄里，他竟跨界了。他開始從《元史》《明史》《乾隆諸暨縣志》《光緒諸暨縣志》等歷史古籍中，收集整理出南北朝至清代180余位諸暨孝子孝女，提煉弘揚諸暨傳統孝道文化。根據他們的行孝事跡，參照“中國二十四孝”的寫法，每篇文章取四字標題，如《舍命護棺》《侍母成醫》《五世慈孝》《知縣受杖》《督子課讀》等，撰寫了一本《諸暨孝事》。一段段簡練得近乎枯燥的古文，經弘蟲妙筆生花，成為一個個豐滿的孝故事。《諸暨孝事》成為諸暨孝文化教科書，并達到了文學與文史的完美融合。
由此一發而不可收，弘蟲一腳踩著文學圈，一腳踩著文史圈，如腳踏風火輪的哪吒，操控自如，風生水起。在《諸暨孝事》的撰著過程中，他的眼光不由自主地被老家先賢所吸引，在楊維楨的樂府詩中找出了30首詠孝詩，逐一解讀，匯集成《蓼莪情——楊維楨詠孝詩筆記》。又此后，弘蟲如著了魔，廣泛收集研讀楊維楨的著述及史料。他將它視作一根纏綿的藤蔓，只要攀登定能“摸”著甜美的好瓜；他將它視作一條粗壯的竹鞭，只要埋頭總能“掘”到豐腴的冬筍。
果不其然，這次他又大膽求證“施耐庵就是楊維楨”，讓我們驚出一身冷汗。眾所周知，《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究竟是何許人？籍貫在何處？一直是文學史上的謎，文學、文史圈的大咖們也嘗試破解這個難題，但都以無解而告終。也許想掐滅弘蟲近乎狂妄的火苗，我竟也關心起施耐庵和楊楨維來了，翻資料，找度娘，得到了很多淺顯的反證：施耐庵與楊維楨的生年同是1296年，卒年都為1370年；兩人都在錢塘呆過；張士誠“累招之”，楊維楨“不赴”，施耐庵“征聘不應”；至晚年，朱元璋召，楊維楨先“婉辭不去”，后“即乞歸家”，施耐庵“屢征不應”……這難道僅僅只是巧合嗎？我開始慢慢地動搖我的立場了。
此時，弘蟲則已開始撰稿了，每隔幾日，就在我們的微信群里發一篇稿子，來個“劇透”，我知道這是弘蟲在給我們不斷“洗腦”，也是用這樣的方式寬慰我們這些文兄文弟，我仿佛聽到一個堅定的畫外音：“看看這些有力的證據吧，你們大可不必憂慮，即使是教授專家也會認同的。”細讀一集又一集的“劇透”，所言果然不虛。如精明的偵探，弘蟲圍繞著楊維楨相關的史料和《水滸傳》原著，抽絲剝繭，尋覓著常人無視的“著施楊跡”，從而獲取了大量的證據。如：
楊維楨晚年避居松江時“不下樓”“不答禮”“事不對”的反常行為，分明告訴我們他在進行秘不示人的小說創作。
楊維楨在《送關寶臨安縣長序》和《中山盜錄》中“美化”了盜寇的形象。
從幼時喜好、崇尚道術、生活經歷、人生心態、民本思想、孝順品德、軍事才能等七個方面對照，楊維楨酷似《水滸傳》中的公孫勝。
《水滸傳》里有七十二地煞，諸暨有七十二湖，當天降大雨時，洪水從各個山頭奔流而下，匯入湖中泛濫，恰如“地煞”一般，借物喻人，還原作者的創作靈感。
對《水滸傳》與楊維楨的兩首華山詩進行“基因比照”，發現相似度極高，作者疑為同一人。
楓橋全堂有座桐崗山，桐崗山上有個饅頭庵，饅頭庵原來叫佛子庵，在楊維楨心目中，佛子庵就是施耐庵，因為楊維楨在佛子庵里韜光養晦了整整三年。
《水滸傳》開篇出現一個道童，他倒騎在牛背上，吹著一管鐵笛，這個“倒騎一笑”的鐵笛道童，就是“鐵笛道人”楊維楨的化身。
走訪吳子里，楊維楨樂府詩《桃花犬》中的“虎髯生”吳銓與“美髯公”朱仝可對號入座，而“折臂生”吳立則像極了斷臂的武松。
《水滸傳》中提及的酒，如白酒（米酒）、老酒（黃酒）、村醪水白酒（米酒）、茅柴白酒（柴子酒），喝酒稱吃酒，倒酒叫篩酒，罵人用“黃湯”，與楓橋的酒文化完全一致。
更為奇妙的是，如果將“施耐（內）庵”“東維（佛）子”“楊維楨”九個字按文王八卦圖排列，竟得到“佛子庵內施東楊維楨”這樣一句完整的話，其中就隱藏著“施耐庵”這個名字。
《水滸傳》中竟然還有許多地道的諸暨楓橋的方言，“家生”（器物）、“肚饑”（肚子餓）、“應承”（答應）、松爽（爽快）、“偏生”（偏要）、“清醒白醒”（神志清醒）、“做個不著”（自我犧牲）……
類似的證據還有許許多多，不一一列舉。那么，當這些強有力的證據呈現在你的面前，假如由你來審理這樁文化官司，讓你判定“施耐庵到底是施彥端還是楊維楨”時，你一定會堅定地落槌，并大聲宣布：施耐庵就是楊維楨！
感謝弘蟲，從天文地理、詩詞典籍、民風民俗等多個維度進行全方位論證，令我們腦洞大開，讓文史的閱讀變得生動。文史研究重實證，包括實物、史籍記載、文獻輯錄等，但在“施耐庵究竟是誰”仍無法找到史料直接佐證的前提下，弘蟲的“尋找施耐庵”無疑為我們開辟了施耐庵與楊維楨研究的一條新路，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2016.10.1

作者的話

陳 強

“《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可能是諸暨人楊維楨”，這句話是我曾經的老師紹興文理學院中文系佘德余教授提出來的。消息一出，石破天驚。大家都不敢相信。當初聽到這個消息時，我也堅決不肯相信，私下還曾與朋友探討，列舉楊維楨寫水滸小說的種種不可能。但是，在沒人強迫我相信的前提下，后來我竟然慢慢地相信了。
當初不相信“施耐庵就是楊維楨”，是因為我沒有研究就信口雌黃，我既沒有研讀過水滸小說，也沒有全面了解楊維楨的身世與作品。后來出爾反爾，慢慢地開始相信，直到最后徹底地堅信，是基于我一字不漏地接連看了兩遍《水滸傳》，又穿插閱讀人們不愿涉獵的楊維楨幾十萬字的詩文，同時夾雜閱讀《乾隆諸暨縣志》《楓橋史志》及部分氏族的宗譜藝文。這一讀，就慢慢讀出了一個門道。無論是從楊維楨出發抵達《水滸傳》，還是從《水滸傳》出發抵達楊維楨，始終有一條寬闊的道路暢通無阻。這個互通，就是“施耐庵就是楊維楨”的證據。
書稿全部形成后，我的腦子里形成這樣一個認識：“施耐庵就是楊維楨”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完全取決于對楊維楨的熟悉程度！如果我們對楊維楨有100%的了解，那么我們就會說施耐庵100%就是楊維楨；如果我們對楊維楨只有50%的了解，那么我們對于施耐庵的認定也就半信半疑了。事實上，人們普遍只是聽說過楊維楨而已，對于他的1500余首詩、12萬字的《東維子集》以及無法統計的大量佚文則知之甚少。我從當初的堅決不信，到后來的慢慢相信，到最后的徹底堅信，就是一個不斷了解楊維楨、不斷閱讀楊維楨的過程。現在我自我評定施耐庵90%就是楊維楨，剩下的10%留給類似于“楊維楨，別號施耐庵”這樣白紙黑字的史料記載，但實際上這個10%可能是永遠也找不到了。
長期以來，施耐庵的真實身份始終是個謎。但有一點已成共識：“泉唐施耐庵”絕不是“江蘇施彥端”。那么重新尋找施耐庵，就是一件有意義的文化探險了。我認為，“泉唐施耐庵”就是“泉塘楊維楨”，這樣的認定其實早在“施耐庵，字彥端”之前就已經形成了。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在施耐庵的簡介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其實就是楊維楨的復制。直白地說，當初將施耐庵說成施彥端的始作俑者，就是根據楊維楨的簡歷進行改編加工的，然后將歪曲變形后的簡歷套在了施彥端頭上，以致出現了施彥端與楊維楨生卒年、中進士、官錢塘、與當道不合、朱元璋屢征不應等情節完全相同的“奇跡”。楊維楨當初用施耐庵為筆名，可能是為了避免給家族后代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沒想到六百年后還會遭人侵權。幸運的是，“施耐庵”只是一件馬甲，他人無論怎么穿也穿不出楊維楨寫水滸的合身與氣質來。現在我們尋找施耐庵，就是要在楊維楨的家鄉和楊維楨的詩文里尋找“著施楊跡”，將施耐庵寫水滸小說的正面，與楊維楨詩文留痕的反面，重疊并粘合在一起，還原出某些歷史的真相。
這本書在寫作之初，純屬一種猜測與聯想，甚至擬定書名為《水滸的聯想》。但寫到后來，文字慢慢有了考證的味道，找到的證據越來越令人振奮，楊維楨的身影也與施耐庵合二為一了，于是將書名改成了《尋找施耐庵》。書的前半部分是后期寫成的，突出了考證；書的后半部分是前期寫成的，突出了聯想。我不揣冒昧，將一己之拙見結集印行，只想拋磚引玉，求教于大方之家，便于此書修訂后再版。楊維楨一生經歷豐富，足跡遍及水滸小說里提及的眾多地方，而我的視野局限于楊維楨故鄉，期求同道文朋不吝賜教，為我將來寫作出版《尋找施耐庵（二）》助以一臂之力。
特別感謝楓橋鎮黨委政府，在《尋找施耐庵》出版之際，就提前將發行宣傳與楊維楨研究等工作列入議事日程，作為唱響三賢文化、打造文昌楓橋的內容之一，使得本書的社會價值得以充分發揮。特別感謝葛煥標中將和陳興雄、陳克渺、周平楠、魏堯鑫等楓橋鄉賢前輩揮毫潑墨，為本書增色添彩。
感謝楓橋畫家陳勵忠和企業家馮鐵堯，我能完成這本書的編撰，得益于兩位的鼓動和相助。畫家陳勵忠開始也是“施耐庵就是楊維楨”的反對者，但后來出爾反爾的速度比我還要快，并且迅速成為“施耐庵就是楊維楨”的宣傳員，起因于楓橋的地理風俗，以及孩提時聽過的阿章爺爺的老故事與水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企業家馮鐵堯重商更重儒，他將文化看得很重，不僅為我提供了重要的“資料情報”，還“拔刀相助”，放下手頭忙著的生意，救我們于實地考察車陷人困的“水深火熱”之中。“三人行，必有我師。”如果沒有他們的催促、鼓勵與幫助，也就不可能有《尋找施耐庵》的誕生了。

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