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文

日前，諸暨因出了本《尋找施耐庵》的書，將《水滸傳》作者施耐庵指向元末明初“文章巨公”、“詩壇領(lǐng)袖”楊維楨，頓時輿論洶涌，既有點贊叫好的，也有橫加指責的，爭論持續(xù)發(fā)酵。
“施耐庵”作為一個符號，可以是楊維楨，也可以不是楊維楨。但是，《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絕對不是我們原先所認定的施彥端，這早已有文史研究的定論。《尋找施耐庵》正是在施耐庵身份不明的背景下，進行的一次文化探索與發(fā)現(xiàn)。楊維楨與施耐庵或許一時還難以劃上圓滿的等號，但為我們提出了“施耐庵就是楊維楨”的全新一說。在考證了幾百年，專家教授苦苦尋覓未果的情況下，《尋找施耐庵》進行楊維楨詩文和水滸小說的比較閱讀，原本就需要有一番沉潛的工夫。在淺閱讀盛行的當下，這樣的閱讀行為值得致敬，這樣的閱讀體驗難能可貴。或許，《尋找施耐庵》還有它稚嫩的一面，但是在文字里尋找，總比脫離文本的研究管用得多，閱讀體驗的分享，也比泛泛而論的研究更能吸引讀者。如此說來，《尋找施耐庵》未嘗不是文史研究的一種補充，也未嘗不是深度閱讀的一種體驗。
《尋找施耐庵》有先行者的意義，它既不是嘩眾取寵，更不是搞什么噱頭，它與西施的爭搶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梁啟超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指出，歷史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提倡“經(jīng)世致用”，通過對歷史的研究，為解決當前的現(xiàn)實問題服務(wù)。《尋找施耐庵》雖不是歷史研究，但它大膽而科學的猜想，既符合“經(jīng)世致用”的史學觀，也符合章學誠所提倡的“六經(jīng)皆史也”的觀點。非常欣喜的是，雖然遭遇了無端的指責和討伐，但《尋找施耐庵》的現(xiàn)實意義已日益顯現(xiàn)，那就是為楓橋“文創(chuàng)小鎮(zhèn)”注入了新鮮血液。此前楓橋“三賢”研究始終停留于淺表層次，這次借助《尋找施耐庵》一書，吸引了大批文史愛好者真正深入挖掘楊維楨這位“文章巨公”，這無疑是《尋找施耐庵》的又一個貢獻。
胡適有句名言，叫做“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這句話對中國的文史研究和新文化運動起到了推動作用，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是求新精神和求實態(tài)度的結(jié)合。現(xiàn)在用胡適的這句話來評判和要求“尋找施耐庵”的文化探索，依然十分貼切。既然《尋找施耐庵》已經(jīng)對未解決的問題提出了新的假設(shè)，那么接下來就是包括楓橋三賢文化研究會在內(nèi)的廣大文史研究者們“小心求證”的過程了，尊重事實，尊重證據(jù)，深入挖掘，我們期待“施耐庵就是楊維楨”一說，會越來越有說服力。

原載2016年12月14日《紹興日報》